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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农村社会学家
　　乔启明（1897—1970），字映东，男，汉族，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人。农业经济学家。
　　乔启明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刻苦好读，在长兄的资助下维持学业。初入运城河东书院，完成学业后，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后进入金陵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系，1924年毕业，留校任教。
　　当时，美国洛氏基金会出资委托金陵大学启动“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项目，由美籍教授卜凯主持。乔启明有幸成为项目组成员，担任调查部主任。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率领调查队赴陕西等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当时军阀割据，匪盗横行，农村更是落后贫困，动荡不安。乔启明和调查队在调查过程中，曾遭遇土匪劫车，险象环生，所幸人员和资料安然脱险。乔启明根据此次调查，完成了著作《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可谓这方面领域的开山之作。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严谨缜密的论述，对当时中国农村土地的利用配置状况、农作物的分布及产量水平等等，均作了客观如实的反映，并对如何更好地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资源的价值，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此项研究成果，深得学术界好评。乔氏的理论观点，后来逐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的一个学术流派。
　　1931年，乔启明赴美国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村经济学。他已有相当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实践，所以学习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学业可谓突飞猛进，终于顺利地获得了硕士学位。
　　乔启明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学人才奇缺，自己既然学有所成，就应回国出力。于是，毅然离美回国，在母校金陵大学担任农村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学界的权威，他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在为祖国培养大批农村经济学人才的同时，他还在离南京不远的安徽和县设立农业经济实验区，以贯彻落实他的改良主义主张。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金陵大学迁至四川。他又在成都附近的温江县设立另一个实验区。他不是个政治家，当时没想用革命的手段去改变一切，而是想用改良的手段去促使中国农村的进步发展。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学者，其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不应对他苛求什么。而他那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作风，更是应该大大提倡和赞许的。
　　根据两个实验区的探索成果，乔启明又推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仍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著作影响甚大，曾被许多农业院校采用作为教材。
　　1941年，乔启明经历了人生道路的一次转折。他辞去教职，应国民政府经济部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穆藕初（著名的民族工业资本家）之邀，担任该会副主任委员。两年后穆氏去世，乔启明又担任该会主任委员，主管国民党统治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工作。他还曾担任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处长等职。当“官”以后，他算是大开了眼界。在长期的亲身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内战政策，已使中国农村经济遭到严重损伤而濒临破产边缘；单靠他所主持的这一支弱小的农业技术推广力量和一点微薄的农业信贷资金，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他对自己的改良主义主张产生了怀疑，而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命运，必须要有更大的社会动力——革命。
　　抗日战争后期，乔启明参加以许德珩为主要领导的、以进步教授为主体的“民主科学社”（“九三学社”前身），为争取民主和进步贡献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反蒋大同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全国解放，不顾个人安危，进行工作和斗争。原来主张改良主义的他，此时已完全变成一个坚决拥护革命的爱国者。他在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只有采用武装革命，推翻吃人的旧社会，建立人民的新政权，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才能彻底改变落后面貌，获得真正的发展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乔启明来到首都北京。党和政府很重视这位享有盛誉的资深学者，任命他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管理局副局长，并推选他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1958年，他应山西省人民政府之邀，愉快地由北京返回山西，任山西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前身）副院长。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为祖国和家乡的现代化建设效力，他自然是心情舒畅，干劲倍增。