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发表评论(0)编辑词条

1.革命背景
　　1.《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
　　2.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
　　3.新式学堂的勃兴和留学教育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
　　4.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思想武器
　　5.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
2.革命酝酿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首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近代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学说，以报刊为重要阵地，创办了《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20多种政治性刊物；还出版发行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130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翻译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著作，蔡元培翻译了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著作。
　　与民主思潮广泛传播的同时，国内外出现许多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9月，全省60余县成立保路公会，数千万人卷入运动。清政府一面调湖北新军入川，一面命“实力弹压”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四省保路风潮兴起时，湖北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孙武在汉口机关配制炸药不慎，起义机密泄漏，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10日晨，彭、刘被杀，清军四处捕捉革命党人。当日晚，武昌城内新军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士兵的排长，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响武昌起义的枪声。经一夜战斗，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12～13日，起义军攻占汉阳、汉口。武昌起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此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3.成立民国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成立；28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如：命令各省官厅焚毁刑具，废止刑讯；取消清朝律令中各类“贱民”条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人口；废除主奴身份；通令剪辫子；禁止赌博、缠足、吸食鸦片。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提倡普及教育，删除旧教科书中的封建内容。这些政策法令，移风易俗，革故鼎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传播。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府中立宪派、旧官僚、政客的篡权，以及一些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致使南京临时政府权力被袁世凯所篡夺。
4.革命组织
　　（1）发展历史
　　19世纪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之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暴动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孙中山于次年在伦敦为清廷所绑架，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亦因而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
　　1900年，中国北部爆发义和团事件。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举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的《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的知识分子更感受到中国正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自甲午战争起，中国派往海外留学的学生大量增加，当中以日本为数最多，1904年时一度达到二万多人，不少为官费留学。革命的思想在留学生中广为散播，主张革命的学生成立各种团体，发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当中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在日本非常活跃。后来不少留学生归国，成为国内革命组织的骨干。
　　1903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满清政府划出部分国土让两国交战而自称保持中立；皇室内更有人称满清的国土，“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令革命救亡的呼声更高。各种革命团体亦于此时纷纷在国内出现。最主要有黄兴领导的华兴会（1904年在长沙成立，成员有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以湖南青年为主），以及陶成章、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为会长，成员包括秋瑾、章炳麟等，以江浙青年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样的革命小团体，如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会、汉族独立会，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等。这些革命团体不一定互相隶属，而且多数带有地方色彩。但大致上他们都有相同的目标：谋求推翻满清、恢复汉人原来的江山；建立类似美国的共和制国家。当中推翻满清的诉求着重满汉之分；而要求恢复的江山亦只限以汉人为主的十八省，东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内外蒙都被排除。排满的态度正与中国各地方地下帮会“反清”传统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组织都有借助秘密会党的势力进行革命。例如华兴会与哥老会，光复会与青帮，兴中会与三合会皆有密切关系；而孙中山亦为洪门致公堂的会员。
