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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的注释 。我们学习古文，尤其是学习先秦的文言文，离不开注解。古言语的注解，可以分为今人注和古人注两类。从时间上说，清人和清人以前的注释都属于古人注，简称古注。

　　首先，古注是阅读古言语的阶梯和桥梁。我们今天读不懂古书，障碍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其中包括古今词义的变化，古书中特殊的语法现象，古书在流传、抄刻过程中的讹误，等等；二是知识性的障碍，由于古书记载的事情离我们已很遥远，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礼仪习俗等各方面缺乏了解。其实，这些障碍古人读书时同样遇到。为了使人们读懂古书，一代一代学者付出大量的辛勤劳动，对许多古书作注释。古人作注，大抵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对字词句进行训释，以排除语言文字的障碍，二是对古文中所涉及的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礼制、名物、习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解说，以排除知识方面的障碍。古人的注释为我们阅读架设了阶梯和桥梁，通过读古人注，我们既可以通晓文意，又可以从多方面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扩大知识面。例如我们读《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下的一段注疏，就可以详细了解古代打猎的具体做法和古人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具体规定；读《左传•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于是乎用之”下的注疏，可以了解古代藏冰的制度以及冰的多种用途；读《诗•小雅•常棣》“傧尔笾豆，饮酒这饫”下的注文，可以知道宗族私宴的细节。 　　其次，古人注释，接近实际，较为可靠。古人注书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他们当时离经典文献成书年代不远，他们生活的社会和前代社会在制度上一脉相承，因此他们对古书所记载的各方面情况有感性认识，比较熟悉。再加上这些注家大多是皓首穷经的著名学者、训诂专家，因而他们作注一般说来切合实际，可信可靠。例如作《春秋经传集解》的杜预，是东晋时代的经学家，深通《左传》，自称有“左传癖”；同时他还是一位军事家，能领兵打仗，人称“杜武库”。而《左传》一书，讲打仗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这样的一部书，由杜预这样的人来注，自然翔实可靠，大为生色。 　　再次，古人注是今人注的源头，是今人注的重要依据。翻开今人注本，可以发现今人注的一些说法，并非出自独创，而是来自古注。他们作注时，或把古注径直抄来，或用现代流语把古人之说复述一下。这样做，当然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古注是源，今人注是流，读了古注，我们就能知源而识流，同时可以对今人注的优劣得失做出评判。例如：《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一本，《历肛文选》注：“施（yí）：延，及，作‘跟踪’解。”按此注，“施”和“从”就是同义的并列谓语，意是：“一早起来跟踪丈夫到他所要到的地方去。这么说解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翻一下赵岐《孟子章句》就会知其有失。赵注：“施者，邪施（同迤）而行，不欲使良人觉也。”所谓“邪施而行”，就是走路时左躲右闪。赵歧把“施”解释成“邪施”是有根据的。因为“施”的本义是“旗貌”（见《说文》），也就是旗子随风来回飘动的样子。“施”做“从”的状语，十分形象地描画出了妻子钉梢时的真实情景。所以读古人注，可以使们具有鉴别的眼光，对今人的译注不至于云亦云。 　　古书注释的发展概况 　　我国古书的少释，开创于西汉。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制度已经确立。为了巩固这一统治，西汉王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而先秦典籍经秦火劫难，亟待整理。再者，从先秦至汉，文字、语言发生了较大变化，先秦典籍文字艰深，其古音古义不易为人通晓，急需进行注释。此外，西流经济发展，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也为古书注释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从西汉到东汉，注释古书方兴未艾。两汉注释古书，以解经为目的，所注之书大部分为经部典籍，两汉经常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学派不同，师说家法各异，因而注释古书各具特色。今文学派好阐发“微言大义”，讲谶纬之学，注释往往繁琐冗杂。古文学派重文字训诂，考证名物制度，注释循经立训，简约质朴，不离经空发。古文学派的这种学风，人称“朴学”、“汉学”，为后代所继承。 　　两汉注家林立，注本亦多。注家之中，古文经学派实力最雄，出现了贾逵、服虔、马融、郑兴（曾任太中大夫，人称“郑大夫”）、郑众（兴子，曾任大司农，人称“郑司农”，“先郑”）许慎、郑玄（人称“后郑”）等一大批经学大师。