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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朱见深

    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年），原名朱见浚，明朝第八位皇帝，在位23年（公元1465-公元1487），年号成化，父亲明英宗朱祁镇，母亲周贵妃，死后葬于明十三陵之茂陵，谥号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简称纯皇帝），庙号宪宗。

姓名：朱见深（原名朱见浚）
出生：正统十一年（1447年）
卒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
享年：41岁
属相：兔
在位：23年
年号：成化
谥号：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纯皇帝）
庙号：宪宗
父亲：明英宗朱祁镇
母亲：周贵妃
初婚：18岁
配偶：吴皇后，王皇后
子女：14子，5女
继位人：明孝宗朱祐樘
    明宪宗宪宗朱见深，初名朱见浚。在他3岁的时候，父亲英宗朱祁镇在与蒙古瓦剌部的交战中被俘。他的叔父明代宗朱祁钰继承皇位。他被立为太子。但是，当他的叔父逐渐牢固地控制了政权之后，就改立了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而废除了他的太子身份，改封为沂王。在他11岁时，父亲朱祁镇重新成了皇帝，他又成为了太子。这一年，他改名朱见深。天顺八年（1464年），18岁的朱见深继承了父亲的皇位，开始了他23年的统治，年号成化。他不像他父亲那样富有激情，喜欢冒险。他的性格安静、谨慎、宽和，信任大臣。他性格中最仁厚的一面，表现在他对他的叔父景帝的态度上。成化三年（1467年），一个名叫黎淳的官员请求追查当初废除他太子之事，宪宗批答说：“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所以，清朝人修《明史》，说他“恢恢然有人君之度”。终成化一朝，除了南方广西的瑶族叛乱、荆襄郧阳山区的流民以外，政局基本上比较平稳。所以，明朝人称成化、弘治为太平盛世。其实，正如历史学家孟森所言，成化时期朝政极其秽乱。只是因为祖宗积下的财富甚多，还不至于扰民，所以尚能称作太平。
    朱见深说话有严重的口吃，明人陆容《菽园杂记》记载说，宪宗每次上朝，如果准许大臣所奏之事，只说一个“是”字，以免出丑。因此影响了与大臣面对面地交流，也使他不愿意上朝理政。这样，很多事情需要通过身边宠幸的人传达旨意，也使他们有了干预朝政的可能。具体而言，成化一朝朝政的混乱，多半是因为宪宗对贵妃万氏、宦官汪直和梁芳的宠信所致；而朱见深所倡行之皇庄、传奉官、西厂，亦是极大的弊政。
子女

长子 未及命名（夭折）：万贵妃生。
次子 悼恭太子 祐极：柏贤妃生。
三子 即明孝宗 朱祐樘，纪太后生。
四子 兴献王 祐杬：邵太后生。追赠为睿宗献皇帝。
五子 岐惠王 祐棆：邵太后生。
六子 益端王 祐槟：张德妃生。
七子 衡恭王 祐楎：张德妃生。
八子 雍靖王 祐枟：邵太后生。
九子 寿定王 祐榰：姚安妃生。
十子 未及命名（夭折）：王敬妃生。
十一 子汝安王 祐梈：张德妃生。
十二 子泾简王 祐橓：杨恭妃生。
十三 子荣庄王 祐枢：潘端妃生。
十四 子申懿王 祐楷：杨恭妃生。
女:
长女 仁和公主
次女 永康公主
三女 德清公主
四女 长泰公主
五女 仙游公主

    天顺八年（1464年）七月二十日，朱见深大婚。所谓大婚，就是专指皇帝的婚娶。朱见深当时婚娶的吴氏，是由父亲朱祁镇选定的。由英宗朱祁镇选定而育于别宫的女子有三名，即吴氏、王氏和柏氏。皇帝的婚事，自然是隆重的。但是，仅仅还不到一个月，吴皇后就被废。取而代之的是王氏，即后来的孝贞皇后。吴氏被废背后的缘由，一直为人所猜疑。一种说法是太监牛玉专恣，讨厌太监牛玉的人想借机夺去他的权柄，故挑动皇帝废后。皇帝自己的说法是吴皇后“举动轻佻，礼度率略”，且可能在册立时牛玉有舞弊的嫌疑。