　　孙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同盟会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的觉醒。《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精卫等执笔，与主张保皇、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同盟会虽在1907年曾一度出再次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自光复会退出。孙中山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总部；黄兴则继续支持孙中山），但是在革命中仍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会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余人。日知会的前身是基督教武昌美国圣公会下设的一个阅报室，日知会，注重在学生、新军和会党中灌输新知识和革命思想。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七月，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会员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共进会性质及纲领与同盟会几乎相同，但不直接隶属同盟会。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
　　（2）阶层和群体
　　辛亥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归国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士兵、地方士绅、农民、游民等。
　　（3）新兴知识阶层
　　新兴知识阶层以留洋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兴办新学并鼓励留学，很多年轻士子或进入新式学堂，或留洋学习。在陶成章的倡导下，很多士子捐官学军，到日本学习军事，如徐锡麟等。
　　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累计万人多，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中坚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参加者90%以上都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同盟会成员还组织了丈夫团。
　　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巨大贡献，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除孙中山外，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精卫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的新兴知识阶层出现和崛起。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兴知识阶层，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4）会党群众
　　在清朝末期，许多秘密会党，包括洪门、哥老会、致公堂、三合会、洪江会是领导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主要力量。会党的会众包括地主士绅，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士兵，城市平民和无业游民等。会党的上层为地主士绅所把持，会党向来提倡“反清复明”的思想。
　　华兴会与哥老会，光复会与青帮，兴中会与三合会皆有密切关系；而孙中山亦为洪门致公堂的会员。1908年前，革命党人着眼于联系和利用会党，准备通过会党会众发动反清起义，充当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回忆当初寻找革命力量时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
　　（5）海外华侨
　　在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同盟会，提供经费支援革命活动，还回到家乡建立革命组织，多次参加武装起义。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首批加入兴中会的20余人都是华侨。
　　辛亥革命的成功，海外华侨功不可没，在黄花岗起义中遇难的黄花岗72烈士中，华侨就占了29人。
　　（6）新军士兵
　　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内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向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
　　后来组织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很早就同新军建立了联系。
　　（7）士绅和商绅
　　1907年9～10月，清政府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这为士绅和商绅参政议政提供了机会。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许多士绅、商绅通过选举进入咨议局，在咨议局中集结了一批开明士绅。地方士绅的力量在地方政治中有着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这些士绅、商绅本来都是立宪派，后来推出的第一个内阁竟然是皇族和满族主导的，立宪派对满清政府有所失望。武昌起义后，立宪派才纷纷附和革命。
　　（8）外国人
　　除了中国人及华侨外，支持及参与辛亥革命的还有部分外国人；当中以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参与最为积极。不少革命组织都是在日本成立和运作；而中国同盟会亦是在支持革命的日本人撮合下在东京成立，部分日本人更加入同盟会成为会员（甚至包括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北一辉，后于日本二二六事件后被判死刑）。在多次革命起义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参与，部分更在起义过程中牺牲。
　　（9）会党群众
　　在清朝末期，许多秘密会党，包括洪门、哥老会、致公堂、三合会、洪江会是领导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主要力量。会党的会众包括地主士绅，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士兵，城市平民和无业游民等。会党的上层为地主士绅所把持，会党向来提倡“反清复明”的思想。
