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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概述       

    女书永州地区古称零陵，相传华夏始祖五帝之一的舜帝臣服三苗“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史记•五帝本纪》）贬谪此地的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留下的《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女书之乡江永就在这永州之野、苍梧之地。

    女书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女书作品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书写在精制布面手写本（婚嫁礼物）、扇面、布帕、纸片上，分别叫做“三朝书”、“歌扇”、“帕书”、“纸文”。有的绣在帕子上，叫“绣字”。这里妇女有唱歌堂的习惯，常常聚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唱读、传授女书。妇女们唱习女书的活动被称作“读纸”“读扇”“读帕”，并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女书文化。女书作品主要内容有贺三朝书（新婚第三天的馈赠贺诗）与婚嫁歌、结交老同（老同，同年龄的女友）姊妹情书、自传诉苦歌、纪事叙事歌、祭祀祈神歌、往来书信、翻译改写传统汉文故事、耍歌民谣等。女书作品以诉苦为主，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苦情文学。

女书-文字特点       
    女书文字的特点是书写呈长菱形，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也被称为“蚊形字”。搜集到的有近2000个字符，所有字符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划，可采用当地方言土语吟诵或咏唱。

    与汉字不同的地方是：女书是一种标音文字，每一个字所代表的都是一个音。现时文献搜集到的女书文字约有七百个。女书的字型虽然参考汉字，但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由于女书除了日常用作书写以外，也可以当成花纹编在衣服或布带上，所以字型或多或少也有所迁就，变成弯弯的形状。

女书-形成与源流       

    女书文字的传承

    女书在当地传习有几种情况

    一是家传式。家庭内长辈女性教晚辈女孩，如田广洞义娟女是跟母亲学的，但她并没学好，只是会认读不会写，而她的堂姊义年华却从婶娘那精通了女书。1986年笔者在白巡村见到的八十岁的卢三三，也是跟母亲学写女书，她当场写了“初次到来莫能招待”几个字。

    二是私塾式。花钱向水平较高的专职妇女学习女书。例如现唯一健在女书老人阳焕宜，父亲是乡村医生，看到很多会女书的妇女很有见识，便让女儿也学女书。阳焕宜十四岁时与几位女孩子到邻村花钱学女书，每四百文教会一张纸(一首女书歌)。这些教女书的妇女甚至以此为业，用学费和代人写女书的收费养家度日。如兴福村义早早，丈夫有病，家有五六个小孩，靠教写女书为生。

    三是歌堂式。妇女在读纸、读扇中互教互学。如高银仙就是做姑娘时和姊妹们一起学习的。朱云娣曾借走亲戚去上江圩拜访义年华学了一点。当阳焕宜回河渊和老姊妹唱女书时，她抓紧机会，认真学写女书。现在已能给母亲写传了。

    四是自学式。利用赠送得来的或买来、借来的女书，照样抄写自学。因为当地妇女几乎人人会唱女书歌，自学起来比较容易。如胡四四原来会认一些女书，不会写。前两年去甫尾高银仙处唱女书，临走高银仙送给她一本《寡妇歌》。她回来和同村妇女唱，并自己学写，没多久，竟也能写一点女书了。可见，无论是哪种方式的学习，都是女性内部的传承。