返晋以后，他还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三届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员，成为山西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具有留美经历和担任过国民党政权职务的乔启明，遭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此时，他已年届古稀，身体十分虚弱，当然经不起折磨。终于在1970年一病不起，在太谷撒手人寰，享年73岁。斯人已去，芳名永留。乔启明的传世遗著，已成为宝贵的历史文献，成为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乔启明，农村社会学家、农业推广专家。抗日战争时期及其前后，在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甘肃、湖北等省创设农业推广实验县，对巩固与发展后方农业生产，功不可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农业金融和农业教育工作，著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等。
　　乔启明，字映东，1897年12月28日（农历12月初五）出生于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太侯村。早年丧父，由长兄乔禊亭抚育成长就学。当时晋南农村社会风气闭塞，而乔禊亭在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且参加同盟会。乔启明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学习成绩优异，由山西省政府以公费保送他和另外13名山西籍学生到南京金陵大学农科肄业。其中有4名成绩优良毕业后留校任教，乔启明即其中之一。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是1921年美籍教授卜凯（J. L. Buck）在该校任教时创建的，为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建系之初，人手很少。乔启明于1924年夏毕业，是参加该系工作的第四人。
　　因为乔启明青少年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农村，目睹乡村人口众多，耕地狭小；社会风俗沿习于近亲缔姻，早婚多育；迷信鬼神，缺乏娱乐，对农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现象感触甚深，在金大学习和工作期间，一直致力于农村社会、农村组织、租佃制度和农村人口等问题的研究。
　　1932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资送乔启明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在此之前，他除参加卜凯主持全国性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外，还在人口与生命统计研究方面，负责主持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江阴县肖歧镇和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山西省清源县以及豫、皖、苏、陕4省8县11个地区等4次农家人口和社会调查，调查抽样少者百余户，多至五千余户。1925年，他在江苏省昆山县、南通县及安徽省宿县对租佃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从美国回来以后，进行豫、鄂、皖、赣四省租佃制度调查；抗日战争期间又在他的指导之下，对四川一些县份进行租佃制度调查。他以中文或英文发表的调查研究报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1935年日本进步学者泽村康博干教授曾向当时留学日本的罗俊（农业经济学家）推荐《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租佃制度调查报告》，并说这是一本实地调查的好书。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充实了乔启明本人讲授的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又是后来在他的理论专著中的重要论据。
　　1942年以后，乔启明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推广和农业金融事业的实践方面，除了直接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四川温江以及江苏南京燕子矶、秣陵关等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农业推广示范区外，还在推广农业委员会的资助和督导下，在后方一些省建立了以乡农会为基层组织的农业推广实验县。他主张借助农业贷款，辅导组织农会，建立产销合作，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以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文化。他把农村建设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互相促进取得综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一定成绩。
　　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的中共党员罗俊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谈到乔启明到中国农民银行任职之事，周恩来表示“乔是正派学者，有爱国民主思想，应该团结争取。同时认为农民银行是重要机构，在农村可以多少做些工作来支持抗战。”
　　全国解放前夕，乔启明留在上海，坚拒随中国农民银行撤往台湾，其夫人被迫先去广州，他亦安然不为所动，并劝信得过的同事坚守岗位。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组织上安排他去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总行领导对乔启明甚为器重，并有意接受他关于设立农业合作银行的建议，后因精简机构停顿下来。1958年，乔启明调任山西农学院副院长，协助他的同学王绶院长主持院务。他工作谨慎，胸怀开朗。“文化大革命”期间，夫人不幸去世，3个女儿又都不在身边，形单影只，生活孤独，1970年即与世长辞，享年73岁。生前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紧密结合经济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学