5.革命准备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另一革命组织光复会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1895年春天，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的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因此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香港当局在清政府压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孙中山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拳之乱，北方陷于无政府状态，于是决定准备军事起义。6月，孙中山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及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从横滨抵达香港，但被英国当局拒绝入境。9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黑龙会的帮助下，经马关赴台湾。会见日本民政长官之后，得到日本驻台殖民地官员承诺支持在广东举事。孙中山于是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10月8日，孙中山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发动起义，也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义军在三多祝发展至2万人。但日本官员于此时改变态度，推翻之前军备补给、军官参与的承诺。革命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史坚如、山田良政等被杀。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
　　1907年5月，革命党及三合会人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余纪成等发动黄冈起义，一举占领了黄冈城（今潮州饶平县）。许雪秋、陈芸生为新加坡华侨，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起义后，清潮州总兵黄金福立即带兵前往镇压，革命党人被杀害200余人，历时6天的黄冈起义遂告失败。
　　同年，孙中山派人到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响应黄冈起义。6月2日（四月廿二），邓子瑜和陈纯等集合少数三合会党在距惠州20里的七女湖截获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5日，进攻泰尾，清守兵溃逃，起义军乘胜连克杨村、三达、柏塘等地，旋又在八子爷打败清营管带洪兆麟。归善、博罗、龙门各地会党纷起响应，队伍增至200余人。清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起义军声东击西，使得军获于奔命。后因黄冈起义失败，得不到声援，遂在梁化墟解散。部分起义军流亡香港，大部分退人罗浮山区。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的徐锡麟在安徽安庆起义。徐锡麟时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在毕业典礼当天刺杀巡抚恩铭，然后率学生军，连同陈伯平等与清军战斗，激战四小时后寡不敌众战败，徐锡麟被捕后被处死。秋瑾亦因而受牵连被斩首。
　　8月，广东(今属广西)钦州那彭那丽那矺三乡反抗塘捐出现民变，孙中山命会党首领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都督”前往联系，于9月率众成攻攻取防城。之后图攻取钦州，未果，最后退到十万大山一带，王和顺返回越南。
　　12月，孙中山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于12月2日，在守军作内应下，攻占中越边境之镇南关炮台。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亲自在炮台指挥作战。广西提督调陆荣廷率四千人围攻，革命军退入山区。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清朝政府到安南追查孙中山等人，孙中山转赴新加坡，要到武昌起义成功才再次踏足中国国土。
　　1908年2月，黄兴以越南为基地，以二百多人从法属越南进攻广东钦州、廉州，作战十四天。是为钦州、廉州起义。
　　1908年4月发动于云南河口，4月30日黄明堂从越南率二百余人进攻云南河口，守军响应兵变。黄兴亦加入指挥。至26日清军攻陷河口，部分革命军退入越南。
　　1910年2月12日，黄兴、胡汉民及新军内的倪映典，乘广州警察与新军发生冲突，率广州新军起义，阵亡百余人，被捕百余人，另有百余人撤至香港，起义失败。史称“庚戌新军起义”。
　　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以之前用会党为主力在边区的起义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议决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和清政府决一死战。
　　1911年4月，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猛攻总督衙门。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当中包括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
　　黄花岗起义后，清朝统治基础更加动摇，革命党人的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了全国人们的革命斗志，加速了革命发展进程。
　　马来亚地区的革命活动
　　1911年12月16日，孙中山和他的军事顾问荷马李将军住陈金钟大厦。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到新加坡。在马来亚地区的革命活动指的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发生的有关辛亥革命的活动。由于当时马来亚地区是中国以外，华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以及拥有较雄厚的财力，孙中山多次到该地区并号召当地华人响应革命，而当地华人也大力支持，故马来亚地区成了当时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
　　孙中山以及同盟会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展开的革命活动并非一帆风顺。从国家关系上来看，英国殖民政府和清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清朝在新加坡和槟城所设立的领事馆成为了革命活动的阻力。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访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进行访问，而这些清政府的官员也一样受到当地华人的欢迎。这些官员到来的目的主要是呼吁当地华人对清政府效忠，也有售卖官衔以拉拢当地华人。当时胡汉民曾这样讲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里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从胡汉民这样的叙述，可以看得出当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的保守思想。这样的保守思想，也使得在该地区活动的保皇党康有为得到了当地华人的响应。