明宪宗--朱见深《岁朝佳兆》

    然而，吴氏虽被废，但“舞弊”的牛玉却只是发配到南京的孝陵去种菜。迂腐的官员以为牛玉真是犯有欺君之罪，于是纷纷上疏说对牛玉的惩罚太轻。结果，朱见深将上疏的官员王徽、王渊、朱宽、李翱、李钧贬到边远的州去做专管刑狱的判官。因此，“牛玉舞弊”的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真正的原因是吴皇后得罪了皇帝宠爱的万氏。万氏（1430年—1487年），小名贞儿，本是宪宗的祖母孙太后宫中的一名宫女，诸城人，4岁就选入宫中，长大后选往东宫服侍朱见深。万氏比朱见深年长17岁。朱见深18岁即位以前，就与万氏关系暧昧。有趣的是，宪宗朱见深一辈子对万氏都非常宠幸。成化一朝的内宫，基本上是万氏主宰着，进而影响了外廷的政治。

一、宠冠六宫
    万氏为人机警，身材丰满，很会迎合皇帝的心意。每次皇帝游幸的时候，她总是穿着戎装，骑着马为前驱，或佩刀侍立左右。相比六宫粉黛的柔姿弱态，身着戎装的万氏自然给朱见深一种新鲜感。这是万氏邀宠于朱见深的关键。不过，皇后吴氏初立时，大概是恨朱见深与万氏的暧昧关系，竟敢以后宫之主的身份杖责万氏。皇帝获悉此事，便毫不犹豫地废了吴皇后。继立的王皇后，自然从中吸取了教训，对万氏的态度比较友善，不大理会万氏的横行霸道。王皇后的明哲保身态度，以及皇帝对万氏的宠幸，使万氏成为成化朝后宫真正的主人。特别是成化二年（1466年）正月，万氏生下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朱见深非常高兴，派人四处祭祀山川，封万氏为贵妃。但是，万贵妃所生的皇子不久便死了。
    此后万氏再也没有怀孕。万氏虽然不能怀孕，但是皇帝却还是很喜欢她。俗话说，皇帝不急太监急。皇帝多年来没有儿子，让外廷的大臣们也着急。大臣们也许都听说是万贵妃在作梗，就上疏请皇帝“溥恩泽”，也就是请求皇帝多宠幸宫中其他的嫔妃。成化四年（1468年）秋，出现了几次彗星。在古代，彗星的出现意味着不祥。于是，大学士彭时、尚书姚夔也上疏请求皇帝要扩大宠幸的范围，以广后嗣。皇帝表面上同意，但行动中仍然专幸万氏。所以，万氏在宫中越发地骄横起来。太监中谁违背了她的意思，就立即被赶出宫去。宫中的妇女一旦谁与皇帝发生关系并且怀孕的话，就千方百计命人进药汤，使其堕胎。贤妃柏氏生下一子，即悼恭太子，也为万氏所害。后来的明孝宗，若不是宫中的宫女、太监、废后吴氏、周太后的百般保全，恐怕也遭了万贵妃的毒手。但是，即使这样，宪宗朱见深对于万氏一直非常有感情。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万氏暴病身亡。宪宗非常伤感，哀叹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辍朝七天，谥万氏为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

万贵妃

二、结纳外廷
    万贵妃的骄横，不但影响了成化一朝的内宫的生活，而且还间接地影响到外廷。一些士大夫，不顾颜面，乐意与万贵妃及其家人相结纳。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大学士万安。万安，字循吉，眉州人，正统十三年进士。万安此人虽无学问，做大学士期间只知道依从皇帝，被人称作“万岁阁老”。“阁老”是明人对内阁大学士的称呼。“万岁阁老”的名称有个来历。