　　乔启明的第一项研究是农村社区制图。社区作为社会结构的纽结，国外社会学者多以此为研究基础。20年代乔启明即从事社区研究，这在我国是开创性的。他以经济、社会、教育及宗教分类制图，划分社区范围，研究改进农村居民的社会活动。《江苏江宁县尧化门社区制图》（《Mapping the Rural community of Yao Hua Men》）是他亲手完成的4个社区制图之一，于1924年12月用英文发表在《Chinese Recorder》上，金陵大学农学院又重印为第四号小册子并译为中文。这一研究报告详述了以寺庙为主的最大社区的农民花钱烧香拜佛的团体迷信活动。为了改进社区活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和农业教育系合作，建立了两个文娱中心。卜凯在其晚年所写的《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Nanking University》（由卢良俊译成中文题为《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之发展》），曾提到乔启明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常在文娱中心带领儿童游戏，有时放幻灯、电影同时供成人观看。这是乔启明深入农村组织农民活动的开端，也为他以后致力于农村社会研究和农村组织事业打下基础。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是乔启明学术思想的代表作。30年代初乔自美归国后，即在金陵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两门课程，后来不断把编写的讲义修改更新，成为专著，直至1945年4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1946年5月又在上海改版重新排印。
　　该书强调经济（土地）基础，着重于以国内调查的事实为根据，结合作者的农村社会经济改良实践，加以系统综合而写成。故书名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明显地有别于一般的乡村社会学理论。
　　全书共分6编19章，包括：总论1章，人口基础5章，经济（土地）基础4章，文化基础6章，农民生活和农村组织各2章。乔启明认为，“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衰弱不振原因，固属多端，而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之失调，实为针血之所在”。其立论中心是：“冀就个人观察研究之所得，彻底分析我国农村土地、人口之基础，进而论述组训农民提高农民生活程度之道”。他提出“治标方面，应谋土地利用之改良，以增加农业生产，俾不致发生粮食问题”；治本方面要“适应世界潮流，针对国情需要，亟宜迟婚节育，以期提高人口素质，保持一适度的人口，俾不致发生人口过剩问题”。（以上引文均见该书自序）在三四十年代乔启明的这些言论，今天读起来，还是感到相当中肯。
　　书中关于经济（土地）基础的论述，是以著者多年对我国农村租佃制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来立论的。他对“农民旦暮从事于田野，辛勤而无所得，其社会地位低落，经济状况恶劣，尤以佃农为甚”，寄予深切同情，认为“租佃制度的存在，不独使地权分配难以平均，且为土地利用的绝大障碍”，主张改革佃制，如限定租额，保护佃权等。此外，他还提出“流通金融，推行垦殖，保护和创设自耕农，亦属改善租佃制度的重要工作”。他注重于在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诸因子方面，“首在调整土地利用，去除经济利用的一切障碍；次则臧变作物制度，改良农业技术。人谋既臧，地利自尽”。
　　本书的人口基础是这一专著的核心。早在20年代，乔启明就在他所作的多次人口与生命统计调查研究中，从我国人口增加的状况论述了伴随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所带来的灾难。在专著中大量引用静态和动态人口统计，从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组合、消长、迁徙，全面论证了我国农村人口数量过剩和质量低落问题，提出本标兼治的控制人口无限孳生措施。如“提倡工商业，减少农业吸引人口的力量，并为排泄农村剩余人口之出路”，以及普及教育以提高人口质量，等等，都是当时切中时弊之论，现在来看，亦颇有意义。
为实践自己的主张大办农村改良实验
　　乔启明无论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从事教育，或后来主持农业推广委员会和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处，都极力倡办农村社会经济改良实验。他强调，“近世以来，农村的封守状态打破，交通发达，农产商品化，农民与外界接触日多，则非有组织不可”，并指出农村组织的意义和作用在于：“组织的力量是许多个人力量的总和……若各个人倾其全力于组织，则此种组织的力量必较个人力量的总和为大。”这是乔启明倡办农村组织的理论基础。
　　早在30年代初，乔启明就在金陵大学农学院设在安徽和县乌江镇的农业推广实验区组织农会，建立信用及运销合作社，办小学，设诊所，以发展社区。1936年前后，乌江实验区设有6个农会，会员达4000人以上。会员入会交纳会费半元，可享受农会的一些权利，还可得到推广机构（如金陵大学）及政府良种贷款等帮助。
　　抗日战争初期，乔启明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系主任并兼全国农产促进委员会技术组主任时，得到促进会的资助，由农业经济系会同四川温江县政府及地方社团，共同组成乡村建设协会，从生产、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对农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辅导设立造纸、纺织等小型工厂，开办农民学校及夜校，组织辅导信用合作社业务。1940年10月，登记的合作社有140个，联合社5个，社员6697人。受到温江人民的欢迎，引起当时社会的重视，也遭致地方反动势力的疑忌，被扣上“搞赤化”的帽子，终于在1943年被迫停办。
　　乔启明的农村建设实验，是以农会为中心来推进各种乡村建设事业的。他认为，农会是农民自有自治自享的合法团体，可以融合政治、经济、社会建设为一体，使农村组织单纯化。在安徽乌江和四川温江试办取得成效之后，后来还在他主持建立的农业推广体制内，把乡农会作为县农业推广机构的基层组织，推行到四川壁山、广西临桂、贵州遵义、陕西汉中、甘肃天水、湖北恩施等办有农业推广实验县的地方，都收到一些效果。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农会组织不可避免的弊端，正像乔启明在其专著里曾经慨叹的那样：“会务多操于地方土劣之手……无经济自立计划，仰赖会费及政府机关津贴”，农会“以数量言不可谓少，但欲其加惠于农民，建基于永固，则亟待改进之处尚多”。
　　乔启明深感“多年来每办一事，常因资金缺乏而掣肘”，于是利用政府将各个银行分办的农业金融业务集中归中国农民银行统管的有利条件，使“农业金融与农业技术推广紧密结合，促使农业生产改良提高，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他对农业金融的要求是，所有资金不能用于救济，投资的作用在于改良农业生产条件，投资的目的要能发展农业生产”。这体现了他一贯的学术思想和农业金融理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苏、皖、浙等省，中国农民银行所融通的资金，也为农民做了一些实事。例如：安徽和县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利用农贷建立机械轧花打包厂；南京八卦洲垦区贷款购买拖拉机和抽水机；江苏省用农贷在江宁县办“常平仓”式的粮食仓储，在丹阳县兴建电力灌溉，在秣陵关开展农产品加工，等等。对苏、浙两省奄奄一息的蚕桑业，农贷处也予以金融上的支持。这些业务对于当时当地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也有过一些补益。