　　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由于在建立新的申汇制度构想上差距甚大，因此当这两派的在南洋汇合时引发了一番唇枪舌剑的大论战。保皇党和革命党都创办自己的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的课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在这一场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的上层阶级是保皇党的支持者，他们为了自己的财产不受影响，为了维护已经取得的利益而拥护保皇党。而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则是革命党的支持者。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支持保皇派的报纸有《叻报》、《星报》和《天南新报》。而革命派方面则有《中兴日报》和《总汇新报》的支持。当时《叻报》和《中兴日报》与《总汇新报》的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的第一次笔战。在马来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立《槟城日报》，该报成了革命党在槟城的第一份报纸。1910年12月10日，孙中山，陈新政，庄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光华日报》不但是个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机关报，也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光华”二字意味着光复华夏，是孙中山手定的。
6.革命失败
　　1912年4月，袁世凯窃得政权后，利用同盟会的内部分化，拉拢部分革命党人与之合作，并凭借武力公然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开刀，迫使唐绍仪辞职。1913年的“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使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议会政治、和平建设、实业救国的幻想中惊醒。7月，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江苏、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独立。由于国民党人仓促应战，缺乏统一领导， “二次革命” 被北洋军阀镇压。
　　“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彻底失败。
7.革命余絮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便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为了尽快皇袍加身，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取得外国列强的支持。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发动护国战争。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在护国军的打击下和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7月，张勋应黎元洪“调停”之邀，率三千“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权后，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屈膝卖国，企图建立皖系军阀独裁统治。段祺瑞的独裁卖国激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及西南军阀的反对。1917年8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即讨伐段祺瑞的第一次护法战争拉开帷幕。在北洋军的镇压下，北伐军受挫；加之军政府内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孙中山愤而辞职，护法战争失败。
8.历史评价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
　　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
　　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
　　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简单来说辛亥革命
　　1.是中国近代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推翻了清王朝
　　3.结束帝制
　　4.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5.人民获得一些民主和权利
　　6.客观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7.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9，性质探讨
　　现在一谈到辛亥革命，人们自然想到的是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大的功绩是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这样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是对辛亥革命的相当片面的理解，通过对辛亥革命的认真分析，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辛亥革命更大程度上应该是中国人的光复运动，是一场民族革命，而这场民族革命与历史上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又有显著的区别，朱元璋只是驱逐了蒙古人，在政治上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而辛亥革命则具有民主革命的色彩，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但是不论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上有多大的成就，但是在革命党人的初衷、革命党人在革命中的表现来看，把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是很牵强的，辛亥革命的民族革命色彩远大于民主革命色彩。
　　辛亥革命时期，各个革命团体的纲领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以“排满”为宗旨的，如孙中山先生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纲领本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后来才加上“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1903年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在长沙创立的华兴会，也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在上海创立的光复会则更为明显，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纲领，完全是民族革命的团体。