    成化七年（1471年），已经入阁两年的万安与另外两名大学士彭时、商辂（lù）一同去面见皇帝议事。彭时和商辂向皇帝提出，京官的俸薪不宜削减。皇帝同意了。万安在旁边，立即叩头高呼万岁，弄得彭时、商辂也只得同时趴下高呼万岁，之后退出。这么一次精心安排的议政会议，大学士们本来是想要解决很多问题的，却因为万安这一声“万岁”，遂告流产（按明朝惯例，大臣呼“万岁”即是奏事完毕）。而且，从此宪宗基本上不再召见大臣。此后，大学士尹直想得到宪宗的召见直接面谈朝政问题，万安便劝阻道：“当初彭公请皇上召见，一句话不对劲，就立即叩头称万岁，让人笑话呀！我们每件朝政尽量做到知无不言，让太监们选择给皇上，比当面议政好得多呀！”一句话，竟然把当初自己演出的丑剧全部归过于彭时，可真算是“不学有术”。他最无耻的杰作，恐怕是在给宪宗的奏疏中大谈房中术。

明宪宗--朱见深

    后来，孝宗在宫中见到这些奏疏，文末署名“臣安进”，于是派太监怀恩向万安问罪：“这可是一个大臣做得出来的？”万安却一点羞辱的感觉也没有，只一个劲地叩头，连辞职的场面话都不愿说，脸皮可真厚，所以当时的人讥讽万安，说他“面如千层铁甲，心似九曲黄河”。作为一个政客，万安肯定觉得自己最成功之处就是结交上了万贵妃。本来，眉州在今四川的眉山县，诸城则在今山东的诸城县，两地相距甚远。然而，万安却费尽心机与万贵妃联宗，摇身一变成了万贵妃的侄辈。万贵妃则因为出身贫寒，正希望有一个士大夫来撑撑门面。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同宗。更耐人寻味的是，万贵妃的弟弟锦衣卫指挥万通的妻子王氏，竟然有一个送给别人抚养的妹子成了万安的小老婆！此后，万安利用万通妻子王氏出入宫廷的便利，探听宫中虚实，并依靠着万贵妃的影响力一直安稳地做他的大学士。只是，不曾令万贵妃想到的是：她死后不久，孝宗即位，有人上疏要查办曾经与万贵妃交结的人，万安就赶紧申辩说：“我和万贵妃早就不来往了。”其实，也许正是万安的无能与软弱，才使万贵妃的影响力没有过度地在外廷扩散。不过，万安只是一个油滑的小人，而不是一个十恶的坏蛋。他做大学士时还做过一件好事，就是顺应当时的情势请求宪宗废除了西厂。

朱祐樘

三、图谋易储
    成化一朝的储位，是在成化十一年（1475年）就确立了的。这一年的十一月，年仅6岁的朱祐樘被立为太子。之前的六月，太子的生母纪氏已经去世了。纪氏是不是姓纪，也有疑问。据谈迁《国榷》记载，纪氏“广西贺县人，中军都督福斌女……弘治初内庭言本出李氏，入宫时误为纪，故遂称纪氏”。按这种说法，纪氏真实的姓是李，父亲名李福斌。不过，这些明宪宗元宵行乐图都只是弘治初的说法。

    弘治初，孝宗朱祐樘出于对生母的怀念，曾经四处寻找纪氏的族人。利之所在，众之所趋，谣言也因此四起。然而，号称严谨的《明史》既然仍然主张朱祐樘的生母姓纪，我们姑且也认作是纪氏。纪氏很小的时候就入宫，据说，成化初年（1465年—1466年）的大藤峡之战，政府军队俘获了许多瑶族的子女。其中面貌姣好的女子就送进宫中做了宫女。纪氏正是瑶族土官的女儿。纪氏聪慧，而且知书达礼，在宫中负责内库的事务。后来，纪氏与宪宗的一次邂逅，就怀上了朱祐樘。之后的事情，就与许多的宫中阴谋版本类似，得宠的万贵妃千方百计企图加害纪氏，而宫中善良的太监如张敏、怀恩以及被废的吴后、宫女们则尽力保全。据说孝宗刚生下来的时候，头顶有一寸左右没有头发，说是药汤对胎儿的损伤所致，显然还是遭了万贵妃的毒手，只不过真命天子命不该绝罢了。朱祐樘在皇宫的一个偏僻之所（安乐堂）生活了6年，一直不敢公开露面，甚至连胎发都不敢剪。