女书-起源       
    起源推测
    女书的起源、历史，可以有这样几个研究角度：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传本资料成书年代、口碑传说，字形外部认同类比、文字体系内部研究、作品记载内容及风格等。然而女书可提供给我们的研究依据却十分有限。
　　与女书有关的文献记载，迄今所能见到的确切文字，最早仅仅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七月，和济印刷公司刊印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花山条”一则：“（永明县）花山，在层山岭之麓。石玲珑若花然。相传唐时，谭姓姊妹，学佛修真，入山采药，相与坐化于此，土人于山颠立□祀之（原注：今称花山庙）。石既罗列有致，加崇林美荫，磴道缘石罅以出，升降忘劳。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此书是当时湖南为自治，全省普查，各县调查员收集本地情况撰写汇集而成。到目前，其他史志文献、出土考古皆无徵。笔者1993年暑假陪同远藤织枝女士（日本文教大学教授）去花山时，在颓败的花山庙遗址还见到有供献给姑婆的香火和花衣服。　
    至于女书传本资料，最新发现的女书传本，最早可见明末清初者。女书作品文本历史很短，是“草本植物”。女书的主人去世后，还要带些女书到阴间去陪伴，免得寂寞，女书常作为殉葬品埋掉或烧掉，少数作为纪念品留给女儿、姊妹女友。人死书亡，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中女书被认为是“妖书”、“妖字”屡遭批判，整筐地烧毁，使我们未能见到更早的作品，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从女书作品内容上看，记载时代最早的事件有唐末黄巢起义、宋代《胡玉秀探亲书》、明末清初《永历皇帝过永明》，以及清乾隆、道光、咸丰等时期的事。当然，不能排除有些是口头传说的记录，但说明当地民间史话可推至唐代（再如花山条）。不能说唐一定有女书，也不能说唐一定没有女书。更不能因为自己所见材料有限而武断说女书产生很晚。至于把经今人整理过的作品流畅与否作为断代依据，更是不可靠了。
　　于是人们十分关注女书字形外部认同类比和文字体系内部的研究。女书文字形体的古朴，使人很自然地想到古文字。笔者第一次见到女书，眼前一亮，是否可以填补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史上的空白？甚至还曾与各地出土的陶器刻划符号，乃至突厥文符号做过比较观察（见《女书的文字学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89.6期，《新华文摘》90.3期转载）。但因缺乏其它佐证，比较的结果只能说：“江永妇女字和这些古文字的某些相似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偶合，二是有亲缘关系。”

    随着对女书文字体系自身的研究的深入，越发感到，不能轻易说女书是源于某某古文字。也不能轻易说，女书是甲骨文时代，甚至更早的文字。更不能用女书去释读古文字，说女书解决了某某古文字符号的读音和意义。人类初始思维有相似性，最早期简单符号不外线条或线条的简单排列组合。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形体上的某些相似就轻易下结论，更不能按自己的主观逻辑强加臆断。要有其他旁证进行严谨的分析，科学地论证。尤其要注意文字体系自身内在规律的整体考察、量的统计归纳，不能以偏盖全。

女书-民俗文化       

    女书与女性结交文化

    老同，即老庚、同庚，本指同年生的结交朋友。同性之间结老庚，在中国是常见的人际现象。在江永也如此。一般男的叫老庚，女的叫老同。老庚、老同还可传代。下一代称父母辈老庚（同）为“老庚（同）爷”、“老庚（同）娘”。有的称老同的母亲为“寄娘”。在女书流传地区，妇女结老同的范围大大拓宽了，只要情投意合，无论年龄大小都可结拜姊妹，成为老同。结交的老同人数不等，常见的有四老同，仿天上七仙女，也常有七姊妹，用当地方言来说，有二、三、四、五、六、七崽徕。“崽徕”，土话为“兄弟姊妹”之意，作量词，有的译作“徕”或“位”、“人”。老同之间按年龄称谓大姊、小姊、三姊（妹）…小妹。她们称“姊”作[tsa]；而称“姐”[tsie]是指父母爷娘双亲，或单指父亲或母亲。一般根据年龄、经历，结交姊妹有婚前少女型和婚后中老年型，偶有忘年之交。这是一种非血缘关系的民间社团组织，是一种准结社现象。
　　社团组织是伴随人类社会产生的。为了生存，为了生产、生活及情感的需求，人们总要群居，总要结成亲缘的或非亲缘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社团是由于某些利益而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群体组织形态。在封建社会，大到国家、政党，小到宗族、家庭，妇女没有任何地位、任何权力。在男人垄断了政治权、经济权、文化教育权的旧制度下，民间妇女结社现象并不少见。北方认干亲的干姊妹、云贵高原的十二月花、闽粤地区的金兰契、江淮歌妓的盒子及各地各种女儿会、女人社，更有甚者则举义旗打天下结为红灯照。这些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或以柔或以刚，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抗着不合理的旧制度，向男性社会挑战。
　　尤为令人惊叹的是，在这块山高皇帝远的盆地绿洲上的女人，以潇湘秀水的灵气，以五岭大山的勇气，用一套女字向男字对垒。她们用自己的字写结交老同书，给老同写信，把老同的情义写成歌唱出来、传开去；写成书存在身边，伴随终生。女书使老同凝聚在一起，它不仅仅是一种妇女社交的工具，还是一种文化权力的象征。这种举世罕见的女性文字不仅使老同这种民间社团内的成员之间的联系超越了时空，更使它得以升华，构建一个女性精神王国，创造着欢乐，稀释了泪水，分担着苦难。
　　通过实地调查和史志文献记载，我们看到江永县普遍有认老同的习俗，可见女书老同结交姊妹有其习俗时尚基础。但是女书老同无论从结交范围、组织形式，还是活动内容、功能作用都大大超过一般的常规的老同关系，而近似一种准结社的社交群体集团。并由这种社交形成了一个女性社会，具有对现行制度的某种反抗性。但是，它又不同于红灯照一类的女性武装暴力帮会，也不同于闽粤地区金兰契式的婚姻对抗结盟，更不同于现代西方政治性女权组织。