两汉儒生，大都注一经，只有郑玄，意主博通，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融汇古今，集两汉经学大成，世称“郑家”。 　　汉人注流传到今天，最著名的有毛亭的《毛诗诂训传》，郑玄的《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孔字国的伪《尚书传》，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等。经注之外，还有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名》，高诱的《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等。 　　三国世乱，学术受挫。注家中有名的有王肃、韦昭等人。魏人五肃，治学不分今文，古文，兼收并蓄，曾为《尚书》、《诗》、《三礼》、《论语》、《左传》等书作注，当时列为学官，世称“王学”。可惜王肃注本，均已亡佚。唐人义疏间或称引其说。王肃注经，笃信贾逵、马融、攻诘郑玄。吴人韦昭好学不倦，精通经史，注书颇多，便传于今的仅《国语注》21卷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书注释继续发展。西晋永嘉之乱（291~306）以后，经学大师辈出，新说林立，“王学”与“郑学”之争持续不断。南北朝时，北方崇尚“郑学”，注经守东汉经师家法，重训诂章句；南方会采郑、王之学，也兼采玄学，注好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大谈性命哲理。 　　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大兴。玄学崇尚清谈，佛教聚徒讲经。在清谈和讲经风习影响下，儒生注书开始采用一种既解经文，又释注文的新体式，“义疏”由此形成。 　　这一时期注释范围更加拓宽，除儒家经典外，史、子、集部的古书均有注释。流传至今的注本，较著名的有王弼、韩康伯的《易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何晏的《论语集解》，裴骃的《史记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张湛的《列子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这一时期的注疏还扩大到了小学著作，最有名是晋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 　　隋朝注家值得一提的是刘炫。他通天文律数，深研诸经，然生性机敏而躁竞，多自矜伐，所著《春秋左氏传述义》、《春秋规过》、《春秋攻昧》等，专攻前人注释《春秋》之过误。刘炫注本均已亡佚，唐义疏常引其说并加驳难。 　　唐代学术文化繁荣，注书进一步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是继两汉以后的又一高峰期。 　　在经注方面，由于魏晋南北朝义疏繁杂，歧解并起，莫衷一是，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孔颖达等人奉敕对前代义疏加以整理。他们以南北朝时期的南学为主，兼采北学，按照唐人观点加以裁定，编成《五经正义》180卷。后经两次修改，于唐永徵二年（651）颁布于世。《五经正义》定于一尊，使两汉以来经学派别林立、异说纷争的局面宣告终结，也使众多的魏晋义疏被废弃而亡佚，流传下来的仅《论语义疏》而已。 　　《五经正义》之外，贾公彦还撰有《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撰有《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撰有《春秋谷梁传疏》，合称“九经义疏”。唐人义疏，解释词句及考证名物制度较翔实，引证丰富，保存了汉魏一些经注旧说。唐疏遵守“疏不破注”原则，每种注本宗汉一家之注，并引用材料对经文、注文进行实证性讲解阐述，就注推衍，内容上没有新的发展，有时注文不当，也曲为之说。总的说来，唐人义疏代表了唐代注释的最高成就。 　　古书注释的体式类型 　　属于这一类的注释、名称繁多，最常见有诂、训、传、注、笺等名称。 　　诂、训这两个名称，笼统说来没有什么区别，凡侧重于字词、名物解释的，一般称作“诂”（通作“故”）、“训”。《汉书•艺文志》著录鲁、齐、韩三家诗各有“故”数十卷。清马其昶有《老子故》，徐孚吉有《尔雅故》。汉高诱作《淮南子注》，于原书每篇题目下加一“训”字，清王闿运注《论语》，书题《论语训》，皆其例。古人对诂、训之别做过辨析，唐孔颖达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诗•周南•关睢•训诂传第一》疏）。清马瑞辰认为：“单词则为诂，重言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道之，此诂与训之辨也。”综合二家之言，则诂是以今言释古言，侧重于解释单词的意义；训是对古代词语作形象性的描绘与说明，侧重于解释由两个相同的单音节词构成的词语（重言），并兼言其比兴意义。在注书过程中，古人对训、诂往往不作严格区分，还常连作书名，如汉张衡有《周官训诂》（已佚），南宋钱文子有《诗训诂》等等。 　　（二）章句类 　　章句之名，是离章辨句的省称，是分析古书章节句读的意思。刘师培《国语发微》说：“章句之体，乃分析经文之章句者也。”作为一种注释，章句不像传注类注释那样以解释词义为主，而着重于逐句逐章串讲、分析大意。汉代一些儒者治学，从辨析章句入手，故章句体兴于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章句》，《尚书》有《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章句》、《谷梁章句》。