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围剿”斗争发表评论(0)编辑词条

1930年冬，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后，皖西地区党组织积极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蒋、阎、冯军阀混战蒋介石获胜，使蒋介石有了“围剿”红军的力量和时机。于是，蒋即着手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南粱根据地的发展，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重点“围剿”。1934年2月，西安绥靖公署调集第十七路军驻陇东 警备第二旅仇良民团、王子义团和谭世麟部、驻三边的陕西警备骑兵第二、第三团、耀县的特务团、旬邑的何高侯团、洛川的冯钦哉团、延安的张瑞卢团共1万余兵力，分8路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自此，中央苏区进行了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0年12月，蒋介石对江西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军诱敌深入，退至苏区中心宁都黄陂、小布地区。此时，粟裕升任红二十二军第六十五师师长，不久第六十五师与第六十四师合并为第六十四师，粟裕任师长。六十四师装备差，枪少梭镖多，被称为“梭镖大队”。12月30日，红军在龙冈全歼敌张辉瓒师，六十四师缴获颇丰，全师换上五响快枪“汉阳造”。接着打敌谭道源师，六十四师担任正面攻击。战斗中一股敌军冲到师指挥部阵地，粟裕把警卫排、司号员、通信员都组织起来，全力阻击。混入红军的坏人突然放黑枪，打死了他的通讯员。幸好军部派了一个连迂回到敌后，两边夹击，把反击的敌人消灭。

1931年4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接连开会研究第二次反“围剿”计划，经过充分讨论，接受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粟裕参加了这几次会议，毛泽东对敌人的比喻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说：“现在敌人的阵势是只螃蟹，两边两只大钳子，中间一个软肚皮。究竟怎么打法？打软肚皮当然好打，但搞得不好，两只大钳子就夹过来了。”红军在东固持重待机25天，终于等到敌军脱离巩固阵地，进犯东固。红军抓住战机，从5月16日至31日五战五捷，取得反“围剿”胜利。7月1日，蒋介石亲自挂帅，调动30万大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对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正在闽西北分兵筹款的红军仓促集中，千里回师，两次跳出敌人的合围圈，8月7日至11日三战三捷。之后，红军主力第三次钻出敌人的合围圈，并以一部诱敌，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至8月底敌军才发现上当，士气低落，无力再战；加之新军阀之间矛盾激化，粤、桂军开始反蒋，蒋介石无奈只能下令撤军。粟裕对毛泽东、朱德灵活用兵，出敌不意，善于创造战机、捕捉战机的特点有了新的体会。他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1931年11月，粟裕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后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红军大学）任连长。他以身作则，亲自讲课示范，对学员要求既严格又关心，为学员布置了“列宁室”，供他们阅读书报，学习文化，开展娱乐活动。1932年2月，粟裕调回红四军仍任参谋长，12月调红一方面军教导师任师长。1933年1月，方志敏在赣东北创建的红十军奉调到中央苏区，与红三十一师合编成立红十一军，军长周建屏，政委萧劲光，粟裕任参谋长。

1933年2月，蒋介石调动40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十一军两次受命伪装红军主力，迷惑敌人，为主力歼敌创造了战机，先后在宜黄的黄陂山和东陂打了两个大歼灭战，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5月，红十一军进攻硝石，粟裕在前沿指挥，战斗非常激烈。突然，一股敌人从后面打过来，粟裕急率警卫

