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行政化发表评论(0)编辑词条

　　去行政化就是淡化行业、职业或某项工作的行政色彩，尽可能地突破行政的束缚，突出行业、职业的主导地位。2013年11月28日，教育部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按照计划，首批制定章程的6所高校——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于2013年8月拿出了初稿，在经过公开征求意见、修订后，于近日获得教育部核准。
政策出台
　　教育部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2013年11月28日，教育部为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依章程自主管理是高校的法定权利，制定章程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环节。章程绝不是一纸空文，如果不按章程办事，会有各种纠错机制。按照计划，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所有985高校需于明年6月前完成章程制定，全国所有高校要在2015年底前完成。
　　《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于去年初出台，按照计划，首批制定章程的6所高校——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于今年8月拿出了初稿，在经过公开征求意见、修订后，于近日获得教育部核准。
　　早在去年初《暂行办法》出台时，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就用“宪章”一词来说明高校章程的性质，表示“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孙霄兵再次强调，按照《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依章程自主管理是高校的法定权利。有关专家认为，“政校分开”是各校章程中普遍的精髓所在，也是社会呼吁已久的“去行政化”的体现。
高校机制
　　高校“去行政化”与“教授治校”，这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达方式，都是针对“大学治理机制”而谈的。良好的、具有活力的、能够自我创新的大学治理机制，必定不可能是“官僚化的管理体制”（亦称“行政化”），这已经被大学千年的生成和发展历程所验证。
　　从我国现有高教体制改革历程来看，大学面临的最根本的一条规则就是几十年计划体制延伸下来的国家包办大学和统管大学办学事务，即所谓的“行政主导一切”。包括大学的办学经费、建设计划、教学课程、招生计划、校长等官员的任命（引申出有些校长被定为副部级）等等。
　　国家层面的“行政主导”，反映到大学内部，就是行政部门在校园内的“行政做大”。因为行政权力掌管着教师的命运，包括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申请、教学课程多少、研究生导师资格的获得以及住房等等。这样一来，大学运作与政府部门的运作一样，其结果必然偏离其终极目标——学术自由、创造知识、培育人才、服务社会。
在笔者看来，讨论高校“去行政化”，实为变“行政化”为“服务化”的问题。
　　而教授治校是大学运转的体制保障问题，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治学和治校，这两个方面同属大学良性运转的必备支撑条件，就像一驾马车的左右车轮，须并驾齐驱，缺一不可。
　　首先，教授治学是从教授的职业而谈的。大学教授是大学共同体中的主体，承担着教学及科研等积累、发现和创造人类文明的职责，俗称“做学问”，也可称之为“治学”。如果教授不治学，就如同农民不种田，工人不在生产线上做工，渔民不去打鱼，而都成了游手好闲之辈，实为不务正业。正因为如此，“教授治学”的口号，自打它产生时起，就几乎销声匿迹了。
　　“教授治学”这个职业过程有着独特的存在内涵，最为鲜明的就是勇于打破各种框框和有形无形的限制，才可能逐步做好。它与追逐经济利益、短期效益等行为有着鲜明对照，它要求有尽可能明晰和严格的程序以及权力控制。因此，“象牙塔”的运作才与众不同，那就是尽量减少外在权力的干预，而由这个职业群体自己管理自己的学术事务，由此产生“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中的“治”，是明确指向“与大学教学和科研等相关的、遵循教育特殊规律的、积累发现和创造人类文明的”学术事务。只有教授群体才更好地懂得这一事务的内涵，就像渔夫清楚何时何地撒网捉鱼，而围观者不能轻重不分地乱加指挥，否则不但鱼儿不上网，渔船也有沉没的危险。
　　诚然，任何一个群体组织，只要有共同的目标，集合在一起，就离不开支撑其运作的行政事务。教授治校不是教授群体给大学打一般行政琐事的工，而是教授们真正拥有决定大学自身探究学问的决策权。这可能效率低，也可能有失误，但它是做学问的本真，求实的必然，完全不同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追求“大效率”的政绩工程。
存在争议
　　高校要不要取消行政级别？
　　焦点：目前我国有30多所副部级大学，还有正厅级的公办本科和副厅级的高职高专，其党委书记、校长也相应为副部级、厅级干部。高校该不该取消行政级别？
　　观点一：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代表：行政化是高校没有活力的症结之一。高校是学术单位，不该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按官阶定地位、定待遇的结果，使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挤进管理者队伍，把当官看成追求的目标。
　　观点二：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去行政化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委员：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是一切运作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做什么事都是靠行政命令，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不是通过学者、科学家讨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应该代表教授的声音，　　现在成员多为各个系的主任、院长甚至校长。
　　观点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代表：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有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总理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从学术评价看，任何学术权力都是行政权力，把两者截然对立是不对的。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以后我肯定找不到了。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名流，但我们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
　　观点四：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代表：有人说高校行政人员太多，什么事情都是行政人员说了算，这不符合事实。高校工作有学术和行政两大类，行政为学术服务，大学里的行政工作必须要有，这些工作包括人财物的分配、安全保卫、后勤等。
　　点评：对高校行政化的诟病通常集中于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纲要把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作为一个改革目标。当社会评价标准还未转变时，高校行政级别即使取消，恐怕也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