汉儒用章句讲经，大都支离烦琐，故被斥为“章句小儒”。一般人“羞为章句”，故自汉以后，章句日汇渐亡佚。今仅存东汉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赵歧章句解词串讲较简明准确，在原文每章末尾还用韵语概括“章指”，在《孟子》注释中有“开辟荒芜”之功。章句体虽不以解释词义为主，但它在对句意的串讲、分析中，往往包含了对原文词义的解释，这是应该注意的。 　　（三）义疏类 　　义疏，是疏通其义的意思。这是一种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注释。义疏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唐人“正前人之疏义，奉诏列裁，定名曰正。”（黄承吉《左传旧疏考证序》因而义疏在唐代又称作“正义”，也称作“疏”。义疏类注释常常旁征博引，罗列大量材料，证发经注，此其长；但有时不免烦琐冗长，使人目眩。宋代以前，疏和经注是单行成书的。宋代以后，为方便阅读，才将疏和相应的经注合刊在一起。所以义疏类注本都句含经传原文、注、疏等几部分，而且排列有定则，有明显的标记相隔。 　　（四）集解类 　　集解类注释是汇集众说并加上编者意见的一种注释。它扬集注、集传、集释等。如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孟子集注》、《诗集传》，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即是。集解类注释在引各家之说时，有的只称人姓氏（称“某氏曰”），不提及名，这是因为所集各家的姓名在书的序言中已作交待。所以读集解类注本应先读其序，以便了解本书集有几家之说。集解类注释也有体例问题，如王先谦《荀子集解》在原文下都是先列唐杨倞注，然后列清人注或“先谦按”。清人注如果同时引了几家之说，这几家就按时代先后排列。对集解类注释的体例，我们应该了解。 　　这里附带讲一下补注。补注类注释有补、补疏、补释、补义、补正等名称，这是一种对前人注释作补充、订正的注释。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清王先谦《汉书补注》，焦循《论语补疏》，就是这类著作。补注往往能为理解原文提供一些新材料，提出一些新见解，值得参考。 　　（五）音义类 　　音义是一种注音释义的著作，兴起于魏晋，另有音训、音诂、音注、音解、音证、音隐、音释等名称。唐陆德明的《经典释义》由《周易音义》、《尚书音义》、《毛诗音义》、《周礼音义》等十四部典籍的音义组成，是音义类注释的代表作。这类著作以注音为主，有时兼有简单释义，或指出经典不同版本的异文现象。音义书在给多音多义的词注音时，注音本身即暗含着释义，这是应该注意的。 　　古书注释的内容及注释用语 　　古书的注释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语言文字方面的注释和非语言文字方面的注释。前者是指对字词句及篇章文意等内容的注解，后者主要指对名物制度、成语典故等内容的诠释。古人注书，还有一套与注释内容相应的用语。下面我们把古注内容与注释用语结合起来加以阐述。 　　（一）语言文字方面的注释 　　语言文字方面的注释，主要包括解字词和释文句两方面内容。 　　1. 解字词 　　词是构成语言的最基本的单位。读古书的许多障碍来自对一个词的音、义缺乏了解，因此解词是古注首要的任务。解词包括注音、释义、破读、文字校勘等四方面内容。 　　（1）注音 　　古书注音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多音多义词。注音的方法常用反切和直音，有时也以“读若”、“读如”、“如字”等用语指出读音。例如： 　　《诗•秦风•黄鸟》：“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郑笺：“三良，三善臣也，谓奄息、仲行、针虎。从死，自杀以从死。”音义：“行，户郎反，下皆同。针，其廉反，徐又音针。从死，上才容反。” 　　上面的注文中陆德明给“行、针”、“从”的注音释用反切方法。“行，户郎反”说明这里的“行”读háng，不读xíng。“下皆同”是说下文中的“行”的读音与此相同。“从死，上才容反”，是说“从死”的上字“从”读才容反。“针其廉反”，说明“针”在这里读作qián。“徐又音针”，这是陆德明引用东晋徐邈的注音，说明“针“还读作zhēn。徐邈在这里注音用的是直音法。《礼记•玉藻》：“君羔幦虎犆。”郑注：“读如‘直道而行’之直。” 　　《仪礼•士丧礼》：“幎目用缁。”郑注：“幎，读若《诗》曰‘葛藟萦之’之萦。” 　　这两得分别用“读如”、“读若”来注音。古书中在某字下注以“如字”，这是又一种注音方法，说明此字在这里应读本音，用本义。如： 　　《礼义•大学》：“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音义：“其恶恶，上如字，下乌路反。” 　　这段注音是说“恶恶”的上字要读本音è，用本义，当缺点、毛病讲；下字读wù，当讨厌、憎恨讲。 　　古书注音，有时隐含着释义。例如： 　　《左传•昭公三年》：“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音义：“朝，如字。难，乃旦反。” 　　这野对“朝”、“难”的注音，实际上已指出“朝”当“早”讲；“难”当“危难”讲，是名词，不是形容词。 　　（2）释义 　　解释词义，是古注最基本的任务。古注释义常用“某，某也”、“某者，某也”、“某，某者也”、“某，某”等格式表示。例如： 　　《孟子•滕文公下》：“勇士不忘丧其元。”赵注：“勇士，义勇者也。元，首也。” 　　《论语•为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集解：“格者，正也。” 　　