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发表评论(0)编辑词条

　　

　　慈禧[2]（叶赫那拉 杏贞）太后，满族，1835年11月29日（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908年11月15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爷”，死后清朝上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总共25字，为有史以来皇后生后哀荣之最。是清朝政府腐败、软弱、无能、残暴的代表。1861年至1908年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
　　慈禧太后是满洲镶蓝旗人，其家庭属叶赫部（今四平附近）。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玉牒(皇族家谱)记载是“叶赫那拉氏惠征之女”。 乳名兰儿，在那拉家族中，慈禧被称为杏儿，故称叶赫那拉，（一说太后为汉人，是惠征出钱买的女儿来顶替自家的女儿）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生母，光绪帝的养母。同治帝立，尊为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太后。在清文宗驾崩于避暑山庄后，治丧期间因与慈安太后分住烟波致爽殿东西暖阁，故也被称为西太后。(一说是慈安太后住在东六宫之一的钟粹宫,慈禧太后住西东宫的储秀宫,故称西太后)
　　慈禧博学多才，能书善画，书法长于行书、楷书，绘画有花卉等传世。（一说是代笔）

　　慈禧其人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

　　清朝一直沿用中原历代宫廷的旧制，也有上尊号、徽号、谥号的规定。
　　在新皇帝登基时尊称母亲为母后（指皇太后），帝母（新帝的生母）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和圣母皇太后，母后皇太后的地位相对更高，这就是上尊号。另外，遇到朝廷大庆的日子，还要给皇太后在尊称上在加一些美好的词汇，称徽号，一般每次加两字。死后用生前的徽号再加上几个字成为这个人的谥号。
　　下面来说一下慈禧的徽号：
　　1862年（同治元年），上徽号“慈禧”；
　　1872年（同治十一年），因为同治皇帝大婚，上徽号“端佑”；
　　1873年（同治十二年），同治帝载淳亲政，上徽号“康颐”；
　　1874年（同治十三年），同治帝因为遇到“天花之喜”，而两宫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朕心实深欣感”，决定为两宫皇太后上徽号，但二十天后同治驾崩，上徽号仪式没能进行；
　　1876年（光绪二年），光绪帝即位，连同上次给两太后各上的徽号，一共四字。慈禧的徽号由此又加上了“昭豫庄诚”；
　　1889年（光绪十五年），光绪皇帝大婚，上徽号“寿恭”；
　　1889年（光绪十五年），光绪皇帝亲政，上徽号“钦献”；
　　1894年（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上徽号“崇熙”；
　　1908年，慈禧病逝，按照大清惯例，前面加上“孝钦”，后面加上“配天兴圣显皇后”为谥号。即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共二十五个字。
　　叶赫纳拉氏的起源据叶赫那拉·根正说：“关于叶赫那拉氏的起源，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元末明初时，已在叶赫河建立了叶赫城的叶赫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氏族发生了一场战争，当时，爱新觉罗家族的头领为了使叶赫那拉氏臣服，就指着大地说道：‘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爱新觉罗就是金子的意思）！’而叶赫那拉的首领听了一阵大笑，他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金子算什么，我们姓它！’叶赫那拉氏最后打败了爱新觉罗，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一支部落。”　
　　据史料记载：叶赫那拉氏是满族中的大姓，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之一。叶赫那拉氏最早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时期的海西女真，其始祖叫星垦达尔汉，原姓土默特。叶赫那拉氏的始祖，原来是蒙古人到扈伦部，他招赘在那里，那拉的意思就是爱，他领有其地，并成为一国，因为他的国是在叶赫的河边建立的城市，所以叫叶赫那拉氏。叶赫那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其中也先后出过许多文豪武将，如历来被誉为“清初学人第一”的满族杰出文人纳兰性德就姓叶赫那拉。但真正使叶赫那拉扬名天下的，当属叶赫那拉氏的三位皇后。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乳名兰儿，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惠征女。1851年以秀女被选入宫，号兰贵人，因得咸丰皇帝宠幸，1854年进封懿嫔。1856年生子载淳。次年进位为“储秀宫懿贵妃”。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年号“祺祥”,尊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同年11月，慈禧与恭亲王奕䜣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慈禧实行垂帘听政，实际控制了国家大权。
　　1873年，载淳成年，慈禧宣布撤帘归政，但仍把持朝柄。次年，载淳病死，慈禧立宗室载湉继承皇位，年号“光绪”，复行垂帘听政。
　　1889年，载湉大婚成年，慈禧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光绪帝实际居于傀儡地位。
　　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是年，适逢慈禧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故于“朝鲜事求速结”，支持李鸿章等对日采取妥协投降主张。
　　“六旬万寿庆典”活动从年初即开始筹备，八月中日战事愈烈，户部上书“请停工程”，慈禧大发雷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被迫改口上奏：“查停工一条，系指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一些主战派廷臣纷纷上疏，请求停办“点景”，移作军费。慈禧怒不可遏，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9月，中国陆海军先后败绩，慈禧求和之心更切，9月27日强使主战的军机大臣翁同龢到天津与李鸿章会商停战求和之事。10月18日更下令王公大臣及外省封疆大吏，将“六旬万寿贡品”统于10月23日星进。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湾，这一天正是慈禧生日，前方军情急电雪片般飞来，慈禧却不为所动。在颐和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连续赏戏三天，公事皆延置不办。 慈禧的这一态度，使李鸿章更加确信自己对甲午中日战争“避战求和”政策的正确性。
　　11月22日，北洋水师基地旅顺沦陷，慈禧仍不以为然，并反将矛头指向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11月26日，慈禧于仪銮殿召见军机大臣，时光绪帝不在座。突然宣布“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并将瑾、珍二妃之兄礼部右侍郎志锐遣戍乌里雅苏台。珍妃为光绪宠妃，并支持光绪对日主战。当时朝廷内一些主战官员，不满于慈禧、李鸿章对日屈膝，于是结二妃之兄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推动光绪对日抵抗。10月28日，文廷式又亲自上奏：《倭夷入寇枢臣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请交部严加议处折》，弹劾李鸿章等不思督军应敌，“但欲求和”，“束手待攻”，“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以存国法”。这时，正值慈禧起用恭亲王主持对日议和，主和空气甚嚣尘上。慈禧选择此时处罚光绪之二妃及其兄，目的在于打击主战派及向光绪示威。12月4日同时下令授恭亲王奕䜣为军机大臣和撤销满汉书房，进一步的加强了主和派势力和剪除光绪周围的主战派力量。
　　1894年底，清廷在战事上愈不可为，慈禧求和之心更加急切。1895年1月，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日本政府借口中国使臣全权不足，拒绝开议。议和未成，使臣被拒，慈禧万分惊恐，曾命顺天府准备车骡，拟逃往山西。
　　日本政府于广岛拒和后，立即向北洋水师另一基地威海卫进攻，27日攻陷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灭。3月初又发动辽河下游作战，六天之内，连陷牛庄、营口、田庄台。至此，以慈禧为首的投降派下定决心向日本投降，3月，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再次赴日乞和，4月17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消息传出后，举国大哗，愤怒声讨慈禧、李鸿章等人的卖国行为。人们在北京城门贴出“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的对联表示抗议。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日军于6月间开始派兵侵入台湾，遭到台湾人民的奋勇抵抗，慈禧一面下令台湾大小官员内渡，并严厉禁止接济台湾抗日军民，同时又在颐和园搭起天棚，准备避暑。人们又题了“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的对联，痛斥慈禧的卖国罪行。
　　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帝愤于战败割台，欲思振作，决心变法，改革政治。1898年6月发布“明定国是上谕”（即《定国是诏》），实行变法。9月，慈禧发动政变，扼杀新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开始复出训政。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第二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颁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政策。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2年回到北京。自此之后，慈禧“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至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确立。

