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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

    汉元帝，刘奭(前75─前33)，宣帝子，母为许皇后。黄龙元年(前49年)嗣位，在位十七年，庙号高宗。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通音律，少好儒术，为人柔懦。他反对宣帝「用法太深」，建议任用儒生。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德教。」因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因太子为宣帝在民间时所娶之许皇后所生，不忍废黜。宣帝临终遗诏以史高、萧望之、周堪共同辅政，其中史高就是外戚。元帝初政，萧、周与给事中刘向、侍中金敞同心谋国；宦官弘恭、石显掌管中书，与史高结纳，排斥萧、周等。元帝虽然尊重萧、周的德望(萧为元帝当太子时的师傅)，但不明是非，被弘、石所欺蒙，终于将周堪、刘向等免职，萧望之被逼自杀。弘恭死后，任石显为中书令。元帝多病不常视政，政权就完全落到石显及其党徒之手，「宣帝中兴」之业遂致衰落。

    汉元帝刘奭（公元前75年—公元前33年)，公元前49年—公元前33年在位，是西汉第八位皇帝。他属马，是刘询与嫡妻许平君生的儿子。他出生几个月后，其父即位做了皇帝。两年后，母亲许皇后被霍光妻霍显毒死。霍光死后，地节三年（前67年）四月，刘奭被立为太子。黄龙三年（前49年）十月，宣帝死后继位，在位16年，病死，谥号为孝元皇帝，庙号高宗。

    姓名：刘奭
    出生：元平六年（前75）
　　属相：马
　　卒年：竟宁元年（前33）
　　享年：43岁
　　谥号：孝元皇帝
　　庙号：高宗
　　陵寝：渭陵
　　父亲：刘询
　　母亲：许平君
　　初婚：18岁前，配偶司马良娣
　　配偶：5人，皇后王政君
　　子女：3子，2女
　　继位人：刘骜（汉孝成帝）
　　最得意：以儒治国
　　最失意：威权旁落
　　最不幸：司马良娣早逝
　　最痛心：昭君远嫁
　　最擅长：柔仁好儒

后妃子女   
家庭
王皇后
汉成帝刘骜

傅昭仪

平都公主
定陶恭王刘康
冯昭仪
中山孝王刘兴

卫婕妤

平阳公主
司马良娣，元帝为太子时的宠妃，红颜薄命，早卒。

逝世

    王昭君出塞不久，汉元帝就病入膏肓。竟宁元年（前33年）五月，元帝去世，在位16年，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六月，皇太子刘骜即皇帝位，是为孝成帝。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汉元帝

“柔仁好儒”的由来
    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纯任德教
    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前47年），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yíng，竹笼），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汉元帝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偶幸“家人子”
    五凤元年（前57年）正月，太子刘奭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五凤四年（前54年），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临死前，她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奭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王皇后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五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奭自择中意之人。这时刘奭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这幸运儿送入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怀了孕。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帝国有了继承人，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骜者，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刘奭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对王政君一家和西汉王朝都事关重大。

汉元帝

威权旁落
    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是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汉元帝及群臣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西汉“单于天降”瓦当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平灭郅支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建昭三年（前36年），新一任西域太守对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

    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昭君出塞

昭君出塞
    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

    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又不便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妇女。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达150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

昭君

    另据东汉文学家蔡邕《琴操》记载，昭君嫁到匈奴后，心思不乐，作下了一首诗歌，后人称为《昭君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这首诗很可能是伪托之作。又传，昭君还写了一封信给元帝。信的内容如下：“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之，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结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据说元帝得书，大为动情，转而恼恨画工从中作梗，穷究其欺君之罪。画工毛延寿等五人“同日弃市”，一时京城画工几乎绝迹。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中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一反以往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汉元帝。

    汉代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金枝玉叶的宗室公主。但她们的为人行事，很快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昭君却流芳千古，人们怀念不已。1963年，董必武同志作了一首咏昭君的诗，镌刻在昭君墓前的石碑上：“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不仅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也肯定了汉元帝的历史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