《荀子•劝学》：“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直，輮使 之然也。”杨注：“輮，屈；槁，枯暴，干；挺，直也。” 　　古注释义除用上面四种格式表示外，还使用一些用语，不同的释义，用语也不同： 　　一般地指出词义，用语有“曰”、“为”、“谓之”等。例如： 　　《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集解：“包曰：同门曰朋。” 　　《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杜注：“以人从葬为殉。” 　　《诗•小雅•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méi，湄）。”毛传：“水草交谓之麋。” 　　解释词义使用曰、为、谓之等用语时，训释词放在用语之前，被释词在用语之后。这几个用语都有“叫做”、“称做”的意思。 　　古注还常常对同义词或同类事物进行对比性辨析，这时仍用“曰”、“为”、“谓之”等用语。例如： 　　《诗•鄘风•载驰》：“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毛传：“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仪礼•士冠礼》：“孝友时格。”郑注：“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 　　《周礼•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颁赐，皆掌之。”郑注：“郑司农云：脩，脯也。”贾疏：“释曰：言‘脩，脯也’者，谓加桂姜锻治者谓之脩，不加桂姜以盐干之者谓之脯。” 　　（3）破读 　　所谓破读，就是用本字来改读古书中的假借字。用王念孙的话来说，就是“破其假借字而读以本字。”（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序》）经传中声同声近的字往往假借，这给读古书造成很大障碍。因此指出假借字的本字，成了古注解词的内容之一。古注破读，常用语为“读如”、“读为”、“读曰”，有时也用“读若”。 　　例如： 　　《左传•昭公三年》：“政在家门，民无所依，以乐慆忧。”杜注：“慆，藏也。”孔疏：“杜以慆为藏，当读如弓韬之韬。言以音乐乐身，埋藏忧愁于乐中。” 　　《诗•卫风•氓》：“淇则有岸，隰则有泮。”郑笺：“泮读为畔。畔，涯也。” 　　《汉书•李广传》：“不识曰：”李将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师古曰：“卒，读曰猝。” 　　《楚辞•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洪兴祖注：“霾，读若埋。” 　　上面例一杜注把“慆”解释为“藏”，孔疏指出依杜注的解释，则“慆”应该是“韬”的假借字。例二、三、四的“泮”、“卒”、“霾”，本义分别是泮宫，差役所穿衣，大风刮带尘土而下，在句中分别当涯岸、突然和埋讲，与其本义或引申义毫无关系，只能分别看作是“畔”、“猝”、“埋”的假借字。 　　（4）文字校勘 　　古书随着历史的长河流传，历经不同朝代、不同地区多人的抄刻。在翻刻和传抄过程中，难免会有衍文、脱文、讹字、倒字、异文等现象，不进行校勘，这些现象就会成为阅读古书的障碍。因此校勘文字也是古注的一项重要内容。古注校正衍文、脱文、讹字、倒字的用语分别是衍，脱（夺），当为（当作），倒文等，指出异文有本作、本或作、本亦作、一本作等用语。例如：《墨子•修身》：“是故置不安者，无务丰末。”孙诒让闲诂：“俞云：者，衍字也。” 　　又：“谮慝之言，无入之耳。”孙诒让闲诂：“毕云：隳字当为‘堕’。诒让案：堕颠即秃顶。” 　　《墨子•鲁问》：“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徧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孙诒让闲诂：“‘非此顾’旧本作‘非愿’二字。……王云：‘愿’当为‘顾’字之误也。顾、愿草书相似。‘顾’与‘固’通。‘顾’上当有‘此’字，言‘非此固无可为者’也。‘此’字即指上数事而言。今本‘顾’讹作‘愿’，又脱‘此’字，则义不可通。案：王说是也，今据补正。” 　　《左传•宣公三年》：“魑魅罔两，莫能逢之。”音义：“两本作‘虫两’。” 　　《左传•成公二年》：“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音义：“枹间浮，鼓槌也，本亦作‘桴’。” 　　上面六例都属文字校勘。例一指出衍文；例二指出“无入之耳”的“之”在毕沅的本子中讹作“于”；例三指出“隳”为“堕”字之误；例四是说旧本“非愿无可为者”一句话中，既有脱文，又有讹字；例五、六都是指出异文。通过校勘，排除了人为的文字障碍，文句得以读通。 　　2. 释文句 　　解词的目的是为疏通文句，因此在解词的基础上，古注又进而对文句作说解。古注释文句，通常做的工作有：串讲句意，指出言外之意，指出比喻意义，归纳章指，分析句读，讲解语法等。 　　（1）串讲句意 　　《诗•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郑笺：“惄，思也。未见君子之时，如朝饥之思食。” 　　《诗•邶风•匏有苦叶》：“人涉昂否，昂须我友。”毛传：“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独待之而不涉。” 　　《孟子•告子下》：“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赵注：“人常以有谬思过行，不得福，然后乃更其所为，以不能为能也。困瘁于心。衡，横也。横塞其虑于胸中，而后作为奇计异策，愤激而说也。” 　　