聚居村发表评论(0)编辑词条

　　“蚁族”，是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他们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1]
　　

形成原因
　　从社会层面看，北京聚居村的形成始于2003年我国首批扩招大学生毕业。当时形成巨大的就业高峰，此后毕业生人数更是年年剧增。据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统计，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在2008年599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0万左右，导致人才市场供大于求。
　　[2][3]此外，大学专业设置和市场需求脱节，相比来说，一些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反倒比大学生更容易找到好工作。比如，在黑龙江一所高校读国际贸易的朱明，2005年毕业后来到北京打拼。可他的专业很难找到对口工作，几经周折，不得不转行做了营销策划。营销类的工作，虽然没有专业要求和学校歧视，但竞争激烈，待遇微薄，不得已只好住在聚居村。与此同时，大城市的吸引力也加剧了聚居村的壮大。根据调查，生活在其中的大学毕业生，有近半数人选择留下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北京的工作机会多，城市环境优越。
　　而从客观条件来看，廉思说，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虽然多远离市中心，但交通颇为便利。拿唐家岭、小月河来说，那里有很多公交车可以直通市内，虽然车况拥挤，但路线便捷。
　　其次，聚居村的房租很便宜，相比于北京中心地带动辄两三千块钱元的费用，聚居村每月只要两三百元的租金，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除了生理、安全需求以外，人们接下来最重视的即为归属感。对于独自闯荡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在远离师友亲朋的环境中，与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获取更多的安全感。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有高达74.8%的受访者最不满意的是自己的经济收入状况，而最满意的就是自己的人际关系。
　　眼下，这些聚居村在壮大的过程中，也逐渐显现出另一个趋势——一些月薪相对较高的大学毕业生宁愿舍弃繁华的居住区，搬到这里来居住。
　　比如黄琼，2004年，她从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英语系毕业，来到北京。目前，她在一家国际会展公司工作，月薪4000多元。刚到北京时，她的家人不放心她一个人租房子，就联系了北京的亲戚，黄琼很快就住进了免费的房子。
　　“跟小月河学生公寓比起来，那套房子简直就是豪宅，装修得特别好。可是，那种孤单让我受不了，原来南京的同学大多在杭州、上海工作，在北京我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一到周末，我就买一堆吃的，在家看两天电视，人都快憋傻了。”黄琼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朋友给黄琼推荐了小月河的“大学生村落”，她毫不犹豫就租了个床位，住了进来。

　　在北京，像唐家岭、小月河等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居住着许多像李竞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年龄集中在22～29岁，受过高等教育，但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主要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廉思历时2年，深入唐家岭等地，经过大量的个案调研与数据分析，将这群人的生存状态撰写成专著《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该书于2009年9月出版发行，除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的推荐外，还吸引了诸如《北京青年报》、《文汇报》、《华商报》等大批媒体的关注。近日，关于“蚁族”的研究已被正式列为国家级课题。
　　之所以称这群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为“蚁族”，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个体虽然犹如蚂蚁般“弱小”，但聚集起来的力量却很大。作为此次研究课题的负责人，廉思告诉《北京科技报》，两年间，调研团队对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的东北旺、西北旺、二里庄小月河、沙河镇、肖家河等乡镇的七个“聚居村”发放了563份调查问卷，对“蚁族”的工作、学习、婚恋、业余生活、网络行为等进行了基本分析。最后得出的调查结论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思想情绪波动大，主要靠互联网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