办学兼容并蓄，办事认真谨慎
　　乔启明的治学态度，既有自己看法，也很尊重他人的学术见解，办教育能够兼容并蓄。抗日战争以前，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既接受美国的大学教授前来讲学，也邀请曾在苏联工作的德国农业经济学家H. 姚诺尔（Zorner）来系作苏联集体农业的专题报告，还邀请当时对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研究和农村改良工作持批判态度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要成员千家驹等来系座谈。乔启明曾表示，他们的理论水平很高，但不管怎样，我们是在做实事。在他的专著《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博采众议。
　　在他主持农业推广委员会和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处工作时与乔启明共事的人中，不仅有不同观点的人士，还有当时未公开的中共党员。当时他对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并非毫无所知，如罗俊、王希贤、刘子钦等还过从甚密。他为了事业，惟才是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乔启明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职期间，还建议设立农业合作银行，并主张利用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该行的基层组织，进行短期贷款。当时有人认为要办农业合作银行，就应按苏联长期投资的农业银行和合作银行的制度来办。乔启明认为这不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因为我国土地改革后农民急需的是短期贷款，即使互助组也无力承受长期贷款。由于意见分歧，又加中央提出精简机构，农业合作银行停止筹办。乔启明对共产党领导下，政令统一和有效的推行，社会秩序稳定，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国际地位提高等等都深受感动，衷心佩服。他在中国人民银行期间，勤勤恳恳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当时语人：“不学习好，难以做好工作。”他把10本《干部必读》书和《联共党史》，无一遗漏地把它读完，《毛泽东选集》出版后，更是孜孜不倦地一遍遍阅读。1958年山西省委省政府为发展农业高等教育，充实山西农学院的师资力量，请山西籍的著名农学家王绶和他回山西担任山西农学院正副院长，他明知山西农学院办在太谷县城外，条件较差，自己又已年过花甲，几十年都在大城市生活，但考虑到自己是山西人，有机会为乡亲服务，义不容辞，愉快地接受邀请离开北京，回山西农学院任职。
　　乔启明治学任事态度严谨，生活朴实、严肃。他满腔热情提倡农村文娱活动，自己却极少涉足娱乐场所。在家不苟言笑。对人从不疾言厉色，即使对自己的子女、学生均平易近人。对来自农村且比自己年龄稍长又不识字还缠过足的夫人一直相敬如宾。他夫人也自愿全面操持家务，使他一生全心全意献身于事业。
乔启明先生简历
　　1897年12月28日　生于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
　　1924年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1924—1932年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
　　1932—1933年　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获农业经济硕士学位。
　　1934—1941年　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主任。
　　1938—1941年　兼任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技术组主任。
　　1942—1943年　任农产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
　　1943—1949年　任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
　　1949—1958年　任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局副局长。
　　1958—1970年　任山西农学院副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1970年　病逝，终年73岁。
乔启明先生主要论著
　　1　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2　乔启明．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与蒋杰合著）．中华书局，1941．
　　3　乔启明．农业推广论文集14．农业推广委员会，1946．
　　4　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比较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林丛刊，1926．
　　5　乔启明．农村社会调查．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林报，1928（146、148、153）．
　　6　乔启明．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长．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1935，32（1）．
　　7　乔启明．山西清源县143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中国社会学社，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2．
　　8　乔启明．金陵大学推行的农村合作事业．金陵大学．农林新报，1936，13（28）．
　　9　乔启明．农贷问题．中华农学会报，1948．
　　10　乔启明．Rural Popul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for Selected Area of China．1929—1931，Bureau of Foreign Trade，Ministry of Industry，Shanghai，China．
　　11　乔启明．An Experiment in the Registration of Vital Statistics in China．By Chiao C M，Thompson W S，Chen D T．Scripps Foundation for Population Problems，Oxford Ohio，1938．