古注讲解句意，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在串讲中包含对原文词义的解释，如上面第二例毛传以“我”释“昂”，以“待”释“须”；第三例赵注以“常”释“恒”，以“更”释“改”，以“横塞”释“衡”。二是串讲时根据上下文意恰当地补出了省说的字句，如上面例一补出“时”、“食”二字；例二补出“我友未至”；例三补出“不得福”、“其所为”、“以不能为能也”、“于胸中”、“奇计异策”、“愤激之说”，补出这些字句，使原文之意变得完整而晓畅。 　　古注讲解句意，有时也使用“言”，“谓”这两上用语，它们都有“这句话是说”的意思。例如： 　　《诗•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引仲行，百夫之防。”郑笺：“防犹当也。言此一人当百夫。” 　　《荀子•劝学》：“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首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杨注：“入首耳，著乎心，谓闻则志而不忘也。布乎四体，谓有威议润身也。形乎动静，谓知所措履也。” 　　古注讲解句意，采用直择或意译，如“言此一人（仲行）当百夫”是对“维此仲行，百夫之防”的直译；“谓闻则志而不忘”是对“入乎耳，著乎心”的意译。 　　（2）指出言外之意 　　言外之意是文句的字面背后所隐含的真正意思。透过字面，准确指出文句言此而意在彼，是古注帮助读者理解文意的重要工作。古注指出言外之意的用语是“言”，有“言外之意是说”的意思。例如： 　　《左传•襄公十四年》：“荀偃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杜注：”言进退从己。” 　　《左传•昭公三年》：“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杜注：“言 刖多。” 　　又：“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杜注：“言晋衰弱，不能征讨救诸侯。” 　　上面三例的杜注都是讲解言外之意。“屦贱踊贵”是说鞋子便宜，假肢贵。“戎马不驾，卿无军行”是说战马不驾车，将领不带兵。但这仅仅是字面的意思，其言外之意，“屦贱踊贵”是要说受刖刑的人多，说明齐景公对人民统治之残酷；“戎马不驾，卿无军行”是要说晋已衰弱，不像当年那样能出兵征伐，救诸侯小国。这正晋国处于季世的具体表现。 　　（3）指出比喻意义 　　古注讲解句意，有时还指出比喻意义，这在对诗句的讲解中常见。例如： 　　《诗•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毛传：“兴也，摽，落也。盛极则堕落者，梅也，尚在树者七。”郑笺：“兴者，梅实尚余七未落，喻始衰也。谓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而衰。” 　　《诗•小雅•苕之华》：“牂羊坟首，三星在罶。”毛传：“牂羊，牝羊也。坟，大也。罶，曲梁也，寡妇之笱也。牂羊坟首，言无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郑笺：“‘无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复兴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将亡，如心星之光耀见于鱼笱之中，其去须臾也。” 　　在上面例句中，郑笺在毛传讲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了深层的比喻意义。例二“牂羊坟首”本意是说要小母羊长个大脑袋，毛传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说“绝无此理”，郑笺进一步指出其比喻意义是说周朝已衰，而求其复兴，办不到。“三星在罶”三意是说心星之光照在鱼罶之上，毛传说这句话言外之意是说“不可长久”，郑笺以为其比喻意义是说周很快将亡。通过毛传郑笺的讲解，我们对诗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4）归纳章指 　　三注在疏通句意之后，有的还总结段落大意或归纳章旨。例如朱熹《孟子集注》在《离娄上》“离娄之明”音“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段下注：“邹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责其君。”在“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召君不能谓之贼’”段下注：“邹氏曰：自‘诗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责其臣。”在该章末尾，朱熹又引邹氏的话说：“此章言为治者，当有仁心仁闻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当各任其责也。”短短一章的注释中，既有对段意的点明，又有对章旨的讲解，读者对文意的层次脉络自然也就清晰了然。 　　归纳章指，在章句体注释中更为常见。赵歧《孟子章句》在每章之后，都有归纳章指的话，如《孟子•梁惠王上》“寡人之于国也”章的末尾归纳说：“章指言王化之本，在于使民养生送死之用备足，然后导之以礼义，责己矜穷，则斯民集矣。”章指即一章的中心思想，章指明，就能从总体上把握文意。 　　归纳章指其实并不仅仅是章句体的事。《毛诗诂训传》在每首诗的前面都加有小序，说明本诗的含义和写作意图，其作用与章指同。如《魏风•硕鼠》的小序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剑，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苦太鼠也。”