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红与黑发表评论(0)编辑词条

果既不能预见危机也不知道怎么修正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他们？

美国劳工部长或是能源部长的名字并非人尽皆知，但人们对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却相当熟稔。本·伯南克、蒂莫西·盖特纳、艾伦·格林斯潘、劳伦斯·萨默斯⋯⋯这些名字已经随着经济危机传播到世界各地。

虽然认知度很高，这些名字所代表的著名经济学家们却并非总是受到敬仰，尤其是在过去的9个月—他们中的大多数既没有预测到去年9月突如其来的危机，也没有及时发出预警，甚至直到现在还对危机的原因和影响争论不休，更不用说拿出有效的解决和预防办法。而所有这些，正是人们对经济学家这个“行业”最大的期待，也是他们一直以来自诩为专业的。

如果说1930年代的大萧条及更早的经济危机因为缺乏足够的分析工具来总结经验教训而难以提前发现端倪，70多年后的今天，历史数据的累积和科技的发达应当已经极大地改善了经济学家对经济运行情况的判断。但事实上，经济学家的表现让人失望。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在大萧条的成因、后果和教训上达成共识，对未来的预测更连接近都算不上。2008年9月上旬，美国经济研究机构蓝筹经济指标（Blue Chip Economic Indicator）对当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中值为0.2%，但最后的修订结果是6.3%的负增长。发挥央行作用的美联储也没有高明多少，其在2008年7月预测当年第四季度的失业率为5.5%至5.8%，结果却是6.9%。同一时期做出的2009年第四季度失业率预测结论是5.2%至6.1%，但现在半年还没过完，这一数字就已经高达8.5%，并被认为将在年底达到两位数。

正是这样一群人决定着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命运。人们在希望他们解决危机、拯救世界的同时，不断抱怨所谓的经济学家缺乏常识、根本不知道真实世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宏观经济学家对经济体系释放出的众多预警信号视而不见，直到潜在的危机以无可挽回的方式爆发后才不知所措地应对？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回答且难以释怀的问题。

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是，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几乎都建立在理想条件下，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最著名的即是“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设。正如一位数量金融专家指出的：“经济学家使用的模型都糟糕至极，他们完全忘记了人性的因素有多重要。”

客观地说，这个问题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始终存在，并且普遍存在于各门科学和科学中，但这不足以成为开脱经济学家“罪责”的借口。任何理论和模型都不可能提供对现实世界的精确预测，但专家应该从多年的教育学习、专业训练和实践经验中获得足够的敏感性，以比大多数人更早感知到事物发展的趋势，并在出了问题时知道如何解决。现实却是很少有经济学家能预见危机的爆发，他们只能在灾难发生后运用行政和财政工具进行紧急抢救和事后的修修补补。如果成功就是超级英雄；如果失败，哦，但愿他们不要失败。

指责经济学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很多原来无比的神圣名字如今都已被拉下神坛，比如“最伟大的央行行长”格林斯潘。这个群体被愤怒的人们贴上很多负面标签：盲目自信、不切实际、迷信理论、政治导向、拉帮结派⋯⋯过度批评当然没有必要。经济学家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在1970年代对一个强大、独立央行的重要性的强调确实帮助很多国家消除了长期存在的高通货膨胀率。矫枉过正只会使经济学家失去解释和改变世界的勇气，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他们再次得到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不过代价高昂。彻底走出危机、反思所犯的错误并为将来设计好防范和预警机制，这些都是足以让整整一代人中的最优秀者穷尽一生去寻求答案的任务。正如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杰·E.A·法默（Roger E.A. Farme）所言：“现在正是新想法出现的好时候，就像1930和1970年代一样。”

明星效应

即便现在不断遭到口诛笔伐，经济学家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受人尊敬的，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更因其开创性的工作而永垂青史。1969年以后，大众获得了一个评判谁是当代最优秀、最有成就经济学家的简单标准—诺贝尔经济学奖。随着经济学地位的不断提升，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像舞台上的明星，去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更打造出一位超级明星。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是那个幸运儿。他从1999年就开始给《纽约时报》写专栏，但直到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才称得上家喻户晓。人们并不懂得、甚至不关心让这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摘得桂冠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而是热衷于看他发表关于当前政治、经济形式的言论。克鲁格曼很享受这种声名，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没有人像我这样拥有如此庞大的扩音器。除了世界正在完蛋，一切都太棒了。”