乔启明及其农村社会学思想初探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可谓一批珍贵的学术遗产。在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时代背景之下，对这批学术财富进行现时的解读既是历史的呼唤也是现实社会的需要。李景汉、陶孟和、晏阳初、杨开道、陈翰笙、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我们所熟知，但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乔启明也是一位不能不被提及和重视的农村社会学家。此论断起因：一是乔启明凭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立足中国农村社会，不仅为当时农村问题甚至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自己所构建的农村社会学理论；二是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珍贵遗产的研究力度和深度明显滞后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内需，忽视过多解读过少。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乔启明农村社会学思想观点作一系统的论述，同时也期望着能对解决当今“三农”问题寻觅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路径来。
　　一
　　乔启明，字映东，1897年12月28日出生于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太候村。早年入运城河东书院学习，毕业后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因学习成绩优异，由山西省政府以公费保送到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今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学习深造。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是1921年美籍教授卜凯（J. L. Buck）创建，为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1924年夏乔启明毕业后留校任教，是参加该系工作的第四人。乔启明少年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农村，亲眼目睹了乡村人口众多，耕地狭小；近亲缔姻，早婚多育；广大村民迷信鬼神，缺乏娱乐；对农民生活贫困、农村文化落后、农业经济萧条等现象感触甚深。因此在金陵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一直致力于农村社会、农村组织、租佃制度和农村人口等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1925年，乔启明对江苏省昆山县、南通县及安徽宿县的农村租佃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并写出了《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租佃制度调查报告》一书，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1931—1932年，乔启明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之后乔启明担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界培养了不少人才。1937年3月1日，由美国洛氏基金捐款资助，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持并被列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研究项目之一的中国土地利用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完成。乔启明在这项“为就人地关系剖析我国土地利用实况之空前巨著”中主要担任了人口及生命统计调查主任及翻译工作。1942年以后，乔启明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推广和农业金融事业的实践方面，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四川温江、江苏南京燕子矶、秣陵关等地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农业推广示范区，还积极在抗战后方的一些省份建立了以乡农会为基层组织的农业推广实验县。他主张借助农业贷款、组织农会，建立产销合作，推广农业科技等途径来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文化。乔启明力求把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互相促进，取得了综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外，乔启明在人口与生命统计研究方面，负责主持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江阴县肖歧镇和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山西清源县以及豫、皖、苏、陕四省8县11个地区等四次农家人口和社会调查，调查抽样少者百余户多至五千余户。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乔启明本人讲授的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理论，也成了他理论专著中的重要论据。
　　1945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乔启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管理局副局长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乔启明调任山西农业学院副院长，协助他的同学王绶院长主持院务。另外，他历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人民政府第六届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员等职。