    在朱祐樘之前，宪宗已经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万贵妃所生，早就死了。另一个是柏妃所生，却被万贵妃害了。因此，当宪宗朱见深从太监张敏那里获知朱祐樘的消息之后，非常高兴。几个月之后，就立为太子。但是，万贵妃却深怀怨恨。据说万贵妃在宪宗认子之后，日夜哭泣说：“奴才们竟敢欺骗我！”接着，纪氏就死了。死的原因据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的一个老太监说是自缢的。太监张敏也因为害怕万贵妃的报复而吞金自杀了。明眼人也许都知道，万贵妃自然容不得这个孩子。于是，宪宗的生母周太后对宪宗说：“你还是把孩子交给我照看吧！”从此，朱祐樘就一直生活在祖母的仁寿宫中。有一天，万贵妃说要请皇太子过去吃东西。周太后就对孙儿说：“孙儿你去那里不要吃东西。”朱祐樘到万贵妃那里，万贵妃给他食物，朱祐樘就说：“吃饱了。”万贵妃就说：“那喝点汤吧！”朱祐樘说：“怕有毒。”万贵妃非常生气地说：“这小孩子才几岁，长大了还不吃了我？”一气竟生起病来。

明宪宗万贵妃

    这件事，自然对万贵妃深有影响。废储的事，也许从此就埋下了伏笔。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宪宗发现内库里的金银都花光了，就对当时的大太监梁芳、韦兴说：“靡费帑藏，实由汝二人！”接着，皇帝又说：“我不追究你们，后人会责怪你们的。”两个人听后非常担心，就撺掇万贵妃把她也不满意的朱祐樘废了，改立邵妃的儿子。这一年的三月，宪宗听了万贵妃的谗言，要将朱祐樘废了。太监怀恩苦谏，却被贬到凤阳去守陵了。幸好，泰山连续地震。钦天监的人说应在东宫太子身上。宪宗认为，祐樘是天命的合法继承人，才打消了废储的想法。易储一事虽然没有成功，却在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万贵妃对于成化朝宫中事务的影响，也反映了成化朝宦官的作用。按照明朝的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死后才能葬于天寿山陵区，像万贵妃这样的妃子只能葬在西郊的金山。万贵妃很幸运，死在宪宗朱见深的前面。作为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她被朱见深安葬在十三陵陵区。今天在定陵西南约两公里处的苏山脚下，有一占地约两万平方米的陵园，即是万贵妃墓。墓碑雕云凤纹，中间一“卍”字，既表墓主“万”姓，且寄吉祥之意，真是宠尽于身后！明末的沈德符曾感叹地说：“妇人以纤柔为主，万氏身体肥胖，与纤弱相反，而获异眷，就像杨玉环得宠于唐明皇一般！”

两个宦官：汪直与梁芳

    明代的皇帝实际上从太祖开始，就基本上接受“宦官官僚政治”的思想。有历史学家曾指出，明太祖使用识字的宦官并在宫外的政府中委以重任，而《明史》中反复提出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其实根本不存在。明成祖的时候，宦官执行任务的范围明显更广，例如郑和就是明代历史中最著名的宦官。英宗时王振的专权，首开明代宦官专权的乱局。成化朝则出现了宦官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而且宦官专权与特务政治进一步结合，特务组织成为宦官专权的利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一位都察院的官员上疏，抱怨宦官的数目已经突破了一万人，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当然，宦官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对于朝廷和士大夫的威胁是次要的，真正对士大夫构成威胁的是宦官的乱政。成化一朝专权的宦官，基本上都是依靠万贵妃而起家的。汪直、梁芳、钱能、覃勤、韦兴等人，都是万贵妃的私臣。他们总是借万贵妃修建寺庙的名义，在外面大敛民财，一面贡献给万贵妃，一面自己揣进腰包。当然，其中专权而能乱朝政的，当是汪直与梁芳。

一、汪直
    与宪宗的妃子、孝宗朱祐樘的生母纪氏一样，汪直的入宫也是成化初年大藤峡一战的副产品。他也是瑶族人。在明代历史中，汪直可能是继英宗朝王振之后又一个著名的专权者。他的生活，可以分为三期。早期是侍奉万贵妃的小太监，在昭和宫里当差，慢慢地升为御马监太监，做了一个管御马、进贡马骡的七品内官。中期是成化十三年（1477年）至成化十八年（1482年），期间汪直的身份是提督西厂。这是他权势最盛的6年。晚期是成化十七年宪宗将汪直闲置在边陲，然后再把他放到了南京的御马监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汪直干预政治，也就是提督西厂的6年。