　　1905年，在孙中山的建议下，组建了一个统一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孙中山还为中国同盟会制定了秘密联络的口号：“问何处人，答为汉人；问何物，答为中国物；问何事，答为天下事。”我们可以联系起来理解为：汉人夺回中国物，平天下不平事。（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37——138页）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起草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文》，说道“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一）驱除鞑虏……（二）恢复中华……（三）建立民国……（四）平均地权……上四纲，其措施之次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其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於军法之下：……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以上为纲有四，其序有三，军政府为国戮力，矢信矢忠，终始不渝；尤深信我国民必能踔厉坚忍，共成大业。汉族神灵，久焜耀於四海，比遭邦家多难，困苦百折，今际光复时代，其人人各发扬其精神！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战士不爱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即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孙中山选集》上卷，中华书局，1956年，页68—70。）
　　革命党人在1905年之后两三年间掀起了舆论上的高潮，各种各样的革命书籍、文章不断涌现，而这些文献，也几乎是鼓吹排满的民族革命为主的。比如最为著名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现在的人总是引用“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把该文说成是反对封建专制最激烈的文章，这固然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邹容确实在文中大声疾呼要扫除专制，如有“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答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游牧腥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主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请大哲之宝旌，以招展于我神州上。”邹容确实对专制政体深恶痛绝，但是邹容的文章主要内容是这个吗？通过阅读《革命军》的全部内容，可以看出，邹容的文章乃是鼓吹排满革命为主的文章。在邹容的文章里面，开篇是“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后面邹容论述了“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然后得出结论，“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高呼“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通读文章，显而易见邹容是宣扬激进的排满民族革命，光复中华，为了中华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共和。应该说，邹容的文章里面，共和是为民族独立服务的，民族革命乃是邹容论述的中心。（邹容《革命军》，见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649-677页）而其他影响也很大的文献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利消长史》、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著名革命家的文章，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鼓吹排满为中心的，而且指出民主革命的最大障碍就是满洲贵族以征服者自居，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不以中国的福祉为念，只知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和涣散开始凸显。加上1907年日本迫令孙中山出境，同盟会总部更加涣散，这样在1907年9月，部分同盟会员张伯祥、居正、孙武、焦达峰等人成立了共进会。其则由以同盟会缓不济事，须另组实行团体，联合内地会党，即日起事。黄兴曾诘责焦达峰另立山头，焦答以殊途同归，有何不可。故仍以同盟会之宗旨为宗旨，同盟会之总理为总理。惟入会誓词中的“平均地权”一句，改为“平均人权”。他们说“平均地权”不好懂，革命是因为满汉不平等，所以要“平均人权”。（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6页）后来的武昌起义，就是共进会为主要领导团体的革命党人发动的。
　　在1911年10月9日，原定的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在危机时刻发布了作战命令：“本军于今夜十二时举义，兴复汉族，驱除满奴”（因孙武在汉口研制炸弹时偶然失事，蒋翊武与其它人上了后决定提前起义，但蒋翊武在发出命令后不久即被逮捕，后逃出）、（孙武的失事导致起义计划泄露，蒋翊武的作战命令也没有落实，革命党人一时群龙无首，但仍然毅然发动起义）熊秉坤在武昌起义时，于10月10日发于楚望台军械库的口号是“兴汉”。（《“排满”与民族主义》，224页）。《湖北革命实录长编》载：“是日（10月11日），革军遇旗人，不论老少皆杀”（转载自《辛亥武昌首义史》，212页）。(不过在10月12日军政府谋略处开会，有“严禁滥杀旗人”的决策，以避免滥杀无辜)
　　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成立了军政府，废除宣统纪年，改为黄帝纪年；以铁血十八星旗（共进会的旗帜为九角十八星旗，红地黑星，且间联以虚线，意为联合十八行省，以铁血主义实行革命）为旗帜；并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布了布告“……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汉家儿……共图光复大业，建立中华民国……”(当时在武昌街头巷尾，这张布告贴到哪里，哪里就挤满了观众，群情激奋，许多人流下热泪，感到扬眉吐气)，赏罚令中更明确地说“本都督驱逐满奴，恢复汉族……”（《辛亥武昌首义史》，226页）并于10月17日在阅马场举行了盛大的“祭天大典”，昭示光复大业，特告慰华夏始祖轩辕黄帝的在天之灵 (武昌起义成功后，之所以推举黎元洪为大都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革命党人以“排满”为宗旨，汉官一概被视作可争取者) 。军政府成立后及开始革除满清旧俗，最重要的就是剪辫子（满清入关曾提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并进行血腥大屠杀，辛亥革命后剪辫子也就成了革命的象征），军政府层多次下令剪辫，当时军政府主办的《中华民国公报》曾有评论“险矣哉豚尾奴之心也，鄙也哉豚尾奴之志也，谬矣哉豚尾奴之识也，其理由为大局未定，姑试诸异日。所谓异日者，即干戈偃息。总统已定之际或满政府覆亡之日也。此中立派也，此观望辈也，此汉奸也！”（《辛亥武昌首义史》，253页）。
　　在军政府成立后与列强的交涉中，美国领事也说“贵国此次革命，关系种族问题，自不待言，惟不知将来采取何种政体？”（《辛亥武昌首义史》，263页）。武昌起义后满清政府不得不让袁世凯出山以镇压革命，袁世凯上台后，即派大军进攻武汉，虽然北洋军是袁世凯的“私家军”，但是在前线袁世凯也不得不反复向士兵们宣传，此役非满汉种族战争，乃是政治集团战争（《辛亥武昌首义史》，334页）。