　　“文革”期间，乔启明多次受到迫害，加上生活孤独，1970年与世长辞，享年73岁。乔启明一生主要论著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6）；《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1941，与蒋杰合著）；《农业推广论文集》（1941）；《江苏昆三、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比较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1926）；《农村社会调查》（1928）；《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失》（1935）；《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1928）；《山西人口问题的分析研究》（1923）；《山西清源县143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1932）；《Rural Popul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For Selected Area Of China》（1931—1932）。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的传入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与需求紧密相关的。20世纪20—30年代前后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思想流派兴起，社会学者的队伍基本形成并成立了诸多教学与研究机构，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与研究，逐步走上了与中国社会现实密切相结合的实证社会学道路。一般而言，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繁荣时期，西方社会学理论随着海外留学生的归来与本土化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得到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介绍与吸收，尤其是各分支社会学的研究与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专门研究已渐趋形成。这一时期实证社会学研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探索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并进行了不同社会改造路向的实验。
　　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经济的大范围萧条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全面破产，滋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心的社会学者，纷纷就自己的所学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衰落景象进行了大胆的不同程度的探索性研究和实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社会，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各界学人志士对中国社会现实理性把握后研究路径的具体转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经济的好坏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20世纪前半叶，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败,土地高度集中、农产价格低落、农民购买力锐减、地价下跌耕地荒芜、农村生产萎缩、农民生活困苦，还有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和死亡。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掠夺和天灾人祸的无情打击，是造成20世纪前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严重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导致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各界探索不同社会改造路径研究的最深刻的历史根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郑大华，2000，前言）“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有的试图先有改进农村的理想和计划，而后找一合适的农村区域，作为实验的场所。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办的邹平、菏泽乡村实验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燕京大学主办的清河实验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第三区专员公署主办的十县乡村建设实验乡，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等。还有的在一区域里进行某项农村改进事宜，如乌江的农业推广事业，北碚峡防务团等等。”（杨雅彬，2001，238—239）我们可以想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仁人志士们为中国寻求生路的宏伟壮举、坚强的毅力和不懈地创造。
　　在同一历史时期，乔启明对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尤其是人口与生命统计方面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实证性调查与研究。例如他根据1926—1928年对山西清原县143农家的调查事实写了《山西清原县一百四十三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一文。此文对清原县农村社会的家长同居的亲属关系、家庭与田场大小之比较、人口年龄的分配、性比率、生产率死亡率及婚嫁率、结婚年龄、在外家属和同居家属及其职业等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并运用了大量的图表做相互的比较分析。在论述143农家的性比率时，他指出“每女子百人中，就有男子119.0人，此种事实，在山西是三件事造成的，即生理方面，男子生产的数目，是比女子为高，女子为社会所轻视，有较大的死亡，及溺女之风甚炽的原故。”（乔启明，1932，280）另外乔启明对清原县农村早婚现象的原因及其后果的分析对于解决当今农村相关的社会问题仍有着借鉴作用。农村早婚固然是一种风俗的致使，但风俗的构成是与乡村的社会事实密切关联的，其中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山西农村的女子过少，男子成婚遂成了难题，女子实质上成了一种交易的货品，“虽出高价，亦不易得，故女子至可出嫁之年龄，多数即行出嫁，该处女子早婚之风，实因女子过少所致。……所以形成一种女子未及成年即行出嫁，男子反多老而未娶的恶俗。此种特殊社会情形对于生理健康、社会罪恶及社会治安之不无影响。”