一夜成名的克鲁格曼已成为事务缠身的公众人物。一位同事兼好友指出，其学术生涯已经随着诺贝尔奖的获得到达顶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从事学术研究，而是有了一份公共职业—充当大众知识分子，并将这视为现在的主要嗜好。这一点已经引起克鲁格曼的警惕。他在今年3月28日的博客上写道：“我一直相信杂志封面的指示作用：当你看到一家公司的首领出现在光鲜杂志的封面上，抛出它的股票。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上帝想毁灭谁，就先把他放上《商业周刊》封面’。有现实证据表明声名能毁掉之前表现很好的管理者们。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经济学家身上。你们已经被警告了。”

过去的20年间，克鲁格曼一直试图戳破世界繁荣经济表象下的一个又一个绚丽泡沫：“独立分析师的工作并不是让大家活得开开心心，而是说出事实，让大家从朦朦胧胧的睡梦中清醒过来。”在亚洲经济形式还一片大好的1994年，他通过研究东南亚国家指出亚洲金融市场潜伏着危险，但这一言论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1997年，他再次在《流行的国际主义》（Pop Internationalism）一书中对亚洲金融危机做出大胆预测，批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泰国）采取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一次克鲁格曼赢得了世界的侧目，该书在两年内重印8次，总印数达120万—因为不久后，他的预言实现了。

如果克鲁格曼真的能比其他人更早看到危机的迹象，他应该进入政府，将自己的能力变成现实的政策以避免悲剧发生。这位56岁的经济学家确实具备一切充当政府顾问的条件：在著名媒体上的专栏、普林斯顿的教职、指点江山的兴趣，以及最重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缺乏另一项重要素质：以当权者能够接受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决策。2003年出版的专栏文章合集《大破解》（The Great Unraveling: 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收集了他对布什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不遗余力的抨击。他认为从长期看，减轻纳税人负担、公共开支增加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以及发动伊拉克战争将使美国经济发展陷入难以持续的境地，并终将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他断定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迟早会终结，美国政府及其消费者将不得不回归于经济的基本面。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太多的经济参与者有着不切实际的预期，美国未来面临的调整不会是“软着落”，而很有可能是“崩盘式”。现在看来，克鲁格曼又说对了。

在更早前的克林顿政府时期，克鲁格曼本有机会干预美国经济政策。他一直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因此在1992年大选期间的每次经济演讲中都尽力帮助克林顿。但后者当选后却没有启用他担任自己的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学家劳拉·泰森（Laura Tyson）。据克鲁格曼说，他、泰森和克林顿在其成为当选总统后一起参加了一个经济峰会，克林顿问他能否同时实现平衡预算和医疗改革，他错误地回答：“不行，你必须在二者中做出选择。”然后克林顿转向泰森提出同样的问题，她正确地回答：“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现在，克鲁格曼秉持着他对政府和当权者的批评态度将矛头瞄准奥巴马政府。他对盖特纳和伯南克的评价是“他们在应对危机时表现得不像成年人”，将美国金融系统形容为“行尸走肉”（dead man walking），并批评奥巴马政府对他们的支持。在克鲁格曼看来，盖特纳及其他政府高官是华尔街的“工具”。这并不是说他们收了华尔街的好处然后处处给予偏袒，而是因为与投资银行家等金融界人士相处久了产生的潜移默化。盖特纳宣布银行救助计划那天，克鲁格曼在专栏里表达了对奥巴马政府的“绝望”，因为奥巴马的金融计划“本质上是假设银行是健康有判断力的，银行家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看上去好像总统决定要证实大家对他的经济团队脱离现实、和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感觉。”

克鲁格曼在30岁之前就已经跻身美国顶级经济学家的行列。他29岁时接受了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个职位，与年轻一岁的劳伦斯·萨默斯是同事。这两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同样杰出，后来却在职业道路上选择了相反的方向—萨默斯选择成为“体制内”的经济学家，并沿着这条道路一直成为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哈佛校长和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克鲁格曼选择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学者”，停留在思想的世界，先后在耶鲁、麻省理工、斯坦福和普林斯顿等大学教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直是克鲁格曼的心愿，他差点拒绝了《纽约时报》开专栏的邀请，因为担心变成大众化经济学家会无缘于诺贝尔。

虽然并不看好盖特纳，克鲁格曼却对昔日的同仁抱有很大希望。他会想象如果做出相反的选择，现在两人是否会扮演相反的角色，虽然无论如何萨默斯更相信市场，而他更相信干预。克鲁格曼已经开始尝试赞扬政府。他支持奥巴马加强金融监管、进行大众医疗改革和提高富人征税比率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做法，并在最近访华时给了对方A-或B+的高分，即便是对自己的学生，他也很少这样慷慨。不过这并不能改变他在金融问题上的态度：“这是布什时代留下来的危机，但如果不赶紧行动，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负相当的责任。”

