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发表评论(0)编辑词条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帝國首相、新黨領袖。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其亦擅長詩詞，流傳最著名的莫過於〈泊船瓜洲〉裡：「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王安石父親為王益，于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曾考中进士第四名，去鄞县当知县。“起隄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十九歲前的王安石隨父四處遊歷，接觸社會現實，深深了解民間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任常州（今江蘇省常州縣）太守，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嘉祐三年十月下旬，被召回京。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嘉祐五年（1060年），为三司度支判官，“闻者莫不喜悦，”。熙宁变法时，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1069年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1070年升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用兵西夏，發動“熙河戰役”，收復了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對外戰爭轉敗為勝。

由于新法中关于土地改革影响到地主与相关的官僚，变法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在民间由于改革推行难度大，反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又遭到知识分子的敌视。司马光去信叫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宋史》上说：“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慈聖、宣仁兩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說：「王安石亂天下。」使得他在民间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見相左而被排挤）任宰相，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变法失败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宁府的半山园去世，皇帝赵煦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裡唯一沒有遭逢貶謫他處命運的。

王安石为人特立独行。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入神时则会随手拿东西吃，吃了鱼食也不知道[2]。署名苏洵但普遍认为是伪作的《辨姦論》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3]苏轼和王安石也历来不睦，王安石喜好惊人之言，苏轼曾作文讥讽。民间也有不少两人鬥智的故事。

农历 公元 年龄 内容 出典
天禧五年冬十一月十三日 1021年12月19日 1岁 出生于江西  
庆历二年 1042年 21歲 中进士  
庆历七年 1047年 26歲 改任鄞县知县  
嘉熙二年 1057年 36歲 常州知州  
嘉熙四年 1059年 38歲 向仁宗写了《萬言书》  
熙宁元年 1068年 47歲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熙宁二年 1069年 48岁 出任参知政事  
熙宁三年 1070年 49岁 升任宰相，大力推行改革  
熙宁七年 1074年 53岁 第一次罢相  
熙宁九年 1076年 55岁 辞去宰相职务  
元祐元年 1086年 65岁 在江宁病逝  

《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
聞說雞鳴見日昇。
不畏浮雲遮望眼，
只緣身在最高層。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4]。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5]，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6]。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7]。如蔡上翔以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黨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8]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例如梁启超曾评价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並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一度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又更多的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9]。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