　　甚至连被“胁迫”参加革命的黎元洪，在其致萨镇冰（武昌起义后满清朝廷派海军来武汉镇压革命，萨镇冰是海军提督，也是黎元洪的老师）的信中也有“吾师素知洪最为谨慎……恐致不可收拾，不能为汉族雪耻，转为危害……谁无肝胆，谁无热忱，谁非黄帝子孙，岂肯甘为满族做奴隶而残害同胞耶！洪有鉴于此，识事机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土，改革专制政体……方今满汉兴亡之机……刻下局势，只要吾师肯出，拯救四万万同胞，则义旗所指，山色改观，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辛亥武昌首义史》，319-320页）
　　在响应武昌起义的各地也纷纷打出“兴汉”、“排满”的口号。如阳夏响应武昌起义时革命党人将旗兵“禁之间所”，并对他们说：“我们今日为种族争生存，为国家争独立，顾不得不先革尔满人之命，念尔等尚属好人，尔等回荆州（满人驻防之地）可也。”，于是各给七元遣回原籍，“后闻彼等在途中为百姓所创”。（《“排满”与民族主义》，225页）詹大悲、蔡济民在武昌起义后准备派兵过江占领汉口。汉口的市民听说武昌来了军队，不约而同的大放鞭炮，夹道欢迎，无数群众高呼“杀尽胡儿”、“兴汉灭满”的口号。1911年10月22日西安响应起义时起义军自称“秦陇复汉军”。1911年10月29日太原光复后，《山西民报》曾发表讨满檄文，措辞严厉。1911年11月27日，蒲殿俊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在上海、福州、重庆、长沙等地响应武昌起义的也基本上打出的是““兴汉”、“排满”的主张。
　　在武汉三镇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军政府发布了一篇《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里面言辞激烈，“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日，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曰：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接下来分析“是虏之必败者”三条及“则汉族之当兴者”三条）……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 ”同时还附有《辛亥首义歌》“汉军起义立志把仇报！里应外合都有我同胞。长枪大炮都已准备好，楚望台上旌旗飘！驱除鞑虏，还我中华！铁血男儿壮志冲九霄！长枪大炮都已准备好，楚望台上旌旗飘！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第一功！” 《兴汉军歌》：“ 地发杀机，中原大陆蛟龙起，好男儿，濯手整乾坤，拔剑斫断胡天云。复我华夏，完我自由，家国两尊荣。乐利蒸蒸，世界大和平，中外禔福乐无垠。好男儿！ 撑起双肩肩此任！！”（檄文内容来自于网上，未及找到出版物核对）
　　不过，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很多立宪派、旧官僚混进了革命阵营，鼓吹“五族共和”的思想，孙中山迫于压力，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国家领土的统一，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说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后来在1921年3月6日《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孙中山说道“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的旧党，复辟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孙中山全集》第5 卷， 中华书局，1985年，第473 页））
　　在革命迅猛发展的时候，袁世凯掌握了满清朝廷实权，在相当多革命党人看来，袁世凯身为汉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才有很多革命党人檄文袁世凯能够投入革命阵营，推翻满清统治，孙中山本人也表示：如果袁世凯完成推翻满清朝廷的“大业”，愿意将大总统让予袁（后来的“二次革命”则是袁世凯要加强专制独裁，压迫国民党，国民党基于“民主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良药”而革命）。
　　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三天后的2月15日，孙中山亲自率领临时政府文武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今中国全境光复，特来告慰544年前“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先驱、民族英雄——明太祖的在天之灵。在祭祀时，孙中山发布了《祭明太祖文》“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即，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拜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室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窃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仆，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义，卒使清室翻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和《谒明太祖陵文》，中心思想与《祭明太祖文》一样，“维有明失祀二百六十有七年，民国始建.越四十有二日，清帝退位，共和巩立，民国统一，永无僭乱.越三日，国民公仆，临时大总统孙文，谨率国务卿士，文武将吏袛谒大明太祖高皇帝之陵而祝以文曰: 昔宋政不纲，辽元乘运，扰乱中夏，神人共愤.惟我太祖，奋起草野，攘除奸凶，光复旧物，十有二年，遂定大业，禹域清明，污涤膻绝.盖中夏见制于边境小夷数矣，其驱除光复之勋，未有能及太祖之伟硕者也.后世子孙不肖，不能敪厥武，委政小人，为犹不远，卵翼东胡，坐兹强大，因缘盗乱，入据神京.凭肆淫威，宰割赤县，山川被其瑕秽，人民供其刀俎.虽义士逸民跋涉岭海，冀振冠裳之沉沦，续祚胤于一线，前仆后起，相继不绝.而夭未悔祸，人谋无权，徒使历史编末添一伤心旧事而已.自时厥后，法令益严，罪罟益密.嗟我汉人，有重足倾耳，箍口结舌以保性命不给，而又假借名教，盗窃仁义，锢蔽天下，使无异志.帝制之计既周且备，将籍奸术，长保不义.然而张曾画策于私室，林清焱起于京畿，张李倡教于川陇，洪杨发迹于金田:虽义旗不免终蹶，亦足以见人心之所向矣.降及近世，真理昌明，民族民权，盎然人心.加以虏氛不竟，强敌四陵，不宝我土，富以其邻.国人虽不肖，犹是神明之胄，岂能忍此终古，以忝先人之灵乎?于是俊杰之士飙发云起，东南厥始发难，吴樾震以一击，徐锡麟注弹丸于满酋之腹，熊成基举烽燧于大江之涘，以及萍乡之役，镇南关之役，最近北京暗杀之役，羊城起义之役，屡起屡踬，再接再厉，天下为之昭苏，虏廷为之色悸，蕴酿蝉蜕，以成兹盛.武汉首义，天人合同，四方风向，海隅景从，遂定长江，淹有河淮.北方既协，携手归来，虏廷震惧，莫知所为，奉兹大柄，还我汉人，皇汉民族，既寿永昌.呜呼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昔尝闻之，夷狄之运，不过百年，满清历年，乃倍而三，非天无常，事会则然.共和之制，亚东首出，事兼创造，时异迟速.求仁得仁，焉用怨言.又闻在昔救时之士，尝跻斯丘，毷励军志，俯仰山川，唏嘘流涕.昔之所悲，今也则乐.郁郁金陵，龙盘虎踞，宅是旧都，海宇无叱.有旆肃肃，有旅振振，我民来斯，言告厥成.乔木高城，后先有辉，长仰先型，以式来昆.伏维尚飨. ”(内容来自于网上，未及找到出版物核对)
　　不仅是辛亥革命当时，而且现在我们在说道革命党人在某处革命成功或者某地和平过渡时，用的都是“光复”一词，如“武昌光复”“南京光复”等，光复”一词的含义，就是自己的董事丧失之后又夺回来，这里很显然意指各地在被满洲人占据两百多年之后中国人收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