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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

大萧条

大萧条，是指1929年至1939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

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这次经济萧条是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的：首先发生在木材的价格上（1928年），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的木材竞争的缘故，但更大的灾难是在1929年到来的，加拿大小麦的过量生产，美国强迫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不管是欧洲，美洲还是澳洲，农业衰退由于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尤其在美国，一股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了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1931年法国银行家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这场灾难使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制度破产了：它导致了德国银行家为了自保，而延期偿还外债，进而也危及到了在德国有很大投资的英国银行家。资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没有市场必然使工厂关闭，货物越少，货物运输也就越少，这必然会危害船运业和造船业。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1932年的最大数据）。大萧条对拉丁美洲也有重大影响，使得在一个几乎被欧美银行家和商人企业家完全支配的地区失去了外资和商品出口。据估计,大萧条时间,世界的钱财损失达2500亿美元。

大萧条的影响

1、提高了经济的计划性；

2、以关税的形式强化了经济的民族主义；

3、激起了作为共产主义替代物的浪漫-极权主义政治运动（如德国纳粹）。大萧条相对于其他单一原因来说是最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2年到1938年之间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各国政治逐渐右翼化。

影响世界政治的经济大萧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1920～1921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首次经济危机。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之后逐渐趋于繁荣，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奇迹。1923~1929年秋天，美国每年的生产率增幅达4%，此时，整个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财致富成了人们最大的梦想，投机活动备受青睐，享乐之风盛行，精神生活愈发浮躁和粗鄙，政治极端腐败，人们把这时的美国称为精神上的“饥饿时代”或“疯狂的20年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曾说，美国20年代的实利主义使人最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

尽管这一繁荣造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这一繁荣本身却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农业一直都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民在这个时期始终贫困，农村购买力不足，农场主纷纷破产。此外，工业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极端不均衡，工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而采矿、造船等老工业部门都开工不足，纺织、皮革等行业还出现了减产危机，大批工人因此而失业。在1920～1929年，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而工人却并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这一时期兼并之风盛行，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全美1/3的国民收入被5%的最富有者占有；60%的家庭年收入为仅够温饱的2000美元水平；还有2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000美元。

由于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中，社会购买力明显不足，导致美国经济运行中商品增加和资本输出困难，这进一步引发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虽然金融巨头在投机行为中都获得了高额利润，但大量资金并没有被投入到再生产过程，而是被投向了能获得更高回报的证券投资领域。

此外，国际收支中的潜在危机也加深了美国经济的潜在危机，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力同供给力大大超过了国内外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大危机的到来。

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经济前景的自信集中地体现在股票市场，耶鲁大学的教授欧文·费希尔在1929年秋天还宣布：“股票价格所已达到的高度看起来好像是持久的。”道·琼斯指数从1921年的75点升到1929年顶峰时的363点，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8%——一个让人恐怖的数字。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1921年是合理水平而且这些年的利率水平基本不变，如果363点在1929年也是合理水平的话，那么包括在道·琼斯指数中的公司利润的增长速度应该约为每年21.8%，而且是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少出现的。历史上金融危机前的欣欣向荣景象出现了。

1929年初，狂热的美国股市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9月26日，为制止黄金外流和保护英镑在国际汇兑中的地位，英格兰银行将再贴现率和银行利率提高了6.5%；30日，伦敦又从纽约撤资数亿美元，从而诱发美国股市大幅下跌。10月24日，纽约证券市场突然崩盘，股票价格下降得连场内的自动行情收录机都赶不上！接下来的两三天里，众财团和总统纷纷为救市出招。28日，也就是总统胡佛发表文告的第三天，股市再次惨跌；29日，美国股市又一次出现大幅崩盘。此后一周之内，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竟高达100亿美元！到11月中旬，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下降40%以上，证券持有人的损失高达260亿美元，成千上万普通美国人辛劳一生的血汗钱化为乌有。

这场持续到1933年的“大萧条”比以往任何一次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影响都要深远得多。在这期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262美元下降到22美元，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73美元降到8美元，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失。在这三年中，有5000家银行倒闭，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汽车工业下降了95%，1929年，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量从1929年的550万辆下降到了1931年的250万辆。1932年7月，钢铁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到1933年，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占全国劳工总数四分之一的人口失业。“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这是当时伦敦《泰晤士报》针对大萧条对英国产生的影响而写的一篇社论中的一部分。

大萧条还造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影响。由于经济大萧条，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在国外的短期贷款，在它的影响下，1931年5月，维也纳最大最有声誉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它已无清偿能力，从而在欧洲大陆引起恐慌。7月9日，德国丹纳特银行也这样做了，随后两天，德国所有银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关闭了两个月。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2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

在大萧条的影响下，世界国际贸易也急剧衰退，它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以往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7%的很多倍。算算看，这些个数据会让你吓一跳。

事实上，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灾难，它一举摧毁了众人的希望：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再也不可能重返20世纪的旧日美好时光。1929~1932年无疑是一道深谷，从此之后，重回1923年的美好，不但根本不可能，连想都不必想。

关于这次大萧条产生的原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对于这场大萧条，美联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政策责任。在大萧条时期，一些银行的倒闭非常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美联储本应及时干预，恢复公众的信心，但美联储偏偏默许了银行的倒闭，未采取任何强有力的行动，终于酿成了金融系统近乎完全崩溃的局面，于是就出现了倒闭—挤兑—倒闭的恶性循环。由于流通现金―存款比率和准备金―存款比率的增加，降低了货币乘数，因而急剧地使货币存量减缩。所以，弗里德曼认为大萧条的产生与美联储的政策直接相关，因此应运用货币政策的调整来解决大萧条的问题。这种解释后来成为了大萧条的主流解释。