    关于西厂，我们稍后再谈。这里先谈汪直的为人。据《明史》说，汪直的主要特点就是“为人便黠”。“便”通“辩”，成化年间的“奉天诰命”也就是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意思。“黠”是狡猾的意思。单“便黠”二字，就可见汪直的性格。《明史》对汪直性格的描述还有一点，即“年少喜兵”。他最喜欢做的事情，除了做特务之外，大约就是领兵打仗了。当然，太监在军队中的职务一般就是监军了。他曾经领着京城十二团营的军队远征过。团营是景帝时期开始创建的京城精锐部队，能控制这样一支军队，足以说明汪直的威势了。不过，也许正是喜欢领兵的毛病，使他远离了皇帝，也远离了他赖以专权的依托。成化十七年（1481年），远征的汪直请求班师。对汪直越来越不感兴趣的宪宗叫他继续去宣府御敌，过不久又让他去大同巡边，却把军队全部撤了回来。之后，汪直就再也没有回到皇帝的身边，而是直接发配到南京御马监去了。

    其实，汪直的性格，还有很多层面，例如，他的骄横。据《皇明世说新语》说，汪直每到一个府、县，当地的官员都得跪着迎接，竭其所能地招待他，一旦有什么不周的地方，汪直就会这样问：“尔头上纱帽谁家的？”有一次，汪直的问话得到一个很诙谐的答案。一个县令说：“某纱帽用白银三钱，在铁匠胡同买的。”这一次，汪直大笑，也没有责怪那名县令。从这件事看来，汪直并不是一个无赖，起码还是懂得一些情趣的。汪直性格中的优点，人们知道得太少。也许是因为汪直是一个宦官，所以人们不愿意提他的优点吧。

    据说，汪直曾经到江南，听说绍兴杨继宗是个品行很高的官员，就前往拜会。汪直看了杨继宗后，说：“人们都说杨继宗，却不料长得这么丑陋。”杨继宗冷冷地回答说：“我虽丑陋，却还不至于损伤父母给我的身体。”汪直没有吭声。杨继宗这句话，意在讥刺汪直是一个阉过的太监。后来，宪宗问汪直：“朝觐官中谁最贤明？”汪直回答说：“天下不爱钱者，唯杨继宗一人耳！”此可见汪直之大度。

    汪直专权的利器是西厂。汪直专权的利器还有“两钺”（钺，古代兵器）。不过，这个玩笑的制作者是宪宗身边的一个小丑。古时宫廷中常蓄养一些俳优，专供皇帝娱乐，所表演的节目都是自己创作的，其中有些还讥刺时事，类似现代的小品。宪宗身边就有一个名叫“阿丑”的小太监。有一次阿丑奉命为宪宗表演。阿丑就表演一个喝醉酒的小太监撒酒疯。小太监喝醉了酒，正撒着酒疯，旁边人告诉他说：“皇上来了。”小太监根本不理睬。旁边人又说：“汪太监来了。”小太监立即避走，边走边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接着，他又扮演汪直，操着两柄“钺”来到皇帝身边，说：“我带兵全仗此两钺。”旁人就问：“你的钺是什么钺呀？”阿丑说：“王越、陈钺。”宪宗听了这样的笑话，自然是开怀一笑，但笑过之后呢，自然不能不有所省悟。因为，所谓王越、陈钺，实际上不过是交结汪直的两个大臣。

    王越，字世昌，直隶浚县人，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他虽然是一名文臣，但却很能打仗，甚有才略，从成化初年起就在河套地区与抵御蒙古鞑靼部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后缘韦瑛而结识汪直，成为汪直的莫逆之交。王越与汪直的关系，被后人视为其品格上的污点。《明史》虽肯定“边臣未有如越者”，也惋惜他“躁于进取，依附攀缘”。陈钺，字廷盛，直隶献县人，天顺元年（1457年）进士。与王越一样，陈钺也是一个负责边疆防卫的大臣。王越负责的是西北河套一带的防务，而陈钺则负责东北辽东一带的防务。他做辽东巡抚的时候，汪直巡边至辽东。他欢迎的场面非常大，自己匍匐迎接不算，酒席也办得很丰盛，并且重贿汪直的左右随从人员。