这段小序说明了本诗的中心思想以及取名“硕鼠”的缘由。又如《邶风•谷风》小序说：“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这段小序除说明中心思想处，还交待了作诗的时俗背景。 　　（5）分析句读 　　古代诗文，特别是先秦作品，不分章分段，也不标点断句，这是古代汉误书面语言的一个特色，也是人们读古书遇到的一个难题。句读与句意是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来，句意明，句读必明；句读不明，句意必不明。鲁迅先生说得好：破句（即断错句子）“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花边文学•点句的难》）对句读的分析，实际上体现了注家对文意的某种理解。所以我们可以把分析句读看作释文句的一种手段。 　　古注分析句读，主要出现于对文意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古人分析句读常用明注和暗示两种方法。所谓明注，就是明确指出该断句之处。明注的用语有“句”、“绝句”、“某字属（从）上读”、“某字向下读”、“断某为句”等。例如： 　　《左传•昭公三年》：“即成昏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此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杜注：“不知其他，唯知齐将为陈氏。”音义：“吾弗知，绝句。” 　　《左传•庄公十二年》：“卫人归之亦请南宫万于陈以赂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犀 革裹之。”也疏：“断‘以赂’为句，言用赂请于陈也。”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杞梁之妻）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下郊吊。”孔疏：“服虔以‘下’从上读，言‘敝庐在下’。《礼记》无‘下’，知‘下’犹‘贱’，谦言贱妾也。” 　　上面例句用的都是明注的方法。明注能直接起到提示读者正确理解文意的作用。上面例一、二陆德明在“吾弗知”下和“周公曰岂”下都注以“绝句”，这是在文句关节处下的非常重要的注，如果不注以“绝句”，读者很可能将“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岂不可”都读作一句，从而造成对文意的理解大谬不然。杜预体会晏子当时的心情和说话的语气，将原文理解成“（吾）不知其他，唯知齐其为陈氏（矣）”，郑玄理解“岂不可”是“是岂，于礼不可。”杜、郑的理解都是正确的。陆德明的句读正是杜、郑观点的体现，他从句读的角度使读者在文章关键之处避免了文意的误解。 　　句读的分析与句意的讲解可以说是一种互含关系：分析句读体现着对句意的理解，而句意的理解暗含着对句读的分析。所以我们可以把通过讲解句意暗示句读起止的方法叫暗示法。上面例子中杜注“弗知其他，唯知齐其为陈氏”，郑注“周公曰是岂，于礼不可”，都兼有对原文句读的暗示。又如：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 　　这段话“妻曰”句，“从者”句，“相国”句，“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就不大好断句了，因为“相”兼有名词、动词两种词性，原文断作“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或“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仅乎都讲得通。我们看一下杜注，他在“相”下串讲：“若遂以为傅相”，说明他把“相”看作名词，句子应在这儿断开。再如： 　　《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九》：“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胡三省注：“颜师古曰：‘方卖不售，官收取之；无而欲得者，官出与之。” 　　颜师古的讲解，暗示原文在“官”、“售”、“得”下断句。读1956年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标点本只在“官”与“得”下断句，显然不完全的合适。 　　由于古人对文意理解有差异，注释时对同一句话的句读会有不同的看法。遇到这种歧解，我们应该认真分析文意，寻找文献依据，进行判断，择善而从。 　　关于句读问题，我们还要知道古代诗歌多依音律句读。音律句读是根据句子结构、音节、语感来断句。这种句读与文意句读有时并不一致。例如： 　　《诗•邶风•柏舟》：“微我无酒，以邀以游。”毛传：“非我无酒可以邀游忘忧也。” 　　《诗•大雅•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太祖。”毛传：“王命南仲于太祖。” 　　毛传的串讲告诉我们，例一的两句诗是说：“并不是我没有酒可以用来邀游忘忧。”例二是说：“周王在太祖庙任命南仲为元帅。”从文意上看，上面两例的诗句实际上是一个简单句，只能断为一句，但从音律上说，必须分两句读。音律句读有其特殊性，我们读诗时既不能因音律句读而割裂诗意，也不能因文意句读而看不到诗的音律。 　　（6）讲解语法 　　我国古代语法学的创立从时间上说虽然较晚，但这并不能说我们的古人没有语法观念。事实上，我国早在上古时代既有墨子《墨经》、荀子《正名篇》那样单篇的语言学论著，也有许多有关语法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不过这些分析和论述散见于古代典籍及其注释之中。 　　古注在讲疏文句时，常有对语法问题的解释，而解释语法，是要为疏通文意开道。