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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悲剧
什么是公地悲剧
　　1968年英国加勒特·哈丁教授(Garrett Hardin)在《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中首先提出“公地悲剧”理论模型。

　　他说，作为理性人，每个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公共草地上，每增加一只羊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获得增加一只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的负担，并有可能使草地过度放牧。经过思考，牧羊者决定不顾草地的承受能力而增加羊群数量。于是他便会因羊只的增加而收益增多。看到有利可图。许多牧羊者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由于羊群的进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场被过度使用，草地状况迅速恶化，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界定产权的交易成本太高)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公地悲剧的成因
　　说到哈丁的“公地悲剧”或日“公有资源的灾难”，那是对个人在利用公共资源时存有私心的确证。哈丁将这一状态模型化：一个向众人开放的牧场，在其中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取决于他所放牧的牲畜数量的多少。由于在缺乏约束的条件，当存在过度放牧问题时，每个牧羊人虽然明知公地会退化，但个人博弈的最优策略仍然只能是增加牲畜数量，久而久之，牧场可能彻底退化或废弃。这就是“公地悲剧”。“公地悲剧”的发生，人性的自私或不足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公产缺乏严格而有效的监管是另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公地悲剧”并非绝对地不可避免。

　　“公地悲剧”展现的是一幅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地掠夺。“悲剧”的意义就在于此。根据哈丁的讨论，结合我们对挣扎在生活磨难中的人们的理解，“公地悲剧”的发生机理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勤劳的人为个人的生机而算计，在一番忽视远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没有规则，没有产权制度，没有强制，最后，导致公共财产——那个人们赖依生存的摇篮的崩溃，所以，美国学者认为，公地悲剧发生的根源在于：“当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处置公共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发生。“公地悲剧”的更准确的提法是：无节制的、开放式的、资源利用的灾难。就拿环境污染来说，由于治污需要成本，私人必定千方百计企图把企业成本外部化。这就是赫尔曼·E.戴利所称的“看不见的脚”。“看不见的脚”导致私人的自利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公地悲剧”源于公产的私人利用方式。其实，哈丁的本意也在于此。事实上，针对如何防止公地的污染，哈丁提出的对策是共同赞同的相互强制、甚至政府强制，而不是私有化。

公地悲剧的表现形式
　　l、无形资产流失。

　　无形资产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动力源，拥有无形资产企业就掌握了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然而，伴随着越来越活跃的产权交易活动的展开，我国国有企业以各种形式流失的无形资产难以数计。无形资产流失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如无形资产具有的无形性、不稳定性等特性，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如缺乏利益主体的关注、缺乏有效的行为监督和约束机制等等。例如“冠生园”事件，南京冠生园黑幕曝光后，包括上冠、武冠、新冠在内的整个“冠生园”品牌都受到连累，这说明“冠生园”品牌发生了“公地悲剧”。现实中，我国饮食行业的老字号，差不多都经过了一个产权公有化的过程，像冠生园一样多家企业使用同一品牌。白来的东西不珍惜，于是有人摘果，无人栽树。要真正珍惜老字号这笔无形资产，就要把它当作有价资产来监督、管理，这不仅是一个要落实财产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确立产权人和收益人的问题。凝结在中华老字号上的“无形资产”，都是前人“有形注入”的结果。这种“有形注入”，既是严格的质量管理，也是看得见的物力成本。对此，我们应结合企业特点，做好无形资产保护工作，防止无形资产流失。

　　2、有形资产流失。

　　如果说“冠生园”事件是国有企业在品牌上的“公地悲剧”，那么国有资产流失则是有形资产的“公地悲剧”。所谓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是指运用各种手段将国有产权、国有资产权益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国有收益转化成非国有产权、非国有资产权益和非国有收益，或者以国有资产毁损、消失的形式形成流失。由于国有产权的虚置和模糊。国有企业成为众人的公地，于是资产流失的“悲剧”随之发生。有形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一是资产评估不合理；二是产权交易中的折扣行为；三是优惠政策，如有的地方对本企业职工给予20％ 至30％ 的优惠，亏损企业也给予一定的优惠等；四是企业内部人控制，损公肥私。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因素都与我国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达密切相关，这些因素虽然都一定程度地引起资产流失，但这是我国现阶段为深化改革而不得不伏出的代价，这些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完善管理、加快发展来解决。一些地方的实践也证明，通过产权改革，产权清晰了，权责明确了，出资人的责权利意识得到了强化，有效地推动了企业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对于由企业内部人控制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是应该坚决反对和制止的。必须完善企业产权的制度化改革，加强监管和处罚，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规范管理，防止这类现象的发生。

公地悲剧理论的启示
　　“公地悲剧”说明的是产权不明，使得企业和个人使用资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会所需付出的成本，而使资源被过度使用。就企业而言，由于产权高度抽象模糊，职工没有产权意识，没有行使产权的内在动机。其结果是，产权流于“国家所有。人人所有，又人人没有”，以及“人人所有，人人没有。谁都应负责任。谁都不负责任”的状况，因而出现两种极端现象：一方面职工对企业漠不关心，不爱护；另一个方面，短期思想严重，只想分光吃净，竭泽而渔，不愿扩大再生产。前者导致资源利用不足，后者导致资源滥用。

　　应对之策：

　　1、明确和稳定产权。

　　尽可能地将资源或企业的所有权明晰，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责任和义务。科斯定理证明，一旦产权明确规定，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络、谈判、签约等等的成本足够低，则无论将产权划归给谁，最终总能达到该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使用。同样道理，只有做好企业的产权安排，才能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对国有企业而言，应明确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必须指出的是，产权稳定和产权明确同等重要。如果产权不稳定，即使产权明确，也会对资源进行掠夺性的使用。

　　2、配合企业制度改革，力争做到公共产品私人供给。

　　基于具有公地特性的国有企业往往发生“悲剧”这样的现实，国有企业应退出竞争性领域，保持在非竞争性领域的地位。为此，我们应积极探讨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问题。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形式总的来说有三种：一、私人完全供给，指公共产品的投资、生产以及修缮由私人来单独完成，私人通过收费的方式向消费者收取费用。二、私人与政府的联合供给，指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过程中私人和政府形成某种联合，即政府对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给予一定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如政府补贴私人植树造林等；三、私人与社区的联合供给，指私人与社区通过有条件的联合来提供公共产品，社区可给予私人一些优惠政策如提供场地等，这样私人可以以较低的价格来提供社区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让公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3、加强制度建设，重视委托、代理、搭便车、机会主义问题研究。

　　由于国有企业的国家所有是一个虚置、模糊的概念，因而具体到某个企业，当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时，厂长、经理们往往会中饱私囊(如公费旅游等)，增大代理费用，使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即所谓委托——代理问题。当职工意识到个人努力程度与企业经营相关不大时，便会产生出工不出力、损公肥私等搭便车与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代理组织的建立固然可以大大降低产权的行使成本，但由于传统的公有制经济模式缺乏一套对代理人的约束机制，使代理机构日趋臃肿和僵化，代理组织的运转和调整耗费了日益增多的资源，代理费用日益升高，产权行使费用过高的矛盾很尖锐。有鉴于此，专家呼吁，在不断完善企业约束机制的同时，也要建立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实行责、权、利的有效统一。在这方面，一些民营企业实行的股权奖励制、年薪制等，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