反“围剿”斗争中的子弹

员转身迎击，不幸左臂中弹，动脉血管被打断，鲜血喷出一米多远，当时就昏迷过去。幸好警卫员懂得一点急救知识，急忙用绑腿把手臂上部扎紧止血，用担架送往20公里外的救护所。雨天山路难行，走了近4个小时才到。第二天，粟裕手臂肿得象腿一样粗，又被转送到军医院。医生发现他的伤口已感染，出现坏死，主张截肢。粟裕不同意，对医生说：“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结果只做了清理脓血、切除坏死组织的手术。解放后曾有人问粟裕，当时开刀用什么麻药？他说：“哪里有什么麻药，麻绳就是麻药。”医生把粟裕的手臂绑在凳子上做手术，手术后还要往伤口里捅盐水布条，第二天抽出来，再捅进一条；捅来捅去，伤口不愈合，反而长出一层肉芽，医生只好用小耙子耙掉肉芽，伤口几个月都长不好。上不了前线，让粟裕心急如焚。住院时还受到敌便衣队的袭击，医生和病号四散隐蔽，粟裕刚跑出医院就被4个敌便衣盯上了，他一口气跑了10多公里，才甩掉敌人。后来，粟裕被转送到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用当时最好的药品碘酒治疗，伤口才长好。这是粟裕第四次负伤，左臂致残。

1933年11月初，粟裕伤愈归队，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此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11月11日，红七军团奉命正面攻击浒湾，红三军团迂回敌后侧。粟裕率二十师仅2000人负责10公里宽的攻击正面，兵力不足，与敌在八角亭打成对峙局面。第二天，敌出动飞机、装甲车配合步兵反击。红军从未见过这些铁家伙，不知道怎么对付，友邻十九师的阵地被两辆装甲车冲垮了。敌人接着以密集队形冲击二十师师部，阵地上只有重机枪还剩下70多发子弹，机枪排长舍不得用。粟裕狠下心，抢过重机枪，全打了出去，然后带领部队用枪托和石头砸，坚持到黄昏，敌人攻击停止，才撤下来。粟裕后来回忆说：“这一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它说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敌军武器装备的变化，我军的战术、技术也需要相应地发展。所以，我历来主张要给部队讲真实情况，让部队了解敌人。由于受‘左’的影响，有一种倾向，就是不敢实事求是地讲敌人的力量。”　　

浒湾战斗后，红七军团在清流、归化、将乐、沙田一带活动，担任牵制福建敌军的任务。红七军团兵力不多，就占领靠近交通要道的重要山头，以游击性的运动战袭扰敌人，阻止敌人向江西方向运动。奔袭永安县城就是游击运动战法的范例。粟裕先派人挖坑道到城墙脚下，部队潜伏在坑道中。然后用棺材装黑色炸药，伪装出殡，抬到城门口引爆，把城墙炸开，部队由坑道突然冲出，攻占县城，缴获了一个兵工厂。1934年4月，敌军围攻归化县城。红七军团急行军170里，当天赶到归化，击破围城敌军。不久，又在桃源击溃来犯敌军1个旅，全歼敌1个团。归化、桃源两战得到中革军委的嘉奖。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0年12月上旬，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围剿"军共集结8个师3个旅近10万兵力，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2月30日红一军属部红一师和红二师痛击敌四十六师与六安香火岭，为粉碎第一次"围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于1月中旬在麻城福田河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2月退守六安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以第一、第二营为骨干武装起义，捣毁了六安先政府，取得胜利。至此国民党对皖西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限令5月下旬"完全肃清" 鄂豫皖区红军。围攻兵力达11个师，约13万人。4月13日国民党军占领独山，14日占领诸佛庵，15日占领麻埠。25日红十一师及红十师第二十九师猛攻独山镇，全歼守敌。诸佛庵、麻埠守敌逃回霍山。至5月下旬，共歼敌5000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红四方面军的建立及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1年10月在六安麻埠成立了红二十五军，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11月7日红二十五军和红四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近3万人。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于1931年11月10日发起黄安战役，历时43天，歼敌15000余人；1932年1月19日发起商潢战役，历时10多天，歼敌5000余人。1932年3月21日，徐向前率部包围了六安苏家埠等敌据点，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历时48天，歼敌30000余人，生擒总指挥厉式鼎，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

1932年6月，蒋介石抽调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战略指挥上的错误和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军民奋战三个月，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鄂豫皖中心区霍邱、红安、新集、金家寨均落入敌手。10月12日，张国焘率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川陕，只留下鄂豫皖省委和在皖西的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及各独立师团由沈泽民负责，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