    女书老同结交姊妹，这些松散的小社群，构成了一个女性社会。这个女性王国的权威和粘合剂就是女书。女书、女歌、女红、女友，构成了女性社会生活。这里的老同结交姊妹是以女书为联系友情的纽带，以精通女书的“知识分子”为核心而凝聚成的妇女文化社群，甚至可以称其为女书诗社。女书作品基本上都是七言或五言的诗歌。她们出口成诗，落笔成章，用自己的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表达女性的意愿。能创作女书作品的可称为民间文学家、女诗人。人人是歌手。而且她们用自己的文字工具，将口头文学变成成篇成本的书面文学。自创、自写、自演、自唱、自娱。道情诉苦，说古谈今，写唱奇闻逸事、谜语耍歌，用于婚嫁伴唱、祈神祭祀。女书老同是一种沙龙式文化娱乐群体。同时又是传习女书的文化教育学校。在这里妇女们崇拜的是文化，追求的是自尊、自爱、自强的精神生活。
　　总之，女书老同是一种以文会友，以情感联结而凝聚的农村妇女散居小社群。这既是一个个文化娱乐“沙龙”、“诗社”，又是一个个女红技艺研讨班，也是民间经济互助会，尤其是农村女子识女字学堂。并由此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女性社会。不与任何异性来往，但又不是秘密结社；结构松散、对外开放，不带任何军事、政治色彩。这是一个以老同为组织形式的女性精神王国。

    女书与歌堂文化
    女书作品基本上都是长诗体韵文，90％以上是七言，偶见五言、杂言。女书的阅读方式一定要唱诵，大多用一种特定的比较低沉、哀婉的曲调吟唱（简谱见本章后）。女书作品几乎都是唱本。其创作者是当地精通女书的“知识分子”，用女书中的说法叫做“君子女”。这些妇女又被称作“歌头”。这样能唱、能写又能创作女书的妇女不是很多的。通过对上江圩的20个自然村的调查，我们看到，近百年间，有30余名精通女书的妇女，有的村只有一、二个，有的村多达十来个。

