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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巩县（今河南巩义），祖籍山西太原，卒于武宗会昌六年。贞元进士，官至校书郎、赞善大夫，后因宰相武元衡事贬江州司马。长庆年间（821年-824年）任杭州刺史，宝历二年（825年），调任苏州刺史，后任太子少傅，因不缘附党人，乃移病分司东都。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最后卒于洛阳的香山。白居易文章精切，尤工诗，作品平易近人，老妪能解，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晚年放意诗酒，号醉吟先生。初与元稹相酬咏，号为“元白”，又与刘禹锡齐名称为“刘白”。著有《白氏长庆集》等。尊号为“诗魔”。 

他的诗歌现存近3040首，七十卷，留有一著作为《白氏长庆集》。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他最为重视的是讽喻诗。但他影响最大的是新乐府诗。代表作《新乐府》50首，集中体现了诗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对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规谏之辞。

如《卖炭翁》序为：“苦宫市也”，揭露朝廷以宫市方式强行劫夺百姓资财。但《新乐府》诗也存在着从理念出发，形象性和感染力不足的缺憾。白居易的感伤诗中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长恨歌》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前半篇对唐玄宗的好色荒淫，不理朝政而导致安史之乱有所讽刺，这是引起“长恨”的原因。后半篇却以充满同情笔法描写唐玄宗的相思之情，使全诗的主题思想从讽刺转为同情和美化李，杨的执著爱情。这是长恨的正文。在艺术的表现上，前半篇写实，后半篇穿插虚构的情节和幻想的仙境。全诗语言声调优美，抒情和叙事交融一体，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白居易的诗歌平易浅进，勇于将白话并入诗中，将老旧的诗词格式进行改造，甚至连乡下的老婆婆都能懂(即俗谚老妪能解)，因此在当时已经流播很广，甚至远及“日本、暹罗（泰国）诸国”。 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诗中写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唐长庆年间（821年-824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干枯无水，便主持重修六井，以利农田灌溉。又见西湖旧堤倒塌，往往造成农田干旱，因此修建一道从西湖断桥到孤山的长堤，在堤的两岸栽种杨柳，既修水利又美化西湖；后人称这条长堤为白堤。
宝历元年（825年），白居易调任苏州刺史，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唐时官员流连妓院风气兴盛，清人赵翼题《白香山集后》尝有描绘其时之诗曰：“风流太守爱魂销，到处春翘有旧游；相见当时疏朝纲，尚无官吏宿娼条。”《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小蛮者，能歌善舞。”白居易作诗赞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后世小说家多有描述其私生活，真实与否，或未可知。如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尝蓄妓，“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又遣回钱塘。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塘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1]。元、白二人交情好，有时相易其妓[2][3]。1997年，舒芜在《读书》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伟大诗人的不伟大的一面》，指责白居易狎妓而不尊重女性。宝历中赴苏州刺史任上，白居易诗《对酒吟》中已经可以看到家妓的描写：“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舄从相近，讴吟任所须。”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写尽了妓院的风情万种。

而据石继航所著之《长安月下红袖香：盛世浮华中的女子背影》一书所述，舒芜之文有描绘白居易成为老淫魔之嫌[4]，其书亦指白居易与家妓樊素和小蛮感情良好，但未知有否越轨事，然即使有，亦非狎玩，可说是两情相悦[5]。由此可知，白居易与妓之事，实非重要，且其时文人几乎皆有，不应独责白居易。

另，值得一提，宋《广韵》曰：“妓，女乐也。”，足见其时之妓非专指卖春者，亦包括以表演、娱宾为业的艺妓、歌妓等，即女艺人，实情如何，今人难以定断。

又，白居易行于孤山寺，在堤上走呀走，吟出《钱塘湖春行》，并将诗吟给堤旁的老婆婆。老婆婆听了觉得此诗极好，但是帮白居易改了一个字。白居易竟然大喜，便依了老婆婆，还连声谢过。[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