1933年7月17日，蒋介石调8个师10万余人，以刘镇华为司令，第五次进攻鄂豫皖根据地。9月10日，敌以7个师向皖西北根据地中心合围。鄂豫皖省委组织反击，因寡不敌众失利。26日省委令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留部分部队坚持皖西北苏区斗争。10月初，红二十五军与红八十二师合编，重建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政委郭述申。
 

 

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红三团，在合水县和尚塬将冯钦哉部骑兵团1个营和鄜县民团击溃，在保安县瓦子川将高双城部高玉亭营和金鼎山民团击溃，在大风川与甘肃警备第二旅1个营展开白刃搏斗，歼灭其大半。杨森、高锦纯、赵国卿率领骑兵团配合第三路游击队在咸榆公路截获国民党军汽车1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各路游击队也接连取得胜利。庆阳游击队在保安柳林坬夺取张廷芝部大批物资。保安游击队连续袭击吴旗镇、宋家砭、金鼎山、王家桥等国民党军据点，重创了其军事力量。合水游击队在宁县盘克塬、合水固城川消灭国民党军百余名。

  经四十二师及游击队30多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与民团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边地区10多个县，拔掉其成百个据点，建立了大片地区的工农兵政权和14个游击支(中)队，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巩固和扩大了南梁根据地。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斗争，西北红军彻底粉碎了第二次“围剿”，共缴获步枪3000余枝、轻重机枪200余挺、追击炮8门，歼灭国民党军及民团5000余人，俘虏约2000人，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使根据地扩展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达环江，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在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人口达90万。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增加到4000余人。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际，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将要到达陕北之时，蒋介石遂于1935年7月间重新纠集陕甘宁晋绥5省军阀部队，并调东北军和蒋家嫡系毛炳文等部，共13个师25个旅10万余人马，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1935年11月20日至24日，在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部署和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富县西南的直罗镇，全歼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O九师2个团及师直属队，俘虏5300余人，缴枪3500余枝，击毙师长牛元峰，击溃援军一O六师，又在追击中于黑水寺歼其1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第三次“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正当反“围剿”斗争激烈进行的紧要关头，王明“左”倾路线却在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恶性发展起来。1935年9月中下旬，撤销了惠子俊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职务，由朱理治直接领导西北工作委员会，将刘志丹排斥在军委领导之外，并决定开展“肃反运动”。劳山战役前，在永坪镇逮捕了蔡子伟、张文华、黄子文、张庆孚等，大搞刑讯逼供。劳山战役后，在瓦窑堡又逮捕了张秀山、张文舟等。10月4日，他们又指令前方“立即逮捕”刘志

反“围剿”斗争

丹、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为了不使共产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刘志丹带着偶然得到的逮捕他的密令只身来到瓦窑堡，打算说服“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刚到瓦窑堡即被投人监狱，连他的警卫员和带着5岁幼女的妻子同桂荣也被关押审讯。随后杨森、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张策、黄罗斌、杨琪、高锦纯等也相继被逮捕入狱。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军官，几乎无一幸免地被逮捕，200多名干部被残酷杀害了。

10月初，崔凤鸣、王德胜等人来到南梁，改组了华池战区，崔凤鸣自任战区书记，高生荣任战区主席，极力推行极“左”的土地政策，以所谓“肃反”为名，随意陷害干部，乱捕无辜群众，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武生荣等干部和一些无辜群众遭到残杀。根据地军民为此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与混乱。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到达吴旗镇。了解到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后，党中央、毛主席立即下令：“停止捕人”、“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1月7日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百余名幸存者，恢复了他们的工作。1942年，中共中央对此次“肃反”做出决定，“1935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以上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1936年4月14日东征时，刘志丹在视察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阵地时，不幸左胸中弹，壮烈牺牲。杨森、杨琪等在东征中先后捐躯。

对于反“围剿”斗争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无疑是以弱胜强的经典:“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重点，才是获得胜利的根本。

[1] 安徽档案信息网 http://www.ahda.gov.cn/DocHtml/1/2009/3/20/859769981948.html
[2] 海南史志网 http://www.hnszw.org.cn/data/news/2008/09/3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