古书注释中涉及语法问题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a）虚词的诠释 　　虚词没有实在意义。文方中的虚词大多由实词变来，而一个词的虚实没有区分的标志，读者很容易把有些虚词当作实词来理解，以致误解文意。所以指出虚词成了古注的常事。古注指出虚词，常用语有“辞”、“词”、“语助”、“语词”、“声”、“发声”等。例如： 　　《诗•大雅•文王》：“思皇多士，不此王国。”毛传：“思，辞也。”也疏：“思，语辞，不为义。” 《诗•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郑笺：“式，发声也。” 　　《楚辞•九歌•云中君》：“蹇将憺兮寿官。”王逸注：“蹇，词也。” 　　《左传•隐公元年》：“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杜注：“繄，语助。” 　　从上面诸例可以看出，古注所注的虚词以语气词为主。这类语气词在诗文中作用大多为凑足音节，并无实际意义，把它们明确指出来，可以避免当实词去理解。 　　古注除将虚词明确指出外，有时还讲解其语法意义，这对我们理解文意神气很有帮助。例如： 　　《尚书•尧典》：“BB兠曰：‘都，共工方鸠僝功。’”伪孔传：“都，于（wū），叹美之辞。” 　　《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尽心焉耳矣。’”赵注：“焉耳者，恳至之辞。” 　　《史记•张仪列传》：“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引辱乎？”索隐：“郑玄曰：嘻，悲恨之声。” 　　《左传•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孔疏：“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辞。既书其来，又言‘遂逆’，是先来见鲁君，然后向纪。” 　　《诗•大序》：“然则关睢麟趾之化……”也疏：“‘然’者，然上事；‘则’者，则下事，因前起后之势也。” 　　上面头三例的注释都是分析语气词的功能，例一的“都”与叹辞“於”同，可用五对人事物的赞叹；例二的“焉耳”表一种致诚的语气；语气词“嘻”在古文中可以表示多种语气，而在例三中表示的悲恨的语气。例四、五分别论述了连词“遂”和“然则”的语法功能。 　　古代传注，有进还对虚词用法的细微差别做一些比较分析。例如： 　　《春秋•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顷熊，雨不克葬。庚寅，是中而克葬。” 　　《春秋•定公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昃乃克葬。” 　　同样是丧葬，又同样遇雨不顺利，并且都是推迟到第二天才葬，只是时间稍有不同而已，可是经文记载时一用“而”，一用“乃”，是何道理？《公羊传》作了辨析：“‘而’者何？难也；‘乃’者何？难也。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乃’难乎‘而’也。”这段传文告诉我们，而、乃在使用时有程度上的差别：用“乃”所表示的不顺利程度要超过用“而”表示的不顺利程度。《公羊传》的分析是正确的。试比较“三思而行”与“三思乃行”，从语感上说，后者比前者考虑得更慎重周密，因而也更难一些。 　　（b）句式的分解 　　古注分析解释句式，大致包括指出句子省略成分，说明实词的语法作用，说明分句之间关系等。例如： 　　《左传•昭公三年》：“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杜注：“燠休，痛念之声，谓陈氏也。”孔疏：“此‘民人痛疾’承‘踊贵’之下，以其传文相连，无所分别，故言‘谓陈氏也’。”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杜注：“以恶相及。” 　　《论语•里仁》：“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焦循正义：“患所以立，犹言‘患无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谓‘患不得之’皆语之急耳。” 　　古书文气一贯，辞尚简洁，行文中时有省略。古注指出省略成分，使句子结构变得；完整，文意更为显明。上面例一杜注指出“而或燠休之”的主语是陈氏，实际告诉我们“而或燠休之”与“民人痛疾”不是一句话，而是两句话。例二补出了介词“以”的宾语“恶”。例三焦循正义认为“患所以立”句中承上省说动词“无”，这是因为话急促造成的。以上省略成分的补出，避免了读者对文意的误解。 　　《左传•文公十七年》：“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杜注：“将夷往朝晋。” 　　《左传•庄公十九年》：（十八年冬巴人伐楚）“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杜注：“御巴人，为巴人所败。” 　　《史记•项羽本纪》：“拔剑切而啗之。”索隐：“啗，徒览反，凡以食餧人则去声，自食则上声。” 《孟子•离娄上》：“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朱熹注：“道揆，谓以义理度理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谓以法度自守。……由‘上无道揆’，故‘下无法守’。” 　　（c）词序变异、词类活用的说解 　　汉语在组词造句时，由于时代不同，表达习惯不同，在词序上会出现某些变异。这种变异最主要的表现在宾语的位置上。在行秦典籍中，宾语常置于动词或介词之前，而后世一般置于后。古人注解先秦作品遇到这种情况，常常加以指出。