尽管白宫对于克鲁格曼要求政府尽快大规模干预金融系统的意见不以为然—奥巴马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以略微不快地语调请克鲁格曼为修正银行系统提出更好的计划，但他连对方名字的发音都搞错了—他们还是尽量小心不去惹怒他。将自己形容为“天生悲观”和“生性反叛”的克鲁格曼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很有“细节”的人，但他相信自己是在与财阀和金融家们进行一场哲学上的斗争。

相信谁？

不相信当权者的并非只有克鲁格曼一人。今年1月，尚未正式就职的奥巴马表示：“我们的政府需要迅速行动，我们需要一个能帮助重新启动经济的恢复计划，这已是没有异议的共识。”不久后，200多名不赞同这种说法的经济学家在各大报纸上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尊敬的总统先生，这不是真的。”

正如克鲁格曼2006年出版的《宏观经济学》教材中所言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小秘密是，经济学家们在过去70多年间到底有多少共识。”对经济刺激计划态度的分歧正是这句话的一个合适注脚—倾向有效市场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对经济刺激计划和低利率、高赤字的财政政策，认为这样做除了增加政府负债别无它用；倾向政府干预和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市场失灵时必须依靠国家拯救经济，但对经济刺激计划的具体内容却难以达成共识。

支持经济刺激计划者如克鲁格曼表示：“我们还要浪费几个月的宝贵时间重新辩论70多年就已经解决的问题，这真是相当羞耻。”反对者代表则是芝加哥大学的约翰·H·科克瑞恩（John H. Cochrane）：“和我在一起的专业经济学家都不会再回到凯恩斯主义的老路，就像物理学家在不知道宇宙究竟以多快的速度扩展时不会求助于亚里斯多德。”科克瑞恩正是反对奥巴马说法的200多名经济学家之一。

相比对经济刺激计划的看法，对市场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态度更能体现出一个经济学家的基本力场。大萧条使凯恩斯主义一度成为金科玉律，但随着经济的恢复，提倡放任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最近十几年成为主流，其信奉者充斥于华尔街和华盛顿，最著名的当属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经济危机使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支持政府干预的论调甚嚣尘上，属于这个阵营的经济学家包括克鲁格曼（这个“有良心的”自由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接近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纽约大学预言了经济危机的“末日博士”（Dr. Doom）里埃尔・罗比尼（Nouriel Roubini）和耶鲁大学预言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政治因素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沿袭传统的共和党崇尚自由主义，而民主党自罗斯福时代起就确立了对国家干预的信仰。

看上去，对市场和经济持相对悲观态度的经济学家更能预见危机的到来—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眼前的繁荣而拼命寻找危险的信号—并且更相信外部力量的介入和矫正对经济体系的必要性。在危机中看来，这种小心谨慎比盲目自信更安全。

骄傲自大向来被认为是经济学家最大的罪恶，有时候他们不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但一旦他们相信了某种理论，却又很容易为其所蒙蔽。自由主义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经济史学家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Anna Jacobson Schwartz）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几乎让整个经济学界相信大萧条是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失当，而这种“货币崩溃”（monetary collapse）是由美联储内部权力斗争及对经济和货币困境缺乏正确的认识所导致的。

这似乎意味着，只要美联储在经济学家的指导下制订出合适的政策就能避免类似的灾难。对大萧条研究颇深的伯南克2002年在庆祝弗里德曼90岁生日的演讲中承认美联储在大萧条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当时还只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一名理事的他对弗里德曼说：“你是对的，是我们做的。我们很抱歉。但感谢你，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最后这句话尤其著名。

出于对美联储力量的信任，经济学家几乎停止研究如何使用财政政策抵御危机。1980年代以来，经济的蓬勃发展使衰退成为不愉快的历史，而非随时可能袭来的灾难——这就是美国经济学界所谓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如果经济周期平稳到衰退越来越渺茫，为什么还需要经济刺激计划？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泽维尔·加贝克斯（Xavier Gabaix）指出，直到一年前，讨论什么是最佳财政政策还是老派作风的象征。2005年5月，格林斯潘发表了金融市场的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的著名论断。2008年10月，在国会的听证会上，一直坚持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格林斯潘首次公开承认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

现在，危机已经发生，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却仍在继续彼此攻击。经济学家犯下的错误难以列举穷尽，其中的一些是人类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些则是由狂妄、无知和迟钝带来的灾难。如何避免不必要的错误？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值得信赖？答案在风中飘扬。

未来的经济学家

虽然没有定量的指标，但当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就意味着站在世界经济阵线的最前沿，而不是深居象牙塔。全球化时代对经济学家提出了新要求—他们的眼界必须超出美国和欧洲这些传统发达国家，他们的工具箱中必须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看上去这是一个过高的要求，但新一代经济学家开辟的是通往明天的道路，上一代人犯下的错误已经成为他们踩在脚下的“巨人的肩膀 ”。