    精通女书的人较多的村子有高家、甘益、河渊等。她们是女书的教授者、传播者。她们出嫁所至，即女书传播范围所及。这些妇女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往往以她们为核心，以女书为灵魂，凝聚着一个个女性社团——结交老同姊妹群体。她们的社交活动场所是在家里的绣楼堂前。她们的社交活动方式为写女书、唱女书，以及切磋女红。每当女书歌声响起的时候，姑娘、媳妇、老妪便聚拢来一起“读纸读扇”，忘情入境。大家都沉浸在女性情感世界中，自演自唱，自娱自乐。在女书之乡，妇女们不一定人人会写女书，但几乎人人会唱女书歌。女书作品是共享性的，即使是自传或信件，也是唱出来大家听，甚至大家唱。女书文学是一种群众性的民间说唱文学。女书文化是一种“沙龙”式的歌堂文化。
　　女书歌作为民歌、女书文化活动作为民间文艺，具有群体性，即群体自娱、个体自娱、群体互娱。这种群体、这种个体，是创作、表演、欣赏等文化角色的集合体。“读纸读扇”唱歌堂，正是女书文化特定的娱乐形式。
　　各地的各种节庆活动往往是民歌及各种民间文艺的盛会，群体艺术及其社会功能得以充分的展示。以女性为主体意识参与或女性意识较强的节庆，是女性文化展示风光的难的舞台。日常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也为民间文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素材。女书也是如此。
　　女书歌堂文化有着特定的民风习俗社会土壤、特定的内容、特殊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除了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外，女书之乡有一些别具特色的节庆习俗，为妇女们提供了很多聚集“读纸读扇”的机会和条件。

    女书与婚嫁文化
    男婚女嫁，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男人来说，仅仅是一部分；而对于女人来说，是生命的全部，特别是普通的农家妇女。她们终身的社会角色只能是由“闺女”经结婚转换为“堂客”、“内人”。女人大半生的命运和婚姻家庭中的丈夫、儿女、公婆完完全全拴在一起。况且，对于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来说，婚姻关系到家族的传宗接代，尤为重要。因此，婚嫁文化不仅仅是妇女文化，而且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宫廷，在民间，婚丧嫁娶都形成了一系列程式化的礼仪习俗，反映了在一定大文化背景下的各种价值观念。各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婚嫁文化。女书之乡的婚嫁文化更是别具特色。女书独特的社会功能丰富了这里的婚嫁文化。婚嫁使女书大为风光，女书为婚嫁增添异彩。
　　所谓女书，最有代表性的“经典”是婚嫁礼物“三朝书”。所谓女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婚嫁歌。所谓唱歌堂，最隆重、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婚嫁时的进歌堂、坐歌堂、贺歌堂、哭嫁、贺三朝。在数日，甚至十几日、数十日的婚嫁活动期间，女友朝夕相伴做女红、唱女歌。新娘、伴娘及所有的人都穿上最漂亮的服饰，是女红技艺的充分展示。可以说，婚嫁是女书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女书婚嫁文化中，妇女的自我意识、群体意识表现最强烈。同时，也正是女书之乡这种独特的婚嫁礼俗，是女书得以传承至今的文化土壤、社会舞台和价值动力。女书流传的江永东北部潇水流域上江圩一带的风俗习惯，有的和江永其他地方一样，有的是这里独有的。

女书-存在原因       

    女书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中国过去的旧思想使当地女性不可以读书识字：即她们所谓的“男书”，所以当地的女性发明了女书，以作为姊妹妯娌之间的秘密通讯方式。女书严禁男子学习，而一般男子亦会把女书当成是普通的花纹。女书的存在已经超过数百年。

    女书的濒临灭亡
    文化大革命之前，主人去世后，它们多作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很少的作为纪念品珍藏保留，因此民间遗存极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大量女书作品被销毁：一方面，作者担心自己用女书书写的秘密会被识破；不少红卫兵基于“破四旧”的缘故，把这些神秘的文字当作“四旧”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之后，只有少量女书作品得以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之后，由于女性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女性之间不需要使用女书亦可交流，很少有妇女学习女书，女书开始濒临灭亡。

    女书的发现
    1982年，由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在湖南省江永县发现。

    女书的保护和传承
    现在“女书”只有少数老年妇女才能阅读和书写，从20世纪末开始，通过一批学者努力，这种罕见的女性字符才被世界所了解和认识，并引起了海内外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中国政府也开始重视保护女书。

    2004年9月20日，阳焕宜——女书的最后一位自然传人谢世。

    2006年5月，“女书习俗”进入中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成为“世界遗产名录”的候选名单。

    女书研究的意义
    “女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化石”，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文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