例如： 　　《诗•周南•汝坟》：“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孔疏“不我遐弃，犹云‘不遐弃我’，古人之语多倒，《诗》之此类众矣。”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CC设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杜注：“犹言‘我无若是何’，欲以老弱讬光。”孔疏：“古人言有颠倒，故杜以为‘是无若我何’犹言‘我无若是何’。” 　　上面的例子说明古人对古今词序的变异有明确的认识，所以专门指出。当然对于古今词序的变异，古注一般并不专门指出，只是通过串讲文意暗示原文词序与今不同。例如： 　　《诗•魏风•硕鼠》：“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郑笺：“我事女三岁矣，曾无教令恩德来顾眷我。” 　　《孟子•滕文公上》：“《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赵歧注：“周家时击戎狄之不善者，惩止荆舒之人，使不也侵陵也。” 　　《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杜注：“先和大族，而后国家安定。” 　　《左传•昭公十九年》：“令君子瑕言蹶由于楚子曰：彼何罪？颜所哀思‘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杜注：“言灵王怒吴子而执其弟，犹人忿于室家而作色于市人。” 　　（二）非语言文字方面的注释 　　1. 诠释成语典故 　　这里所说的典故，是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或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古书经常引用典故以明理达意，增加文采。用典不明，对文意就会茫然不解。所以古注遇到典故，总是不烦下注。唐李善的《文选注》在诠释典故方面用力最勤，他对诗文中的词语，几乎都能指出出自何处或何处用过。例如： 　　《文选•江淹•别赋》：“至如一赴绝国，讵相见期，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李注：“王充《论衡》曰：‘睹乔木知旧都。’《孟子》曰：‘故国者，非为乔木，有世臣也。’《楚辞》曰：‘济江海兮蝉蜕，决北梁兮永辞。’” 　　李注所引孟子的话，见于《梁惠王下》，意思是说所谓“故国”，不是指有乔木而言，而是指有累代功勋的大臣而言。《别赋》改造孟子这句话的原意，把“乔木”当作故国的标志。李善的注讲了“乔木”这个词的出处，读者也就理解了“乔木”在赋中的新意。李注还说明了“决北梁兮永辞”的出处。 　　2. 考证名物制度 　　名物制度是特定时代产物，它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逐渐消失。后人读古书遇到古代名物制度问题，往往茫然，所以考证名物制度，是古注中常见的内容。例如： 　　《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朱熹注：“俑，从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谓之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则有面目机发，而大似人矣。” 　　这是讲解俑的制作、状貌和演变情况。 　　《汉书•李广传》：“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曲行陈，就善于草舍，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注：“孟康曰：‘刁斗以铜作鐎器，受一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名曰刁斗，今在荥阳库中也。’苏林曰：‘形如鋗，无缘。’师古曰：鐎音谯郡之谯，温器也。……鋗即铫也。今俗或呼铜铫，音姚。”

　　（1）读古注先要了解古注的体例。这里所说的体例也就是注文层次与结构。各类注释都有其内在的体例，而义疏、集解的体例尤其要注意。义疏既解经又解前人注，集解汇集众说，这两类注释文字较繁复，阅读进应该弄清从何处至何处是谁的注，从何处至何处是谁的疏，弄清集解几家之注，几家注按什么方式排列，又如何区别。 　　（2）弄清注疏文字与被注问题的对应关系。具体说来，就是要搞清注文从何处至何处是讲解原文或前人注中的那个问题。对应关系清楚了，注文再长再繁复读起来也不会感到迷乱。 　　（3）古注遇到前人对古书中的某个问题有歧解时，往往将几家之说一并引出，进行辩论。读古注遇到这种情况，应当弄清各家观点和本书编者的倾向。 　　（4）有分析有批判地读古注。古注具有崇高的价值，同时存在某些通病，例如由于时代局限，古注在阐释或论理时，在思想观点上不免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有的注家重师说，守家法，注书时墨守成训，穿凿附会；有些注疏对材料不能正确驾驭，广征博引，堆砌冗积，过于繁琐；古注中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如将《左传•隐公元年》“庄公寤生”解释成“寤寐而庄公生”（杜注）、“儿堕地便能开目视者谓之寤生”（应劭《风俗通》）之类。所以对古注应该取其是，去其非，不盲从。 　　（5）自己动手，解决有关问题。古注所解释的是当时人所不懂的问题，当时人懂因而注家不注的问题今人读起来可能不懂；再者，注文本身今人也会有读不懂的地方。这些读不懂的地方，有待我们自己动手，通过查阅工具书或有关资料求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