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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伊斯兰的邬拉玛('Ulama'，宗教学者)如∶伊本o哈勒敦(Ibn Khaldun 1332-1406 AD)者，咸认人类文明乃其社会结构变化发展之现像呈现。所谓伊斯兰文明(Hadarah or 'Umran)即是伊斯兰建立后在穆斯林社会所发展出来的文明，因此伊斯兰文明的本质即为伊斯兰；而伊斯兰之本质则是Tawhid。Tawhid之内涵强调『阿拉』(Allah)为独一、绝对、超验(transcendent)之造物者，亦即万物的神与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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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明简介
当代伊斯兰文明的趋势与特点
 

　　
伊斯兰文明简介
　　伊斯兰文明乃藉由Tawhid将所有不同的文明要素凝聚、整合成一个有机结构体，并为伊斯兰文明认同之标的。Tawhid不仅将不同的文明要素结合，并且改造调合之，以使之相互支持而达成和谐，盖由于伊斯兰传播的幅员相当广大而吸纳了不同之在地性的文化传统。在伊斯兰文明形成的过程中，Tawhid并无改变那些不同文明要素之本质，而是将旧有的要素转化成具有伊斯兰之特质。伊斯兰文明这些特质充分表现的伊斯兰文明的多元性；而且此文明要素的转化实有轻重之分，端视该要素间的关系与其功能而定；换言之，乃视融合的程度而有所别。 　　当今世界对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文明日益关注。尤其是政治学界和舆论界对于伊斯兰文明表现出强烈而浓厚的兴趣。这同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同伊斯兰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相一致的。因此，一位世界著名的政治人物把伊斯兰文明称为现实国际舞台上的“举足轻重的文明”。 　　伊斯兰教同佛教、基督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7世纪中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这一事件揭开了阿拉伯历史的新篇章。历史学家认为，此前的阿拉伯处于“贾黑里亚”即蒙昧时期。不久，伊斯兰风暴便席卷了西亚、北非、中亚、西南欧等广大地区。从此，伊斯兰教具有了世界性品格，成为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共同信仰。在那个西方学者称之为“萨拉森帝国”的穆斯林王朝里，同一性的标志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内涵是广博而丰富的。“伊斯兰”并不专指一种宗教意识、信仰体系。它同时又指称一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甚至时代特性。而凛然贯通于穆斯林生活所有领域并成为其“脊梁”的，是所谓的“伊斯兰精神”。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在吸纳原有遗产的基础上，创造了灿烂的伊斯兰文明。 　　伊斯兰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百年翻译运动”，使得希腊古代典籍完整保存下来，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指路明灯。它在科技方面的成就同样是人类文明遗产中宝贵的财富。例如在医学方面，直至19世纪欧洲的专科院校仍用其著述作为经典教材。阿拉伯语，当它成为《古兰经》的语言后，便迅速地向世界各地传播，成为最活跃、最富生命力、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之一。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里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在这个时期里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能眼光看得还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讲阿拉伯语的各国人民，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造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者，是与西方分享希腊一罗马文化传统的人民，是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高举文明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做出慷慨贡献的人们”。 　　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在融会具有共性的进步成果的基础上达成的。同世界古老文明比较，伊斯兰文明是晚出的一种文明。但是，伊斯兰文明对信奉它的人们即穆斯林的浸润怎么估计都不为之过。这种作用，可以说胜过昔日任何一种文明。我们所说伊斯兰文明，是指在伊斯兰教氛围中生长发育的文明。这样说，在这一文明中，有的具有宗教性；有的就未必具有直接的宗教性品格。后者如古代科技方面的内容。《古兰经》中充满了智慧，这为伊斯兰世界古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但它本身不含有近代科学的内容。妄言一句，中国古代经典似乎也应作如是观。智慧还不等于科学。启示与理性，一个永恒的话题，潮涨潮落，自有高下，但它们总要不无友好地互相对视着。 　　伊斯兰文明是伊斯兰教在强势征服，并匆忙地消化了中东的两河文明、波斯文明和北非埃及文明后所形成的新文明。 　　由于被征服的中东和北非诸文明在古典时代均无所作为，它们的后继文明又是由远远落后于它们的阿拉伯人所发起。 　　因此伊斯兰文明在现存文明体系中，是一种没有完成古典化的文明，其在哲学、文化、道德等方面相对于其它文明来说处于落后状态。 　　伊斯兰文明因与落后民族的文化相差不大，因此易于为落后的民族接受，但难于被先进的民族所接受。 　　伊斯兰文明的传播范围较广，遍及西亚、中亚、北非，以及东南亚和非洲的部分地区。