    其实，当时巴结汪直的大臣又何止“二钺”。据说汪直巡边时，负责边疆防务的巡抚都御史们往往出城二三百里迎接，“望尘跪伏”。汪直住下来后，官员们则“小帽曳衫，唯走唯诺，叩头半跪，一似仆隶”。有一次，尚书尹旻（mín)请王越将他介绍给汪直，私下问王越说：“见到汪直后，要跪吗？”王越说：“哪里有六部尚书还朝别人下跪的？”尹旻不放心，派人侦察王越见汪直的情景，发现王越竟是跪在汪直的床下说事的。后来，尹旻与王越去见汪直，一见到就立即跪下参见。出来时，王越怪尹旻不听他的话。尹旻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见别人是跪的，我不才，只不过是学别人罢了。”此一事，足见汪直之气势，亦可以看出当日士大夫之无耻。成化十四年（1478年），竟还有一个名叫杨福的江西人伪称汪直，纠集一班无赖扮演校尉，从芜湖一路招摇撞骗至福州，吓得沿途官吏屏息听命。汪直本人，后来也逃过了惩罚，寿终正寝。在明代专权的宦官中，他可能算是最幸运的一个。

二、梁芳
    梁芳在成化一朝，虽然不如汪直那般有权势，但却在另一个方面破坏了朝廷的正常秩序。汪直的权势，是笼罩于成化一朝政治、军事领域，而梁芳的恶劣，则主要是在经济上的挥霍与靡费钱财及任用佞幸小人。也许可以这样说，汪直爱权，而梁芳爱钱。梁芳知道，要得宠于宪宗，最好能得到万贵妃的信任。所以，梁芳与其亲信韦兴，不断地将珍珠、奇货、宝物贡献给万贵妃。然后，又利用为皇宫采办宫中奢侈品的借口出京，在地方大肆搜刮。据说，在梁芳的挥霍下，内库中前几朝累年积蓄下来的七窖金子都花光了。

    所以，从成化一朝的历史来看，其挥霍程度也是很惊人的。之所以没有出现像明代后期那样的赤字，正如学者孟森说，只不过是“前数代之遗泽，一朝不易枯竭耳”！梁芳为了弄到更多的钱，甚至开始卖官鬻爵起来。像李孜省、僧继晓这样的佞幸之徒，都是梁芳荐进的。李孜省最初是江西布政司的吏员，由于贪赃被削职为民，却因为学习过五雷法这样的方术，而受宪宗宠幸。僧继晓据说知道“秘术”。他靠着梁芳的引荐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僧继晓的母亲是一个娼妓，继晓竟然请求皇帝旌表他的母亲，而皇帝也下令不需要审核，直接就为他的母亲立起了牌坊。甚至，皇帝还经常将宫中的宫女赐给继晓，供其淫乐。终成化一朝，梁芳始终得宠于宪宗。只是孝宗即位以后，梁芳才被谪居于南京，不久下狱。

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

    成化一朝中，弊政甚多，其中为害较大而且对明代后来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西厂、皇庄和传奉官三事。西厂作为典型的特务机构，人们多少有些了解。但是，皇庄与传奉官，人们也许还比较陌生。但是，从一个王朝的整体看来，西厂充其量不过是东厂的克隆罢了，而皇庄与传奉官，却在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两个层面开了恶劣的先例。

一、西厂
    孟森说，东厂和西厂“为明代独有之弊政”。与东厂一样，西厂也是一个特务组织，始立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明宪宗像立的地点就在西城灵济宫前面的一家灰厂内。宪宗为什么要在东厂之外再设立西厂呢？据说是宪宗觉得要知道外面的事情，单有一个东厂远远不够。成化十二年（1476年）说起。这一年的七月，京师捕获“妖人”。有的说法说妖人名叫“李子龙”，借助宫内太监鲍石、郑忠的帮助进入内府，登万岁山观望，图谋不轨。总之，妖人抓住后，皇帝派太监汪直在灰厂审讯此事，随后就干脆在灰厂新立了一个特务机关即西厂，由汪直提督厂事。汪直是很有点特务才能的，据说他能够化装成平民百姓往来于京城之间，“布衣小帽，时乘驴或骡，往来京城内外，人皆不之疑”。京城内外，大政小事、方言巷语，他都能一一向皇帝汇报。西厂正式成立后，汪直借用锦衣卫中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他的特务网络，据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西厂的特务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东厂的太监尚铭，也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汪直。