（乔启明，1932，290）针对当时学界关于中国人口的增减问题及其对策的争论，乔启明写了《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一文。文章以1924年、1925年关于安徽河南江苏山西四省11县镇的人口调查材料为基础写成，前后为期一年共调查了四千二百一十六农家，统计人口达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它以具体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详细地论述了乡村人口以及与其相关的重要问题，如亲属关系、人口增加与年龄分配等，有力地驳斥了“当时国内一班学者，多信中国近年的人口不但没有增加，甚且还有减少。同时还主张中国人口应鼓励增加。”（乔启明，1928，12）的空想臆断的观点。乔启明的人口问题研究采取了一种动态的研究方法，不仅注重人口的变迁、过剩与人口密度等问题，更为重视的是与人口变迁相关的性别年龄、婚姻家庭、亲属制度、土地利用等问题。并且从治标和治本两个层次为解决中国人口过剩问题及由其所滋生的社会问题提供了路径：治标方面可以从移民、提倡实业、增加生产等方面来调剂人口问题；治本方面就是实行迟婚节育。
　　乔启明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的自序中曾明确地指出，本书是他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授课时的讲义，原稿内容，历年得以迭加修正补充，并以学说原理为经，以中国农村实际调查资料之研究分析为纬，纯以客观态度与科学方法，解剖中国农村社会及经济的结构，藉以透析农村社会经济全盘的实况。所有图表数字，多经作者亲自考察，或专门调查。尽管抗战以后的材料与数字较少，一旦可引用者，作者便随时搜集补入，务期其详确可靠，便于国内青年学子尤其从事农村工作者和一般读者对农村社会学理论有一明白概念，而对于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之现状、症结与改进方案或解决之途径，能有正确深切的认识。鉴于当时战事频仍，政治动荡不安，农村凋敝，加上乡村建设运动方兴未艾，乔启明把自己多年潜心调查与研究的成果付之于众，无疑是对现实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理性关怀和学术积累。“盖吾国幅员辽阔，农情互殊，而全国各地农业内含之实况，迄今无整个可靠的调查，经科学分析之资料，可资依据。如盲人摸象，以一部而误全体，不免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讥。著者根据各地实际调查资料之整理，与多年考察研究之所得，尝以为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衰弱不振之原因，固属多端，而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之失调，实为针血之所在。”（乔启明，1946，1）通过研读此书，可以发现乔启明处处都是以当时所调查掌握的社会事实说话，全书没有空谈臆说之辞；另外他还搜集了大量的国外数据资料作为比较分析研究的论据。因此，笔者认为该著作实属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完备、翔实、切合农村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农村社会学专著，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少见的本土化调查事实与理论分析的佳作。
　　三
　　可以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堪称乔启明学术思想的代表作。该书强调经济（土地）、人口、文化三者协调发展在农村社会中的重要性，着重于以国内调查的事实为根据，并结合作者所倡导的农村社会经济改良实践进行系统地论述，与一般的乡村社会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异。
　　全书共分6编19章，包括：总论1章（农村社会与农村社会经济学）；人口基础4章（农村人口数量分布，农村人口组合，农村人口消长，农村人口迁徙）；经济（土地）基础4章（自然环境，土地面积，土地利用，农佃制度）；文化基础6章（农村家庭，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业技术，农村娱乐，农村宗教）；农民生活2章（农民生活程度，食物营养）；农村组织2章（农村组织，农村组织与建设）。乔启明认为，我国农民生活程度之低于一般水准，农村社会病态之层出无穷，莫不与人口、土地和文化三者的失调密切相关。在此论断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良方案即要探求富国裕民之道，宜先使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得其调剂，相辅相成，合理发展，才能使农村社会问题得以彻底的解决。具体而言，在治标方面，应谋土地利用之改良，以增加农业生产，不致发生粮食问题，进一步即可谋教育之普及，卫生之讲求及文化之发展；至于治本方面，他认为国家应确立一个系统合理的人口政策即适应世界潮流，针对本国国情需要，实行迟婚节育，以期改良人口品质，并保持一适度的人口，不致发生人口过剩问题。“此种工作，端绪纷繁，关系綦重，其进行也，固需仰恃政府之倡导与执行，而以农民人数占全国人口最大成分，实尤赖于农民组织之健全推动，自力完成。故农民组织之促进，及农民训练之实施，亦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善演进过程中之重要任务也。”（乔启明，1946，1）上述内容实质上也是该书的立论主线，即使这些言论是乔启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构建的 ，但它对于解决当今日趋突出的“三农”问题及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
　　乔启明在该书的总论中认为农村社会（Rural Community）为农村社区较为确当。普通所谓社会，乃是一种比较抽象和概括的名称，系指人类社群（Social Group），不仅为人类的集合，还包括文化、经济及组织等基础。至于社区，则比较具体实在，属于微观的可以具体把握的范式。因此社区者，社会也；而社会者，未必皆为社区也。实际上社会不含地域观念，它仅代表具有交互作用与共同关系和表现交互与共同行为的一群人，于是一国之中，此处的人可与彼处的人结成社会，甚至是不同国籍的人亦可结成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同时隶属于数个社会，但他只能属于一个社区；所以社区之特质，一在有共同的地理区域，二在有共同的生产活动。虽居住于某社区的人，未必均为该社区的分子，但既为该社区的分子，即必须参加该社区的共同生活。“由此可知，社区含有永久性、自然性及地方性，而一般社会学家遂亦不承认社区为近代社会组织中基本的社会单位。农村社会是普通社会的一方面或一部分，是以地理与生活上的特点而分别的一种农村社区。故农村社区与农村社会实二而一者。”（乔启明，1946，10）这种研究范式的逻辑论证对于建构基本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其严谨治学的作风要比目前那些所谓的社会学者只是笼统地追随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原理而很少站在本土化立场上来组建自己的实际学理要扎实的多了，确实值得后来者不断地反思和学习。