当代伊斯兰文明的趋势与特点
　　当今的伊斯兰世界，只有民族与宗教两种基本力量。他们彼此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战后伊斯兰国家文明建设中，如何理顺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的课题。一些事实表明，偏于保守的政治制度似乎与伊斯兰教有较多的兼容性，如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王权、家族、宗教形成三位一体、互为依托的格局，社会更加稳定一些。反观一些采取激进政治制度的国家，如在纳赛尔主义的故乡埃及，民族主义政权经常因为遭到传统宗教势力的反对而陷入政治合法性危机。 　　除民族、宗教视角外，当代伊斯兰文明建设另一观察角度是现代化进程问题。地处中东的阿拉伯世界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中东现代化进程势必对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伊斯兰文明程产生重大影响。中东的现代化不仅要妥善解决好宗教文化传统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关系问题，而且首先要求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然而，战后中东地区战乱不止，外部势力以各种方式介入地区冲突，使中东的和平建设一再遭到破坏。战乱对于现代化进程的负面效应成为文明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之一。 　　古老的伊斯兰文明是以伊斯兰宗教为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基础。传统上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而且是一种社会制度、文化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式。一句话：伊斯兰本身就是文明。因此，当伊斯兰文明因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及殖民化浪潮而陷入困境时，从自足的宗教文化资源本身来寻求出路就成为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宗教兴则民族兴”，近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历史一再重复这一传统思维模式。在此意义上，伊斯兰世界的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现代文明思潮，几乎都没有完全脱离作为传统重要体现的伊斯兰宗教。如果说现代伊斯兰文明是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继续和发展，那么全面地、历史地、辨证地来对待特定时空条件下形成的传统，就应当成为确定伊斯兰文明走向的重要理论原则。但不同的国情又使各伊斯兰国家对自身的传统采取多种不同的立场、态度和做法，结果也各不相同。 　　综观当代伊斯兰文明，三大基本态势甚为引人注目。 　　首先，伊斯兰制度文化正在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性演变，但传统宗教文化对于制度建设仍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中世纪历史上，伊斯兰制度文化的功能以三方面更为重要。其一，它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提供了经典、法理、道义的依据，成为政治文明的基础。其二，它所提倡和宣扬的“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的泛伊斯兰团结意识，有化解社会矛盾的功效，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其三，它为穆斯林个体和群体确定了统一的法律制度和伦理价值准则，对社会平衡有序地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近代以来由于时代条件的巨大变迁，传统的伊斯兰文明在步入现代社会以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制度文化的演变，归根结底是因为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文化资源难以为现代政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法理支持，而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典范当首推革命后的土耳其。凯末尔主义所强调的共和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等原则，每一项都体现了制度文化框架外的大胆吸纳和创新。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阿拉伯国家没有走全盘西方化、世俗化的道路，它们在理论、制度创新的同时，仍为伊斯兰教留有空间。