相比走正统路线者—比如毕业于耶鲁、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受教于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和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这两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在普林斯顿教书的克鲁格曼—一些经济学家选择了更为接近真实世界的自我实践和成长路径，现在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执教金融的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美法混血儿虽然毕业于哥伦比亚，却只拿到发展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和MBA学位。由于在1980年代美国商学院还没有MBA申请人必须有一定年限工作经验的要求，直接从学校拿到MBA学位的佩蒂斯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出生于西班牙，他在向各大投资银行求职时反复强调自己多么了解拉美市场，但当时正是整个拉美市场债务危机刚刚爆发，华尔街上大批多年来专做拉美市场的人都在经历裁员，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毕业生自然难以凭其对这个市场的了解找到工作。几经努力后，佩蒂斯终于成为华尔街上的一名交易员，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都里浸淫其中，直到做到最高层。

佩蒂斯在华尔街时并未放弃对拉美市场的兴趣，他做了很多与之相关的交易，影响力逐渐扩展至拉美各国的政府层面。这段经历对于他现在的工作大有裨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拉美国家有许多共同点。后者在发展方面的经验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尤其是银行系统的发展。将从拉美学到的经验用于理解中国是非常有趣的实践。而研究中国的学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很少有人了解其它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拉美国家，这对我而言是极好的机会。”佩蒂斯对《环球企业家》说道。2001年，佩蒂斯第一次来中国时，仅在北京度过一周精彩的假期，就决定放弃在纽约的工作来到这个国家学习更多与之相关的东西。

事实证明佩蒂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现在，他在教书同时开办的博客“China Financial Markets”（mpettis.com）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读者在他的文章后面写下很长的留言，与之探讨和中国相关的经济问题。纽约一家对冲基金的主席表示，任何关心中国的人都会去看佩蒂斯在想什么，如果不这么做就是疯了。在赢得公众注意的同时，佩蒂斯也开始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今年2月，他以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的身份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提交了一份名为《中国、美国及全球调整》（China，the US，and the Global Adjustment）的报告，就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做出评论，同时，佩蒂斯的学术观点也开始得到全球关注。今年初他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国的巨大需求挑战》（“China’s Great Demand Challenge”）被《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称为近期来解读中国与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最佳范例。当人们想知道依靠出口累积起庞大外汇储备的中国在全球贸易萎缩、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却面临美元大幅贬值可能、内需难以拉动等问题面前何去何从时，他们开始倾听佩蒂斯这样从实践中获得经验和知识的经济学家的意见。

除了佩蒂斯，还有更多更年轻的经济学家正在成长起来。今年1月，《经济学人》选出了8位当下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他们的博士学位都是在过去10年间才获得的。这些未来的经济学大师除了钻研失业与就业、储蓄与收入、风险与模型等传统宏观经济学内容，还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一些前人从未、或难以企及的领域。

芝加哥大学的杰西·夏皮罗（Jesse Shapiro）向人们证明了与传统智慧相反，不完全信息反而能提高判断的准确性。这等同于说，如果人们仅在电视上看美国州长竞选者辩论的字幕，比同时听到声音能更好地预测选举结果。麻省理工学院的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与同事一起重塑了发展经济学，使这门学科从关注政府政策转为关注扶贫项目。他们的研究地点是印度和肯尼亚那些被忽略的农庄、诊所和学校，而不是这些国家的财政部。前面提到过的纽约大学经济学家泽维尔·加贝克斯精通行为经济学，他展示了神奇的“幂定律”（power laws）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比如第二大城市的人口大约是第一大城市的1/2，而第三大城市的人口只有第一大城市的1/3，等等。

所有这些研究都是运用经济学的工具和技巧为一些看上去不太可能回答出来的问题寻找创造性的答案，并将经济学的边界拓展到社会深处。归根究底，经济学存在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和世界，这是过去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共同致力于实现的。克鲁格曼在1990年代曾笑言：“好的经济学家会转世成物理学家，糟糕的经济学家会转世成社会学家。”这并不是说物理学家高于社会学家，而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好的经济学家意味着精通硬科学中的数学精确性，这使他们有成为物理学家的可能；糟糕的经济学家反而可能会更关注经济事件中人的问题，而这正是社会学家的责任。

无论经济学家犯了多少错误，这个世界始终需要这样一群人：他们执迷于这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的学科，希望找到那个按下去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按钮。有时候这个按钮掩盖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下而不可见，有时候所有的答案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法，而找到这个方法的方法就是，拥有伟大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