　　此外，乔启明对自己理论架构的基本范式即农村社会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农村社会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农村社会内的经济因素，但以非经济因素，如农村宗教、娱乐、教育等，皆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经济行为，亦在研究之列。因此，农村社会经济学得解释为研究农村社会内农村人口经济及非经济的共同行为的科学。其范围应包括人口、土地、文化、农民生活及农村组织五项”。（乔启明，1946，5）可以看出，在乔启明农村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农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具有三大基础，缺一不可。第一为人口，有人口始有农村社会。人口为农村社会的组织成员，并为文化与财富的生产者。第二为土地，无土地则人口根本无处生存。土地是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生存依赖，人类衣食住行的一切需要，莫不靠其源源生产与供给，所以土地是最重要的经济生产要素。第三为文化，农村社会仅有人口与土地，而无文化，则社会停滞，仍不能进步。因为文化不仅能改良人口品质，而且能增加土地生产，更为提高农民生活程度之工具。文化作为一区域社会的重要基础，可以综合地映射出本区域社会中人口的优劣、土地生产的多寡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高低。
　　乔启明先生亲历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农村社会衰败的景象，不过在分析此种境况的原因时他从组成社会的各个具体要素入手，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所发生畸形状态的病因系由于“其组织要素失其平衡”。比如在人口方面，我国农村人口已达到过剩的阶段。所以“目前国家一切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人口过剩，亦多直接之关系。长此推演，允宜着眼久远，注意品质，对于人口增殖，酌采取限制政策。”（乔启明，1946，41）早在20世纪20年代，乔启明就在他所作的多次人口与生命统计调查研究中，从我国人口增加的现实状况出发论述了伴随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所带来的灾难。在这一专著中他大量引用了静态和动态的人口统计资料，从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与分布、组合、消长、迁徙等方面论证了我国农村人口数量过剩与质量低落的问题，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控制人口无限孳生的措施。例如提倡工商业，减少农业吸引人口的力量，以转移农村剩余人口，以及普及乡村教育以提高人口质量等等的学术观点，都是当时切中时弊之论，现在看来亦颇有价值。
　　书中关于土地（经济）基础的论述，也是以乔启明多年对我国农村的自然环境、土地面积、土地利用和租佃制度进行实证性调查研究所获取的事实资料作论据的。鉴于当时国内人口的压力、外来经济的侵略以及战事和灾害的不断致使广大农村日益凋敝衰落，农民渐趋贫困的境况，乔启明主张要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富国裕民，最为关键的就是使人口与土地得以调剂，以促进文化，发展工业。他对农民旦暮从事于田野，辛勤劳作而无所得，其社会地位低落，经济状况恶劣，尤以佃农为甚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认为农村租佃制度的存在，不仅使地权分配难以平均，而且有碍于土地的充分利用。于是他主张改革农村佃制，如限定租额，保护佃权等。另外，乔启明还提出流通金融，推行垦殖，保护和创设自耕农，亦属于改善租佃制度的重要工作。他注重于在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诸因子方面，“首在调整土地利用，去除经济利用的一切障碍；次在藏变作物制度，改良农业技术。人谋地藏，地利自尽”。（乔启明，1946，229）
　　乔启明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中还从农村组织方面就新农村的建设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虽说农民生活水平低下是人口与土地失调，文化落后等因素所导致的，但是，农村社会组织的缺乏也是一主要原因。他目睹了当时我国农民思想散漫，只知道耕田而食，织布而衣，不知道注重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于是农民个人生活既无从改进，社会事业也难以推行。所以今后要想促进农村文化，使人口与土地得其调剂，改造农村社会，以建设新农村，应积极地致力于农村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乔启明从农村组织的意义、功能、性质、种类、原则、单位、困难以及乡村建设与农村组织的关系、农会等角度论证了农村组织在农村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他认为新乡村建设必须基于农民自身的力量，方可取得成功。而农民力量的显现，则需借助于农村组织即农会，再以整个农村改进为目标，于此作为重心来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如此则农事研究，农业行政，农民组织三者可以呵成一气，共同推进乡村建设事业。更有进者，在此种联系协调关系之下，政府既可以有限财力，实施农村社会改进政策，农民亦能以其本身团结力量，举办经济事业，改良土地利用，发展社会文化，增进人口品质，使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得其调剂，以谋整个农村生活之改善，农村社会经济之发展。”（乔启明，1946，451）
　　当然，乔启明在其著作中还有就文化基础、农民生活等内容的详细论述，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进行阐释，笔者仅从经济、人口、农村组织等方面作了概要性的介绍，如能唤起学界对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宝贵遗产的重视和反观，无论对于前人还是后人，甚或周遭的社会事实，都应该是一笔不容遗忘的财富。
　　现今“三农”问题已成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热点，新乡村建设运动，村民自治的进程，农村税费改革，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农民土地维权行为和农民负担问题等现时的社会问题，或许老一辈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能为我们寻求解决的途径提供一些更为切实的见解和价值，因为他们宝贵的学术遗产是扎根在黄土地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