许多国家在宪法中都明文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家元首必须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为国家立法的主要渊源之一。此外，在一些偏于保守的阿拉伯国家，至今仍然采取“政教合一”的体制，制度创新常见的一种形式是“托古改制”，即设法从宗教传统中为新思想、新观念、新制度寻求合法性依据。但即使是在这些国家，其政治体制、司法制度、经济制度等也多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其次，伊斯兰文明的解释主体愈益多元化。多种不同的文明思潮勃然兴起，既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 　　中世纪伊斯兰文化的统一性是多种因素所促成，其中解释主体的单一性可谓决定性因素之一。历史上伊斯兰制度文化唯一的权威解释主体是精通经训、教法教规的宗教学者阶层。他们上有统治者的庇护，下有民众的敬重，不仅为传播宗教文化做出巨大贡献，而且以其特有的方式精心守护着宗教思想的正统性和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解体，文化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已成为主导趋势之一。 　　什么是伊斯兰？谁代表伊斯兰？谁是伊斯兰宗教的权威解释者？诸如此类的疑问，如今在伊斯兰世界不会找到标准的答案。近代最早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是“政治伊斯兰”的一种形态，它对伊斯兰文化的诠释，强调的是“团结意识”和“奋斗精神”（伊斯兰圣战）。后起的现代主义潮流本质上是文化适应主义，它对伊斯兰教的诠释具有“辩护主义”倾向，认为伊斯兰文化传统中同样富有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中的科学思想、理性主义精神。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诠释有两大流派，土耳其民族主义强调世俗主义、政教分离、宗教个体化等非宗教思想原则，而阿拉伯民族主义注重政治功利主义，其诠释既肯定宗教的民族性，也不断然否定民族性格中的宗教因素。甚为活跃的原教旨主义是当今“政治伊斯兰”的主要形态，其解释倾向注重伊斯兰文化的主体性，以回归传统、反对西方化、世俗化为本质特征。除了不同的文明思潮之外，解释主体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广泛复杂性也分外引人注目。可以说人人都拿伊斯兰说事，而伊斯兰似乎可以代表任何东西。不仅宗教学者、宗教“神职”人员仍以权威解释主体自居，政府官员、军政强人、政党领袖、非宗教专业的师生乃至宗教政治反对派头面人物、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鼓吹者都经常以宗教名义表达各不相同的观点。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反映了分裂的社会政治现实。当然，不同伊斯兰文明的解释也有某种互补作用。 　　第三，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成为热议话题，但主流话语主张不同文明间展开对话、交流。 　　近十余年间，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和以色列，“文明冲突论”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它的事实依据主要有二：一是冷战结束后，在“危险的伊斯兰弧形地带”即所谓“文明分界线”上出现了一系列暴力冲突事件；二是西方的价值观，诸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制度、多党政治、议会民主、市场经济、政教分离等原则很少在伊斯兰世界得到认同。其实“文明冲突论”没有多少高深的道理或学问，不过是说文明之间历史形成的差异难以改变，因而从逻辑上讲很可能会发生冲突。这里我们无法就“文明冲突论”展开深入系统的讨论，而只想就“伊斯兰威胁论”问题谈一点看法，因为它是“文明冲突论”的重要依据之一。 　　自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和西方政界就不断警告人们要防范潜在的“伊斯兰威胁”，苏联解体后有人甚至宣称“绿色威胁”将代替“红色威胁”，成为西方主要的敌人。这种政治宣传不顾基本事实，毫无理论价值。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略予分析。一是根本不存在所谓泛伊斯兰威胁问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伊斯兰世界不是统一的政经实体，各国政府对西方的态度各异，不可能成为反西方政治联盟。二是伊斯兰国家尽管在文化价值观上与西方歧异，但在政治上与西方对立的只限于伊朗、叙利亚等少数国家，它们不足以对西方的安全和利益构成实质性威胁。三是非政府宗教组织中的原教旨主义派别，他们不仅在内外政策上反对本国政府，而且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强烈反对西方。但他们不代表主流民意。在当今的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尽管人们强烈反对美国强权政治和偏执的中东政策，但这不等于反对西方文明。相反，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希望通过与西方对话来增进互相理解，共同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