    因此，西厂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明代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这种情形让当时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忍无可忍。商辂向宪宗建议，撤销西厂，主要的理由就是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其疏还有这么几句话，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西厂对正常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孟森曾说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只是凌蔑贵显有力之家，尚未至得罪百姓。可是，《明史》中就提及汪直的西厂对于民间打架斗殴、鸡狗之类的小事，也处以极重的刑罚。商辂所说的“庶民不安于业”并非夸张。当然，皇帝有自己的看法。宪宗接到商辂的奏疏，说：“用一个宦官，哪里就至于这样呀？”但终于拗不过商辂的坚持，加上兵部尚书项忠也上书请求撤销西厂，因此，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西厂撤销，汪直回御马监办事。

    但是，同年六月，商辂和项忠就先后被罢免，西厂又恢复了。这一恢复，就一直到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失宠以后撤销为止。总共计来，西厂在成化朝的历史上存在了五年零几个月。成化朝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宪宗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后来的武宗，也就是宪宗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的存在，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凌辱大臣，也算是明代的创举了。

二、皇庄
    《菽园杂记》里对皇庄有一段记载，大意是说，前代虽然有汤沐邑、脂粉田之类赐给公主、王侯的庄田，但还情有可原，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为什么还要设皇庄作为自己的私产呢？从这一点来看，明代皇帝对于钱财的追逐，显然有一种变态的心理。从明代中期设立皇庄，到明代后期派太监充矿监、税监，目的都是为皇室搜集更多的钱财来满足宫中奢侈的生活。“皇庄”之名，始于宪宗朱见深。天顺八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但是，明代皇庄的出现，可能更早。例如，仁宗朱高炽就曾有仁寿宫庄、清宁未央宫庄，英宗朱祁镇为诸子设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而朱见深的做法，无疑使皇庄的设立名正言顺，从而使皇室搜括土地的风气进入一个高潮。不过，皇庄并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也就是说，是皇帝及其妻、子的庄田。因此，皇子若分封后离京去了封地，在封地取得的田地，就不算是皇庄了。

    皇庄的设立，其实是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朱见深的皇庄，很快就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处。到他的儿子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的时候，在京畿内的皇庄有五处，面积达12800顷。他的孙子武宗朱厚燳即位一个月内就在大兴县设皇庄7所，并陆续发展到昌平、真定、保定等地，10年内使皇庄的面积达到37595顷零46亩。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纷纷请求皇帝赐给土地，于是有所谓的王田、官庄。据说，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国官田的面积达到民田的七分之一。土地兼并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例如，在京城附近的皇庄设置，就直接导致了正德年间河北霸县的刘六、刘七起义。而且，在皇庄内，土地所有权与司法权、行政权相结合。皇庄的管理非常混乱。一般的皇庄，都是派宦官去掌管的。宦官带着一旗校，再豢养着一帮无赖，“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无所不为。由皇庄引发的社会问题，得到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注意。所以，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此，宪宗设置皇庄的做法，无疑在与民争富，是在毁坏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

三、传奉官
    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明史》对宪宗行乐图此的简要记载是：“二月庚子，始以内批授官。”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宪宗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政府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政府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1000人。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宪宗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这种情形，直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孝宗即位后大力裁汰冗官，才得到一些改变。但是，好景不长。孝宗后来与他的父亲一样，也喜欢通过内旨授官，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曾一次传奉匠官张广宁等120人，再传少卿李纶等180余人。由宪宗创造的传奉官本是一个对制度的破坏，也许由于能满足历代皇帝任用私人的愿望，竟成了制度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宪宗一定是想：“既然都是我的臣民，大家机会均等，我说了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