　　孟心史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有一篇《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是很有趣的文章。它报道了早在1903年、整整75年前的光绪癸卯，中国铁路史上的两项新工程。那时芦汉铁路北段已经工竣，又增修了由京至芦、和由高碑店至易县的两节。当时芦汉路的督办是鼎鼎大名的“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北洋大臣则是袁世凯。陶兰泉（名湘，是有名的藏书家）则是盛宣怀委派办理颐和园装电灯和芦汉路北京事务局的大员，算得上极时髦的洋务好手。
　　那是75年前，修铁路和装电灯都是地道的现代化新事物。这两项新建设都是在西太后关怀之下进行的。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皇太后对现代化的兴趣与关心，但也不能不注意她的特别动机。装电灯是为了在颐和园里更酣畅地享乐，白天玩不够，晚上再来玩，这时候电灯比起蜡烛之类可就显出非凡的优越性来了。修铁路则是为了上坟——恭谒西陵。总之，西太后的“洋为中用”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天差地远的。
　　孟心史记述道：
　　兰泉承宣怀旨，车中备铁床、茵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巾幔，围之。……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为绣墩。
　　看看这些办法，实在也不能不佩服陶兰泉的干练，确有一些创造发明的真功夫。花车的卧榻无论怎样讲究，抽起鸦片来总显得逼仄，转动不便。现在换为铁床，难怪总管太监李莲英事先审查时，要连呼“晓事”了。不过这一点，是常人也还可以想到的。出色的是用水银铺底的如意桶。那构思之奇妙，真是常人所不能了。中国的水银矿开采，历史不能说不久。但除了用来做防腐剂，使尸体不坏（通称“水银葬”）外，只有这一用法最为别致，是连洋人也不曾想到的。
　　西大后重视现代化的事例当然远不只此。去过颐和园的人，大抵都看到过一处十分高大的楼阁式的戏台，这也是当年西太后试验现代化手段的地方。这座戏台是有转台的装置的，而且在高空还有种种特别设备。不但舞台场面可以快速转换，避免了落幕换景等等麻烦；连天兵天将的从空而降，也毫不费力。这自然是机械化的结果。可惜这座戏台久已废弃不用，我虽多次参观，都不曾见过那实际应用。只是从老太监之流的口中，听到“老佛爷”在这儿看戏看得如何开心之类的回忆而已。
　　总之，西太后的关心现代化、重视现代化，是无疑的。而现代化又是要从洋人那里学来的。而从辛酉以来，她对洋人的态度就有了确实的变化。她深知“外患固宜亟平，内忧尤当早虑”的道理，而“海疆不靖”，则是由于“在事王大臣筹画乖方所致”。她看出，花了大笔银子去建设海军，不是个好办法；还不如用这笔钱来造颐和园，就在这园里搞“现代化”玩玩来得稳当、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