大萧条不仅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在美国，有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助金大军；有赞成专家治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有发展为静坐罢工的农场假日运动……政治动荡的另一表现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彻底胜利，随即而来的“新政”起到了政治上不满情绪的“安全阀”的作用，从而有效地使种种极端主义运动归于无效，这主要是由于“新政”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罗斯福的第二个“百日新政”结束后，政府至少提供了600多万个工作岗位，失业人数比1933年初减少了400万。1935年农民的全部现金收入从1932年的40亿美元上升到近70亿美元；1936年工商业界倒闭数目只有1932年的三分之一；各保险公司资产总额增加了30多亿美元，银行业早已渡过了难关，道·琼斯股票指数上升了80％。

在英国，于1929年6月开始执政的工党马上就遇到了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的问题，“任何人现在找到工作的机会都不会比爱尔兰抽奖中奖的机会多些”。1931年8月，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屈服于种种压力，解散了他的工党政府。在法国，左派也因大萧条的压力被迫下台，短期内，总理相继换人。更引人注目、更决定人类命运的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由于希特勒能解决人们的失业问题，所以众多的德国人在开始都拥护他，却没有想到他们的元首会将他们带往另外一条道路。在以后一个又一个危机中，终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大萧条

在谈论全球化时，常常注意到一种貌似中立的观点，即，全球化虽然会带来两极分化，但却能使世界经济增长，因此只要注意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全球化将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然而，全球化不但会造成全球两极分化，而且会使世界经济衰退。

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如何导致世界市场需求萎缩，进而使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的历程。本文还进一步论证，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十年，其烈度将超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崩盘为标志，大萧条已经到来。本文的观点是以对竞争和危机关系的全新理解为基础的。

一、竞争激烈导致经济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没有一个词比竞争更好的了。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在这一视野中，供给自动产生需求，或者说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经济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运行良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

然而，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换成戏剧性的语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竞争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的日常化。我们知道，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双方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最大的时候，相似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各方利润大量萎缩，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时候。然后优胜劣汰，在大量资源被浪费掉以后，剩余资源才被配置到竞争力最强而且最善于运用竞争谋略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该产业将形成相对垄断格局。由于相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上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工人数增加，并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抢夺垄断利润，该产业将再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竞争再度激化，产业再度陷入危机。就这样，每一次危机结束，垄断程度都将上升，垄断范围都将扩大。事实上，二百多年经济竞争的结果，是《财富》杂志500强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煤、石油、钢铁、汽车、飞机、船舶、化工、机床、发电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电信、传媒等各主要行业。最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强强联合的大规模兼并潮，以案值3500亿美元的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为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产业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全局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全局经济危机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陷入危机。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十九世纪初期的纺织业，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铁路，二十世纪初期的汽车、化工，二十世纪后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电信等，陷入危机，则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经济危机。那些非主导的产业在某个局部地区陷入危机，例如纽约的旅馆业，或东京某区的餐饮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因为投资过剩、竞争激化而陷入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某些新的产业可能在悄悄生长，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铁路危机导致全局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工业却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润丰厚。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竞争缓和导致经济繁荣，而竞争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由于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会被延长，而危机也会被加剧。在竞争缓和时期，金融业发放大量贷款，扶植新竞争者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由此带来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使就业增长，消费旺盛，从而给利润丰厚的下游产业扩大市场，形成良性循环。随后，由于需求增长跟不上投资扩张，到某一点良性循环就终止，而恶性循环却开始了。企业纷纷打价格战，降低成本，削减工资，从而缩小了市场，为争夺缩小了的市场，只好进一步打价格战，进一步降低成本，削减工资，直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陷入全局性经济危机。

二、竞争缓和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是其后二十年(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经济危机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段黄金时期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中引起广泛注意，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产物。

然而，从竞争与危机的角度看，这一黄金时期无非是西方各大国经济竞争缓和的表现。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拥有世界50%的生产能力和70%以上的黄金储备，其竞争实力远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扶植竞争对手的作法，客观上是由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各国。然而，由于高工资成本和低积累率，美国的优势逐渐在丧失。1955年到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约500%。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国外贸顺差不断缩小，黄金储备不断下降。到1971年时，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冷战需要，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牺牲，培养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然而，恰恰在这一段培养竞争对手的竞争缓和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繁荣。

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

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从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

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27000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

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

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4.1万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超过6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

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主权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

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

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换言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是这一小撮大财团发放贷款，维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长，使本来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从1987年股市大暴跌开始，美国经济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进入衰退，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几经反复，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现强劲回升，开始所谓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繁荣。然而美国九十年代繁荣的国际背景却十分暗淡，欧洲低速增长，日本零增长，中南美洲、东南亚经济危机，前苏东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降低。在这个全球经济互动十分密切的时代，美国经济何以能一枝独秀呢？难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恢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是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逆差。贸易逆差在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2001年更将高达4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则是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流入美国。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没有启动国内投资，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追逐高额利息。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也使欧洲金融投机家把资金注入美国。经济总量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8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垮台后大量资金也涌入美国。据估计，仅1997年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地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就高达8000亿美元。

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这场大萧条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加速激化铺平了道路

七十年代美国应对竞争力相对衰落和经济滞胀的三大措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灵活地运用美元的贬值和升值，这就需要资本流动自由化；为了顺利转移生产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的配合，这就有投资自由化；为了加强美国商品的出口，这就有贸易自由化。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

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

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五、结束语

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然而，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

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