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鳞图册发表评论(0)编辑词条

鱼鳞图册-历史发展       
    鱼鳞图册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的科学的土地赋税管理办法，清册中详细登记了每块土地的编号、主人的姓名、亩数、四至、以及土质的肥脊。还把每块土地的形状绘制成图，每册前面又有土地的综图，仿佛鱼鳞一般，因此称“鱼鳞图册”。最早出现在宋朝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两浙、福建等地。元末朱元璋初入徽境，采纳休宁儒生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进谏，为鱼鳞图册的普及和完善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发现因土地隐匿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的严重问题后，开始编造完整、紧密的鱼鳞图册，在相当程度上摸清了地权、清理了隐匿。这是地政管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明朝
    明代鱼鳞图册，就其所登记的项目而言，已是相当完备的土地登记册。它的编制，使赋役的征收具备了确实根据，多少防止了产去税存或有产无税的弊端，使政府税收有了保证，耕地及税额也有所增长。据洪武十四年统计，全国土地面积是三百六十六万七千七百多顷。到二十四年，增至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多顷；赋税收入仅米麦一项，也由洪武十四年的两千六百一十万余石，增至二十四年的三千二百二十七万余石。鱼鳞图册的编制，对于巩固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曾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明初户口主要包括提供兵役的军户和提供赋役的民户，另外有很多名目的贱民户口，如匠户（手工业）、灶户（煮盐业）、乐户（娱乐业）等等，各种户籍世袭固定，严禁私自逃亡换籍，法律有时候还将贬斥户籍作为惩罚的手段。各种户籍居民都有固定的住所，没有“路引”也就是基层政府开具的介绍信，不得离开住所百里之外。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户而言，“十户为保，百一十户为里”，设立保长、里长作为基层组织形态，负责贯彻政府的法令、征敛税赋。保甲行政系统之外，朱元璋还特别重视道德控制，每个村子都设有“申明亭”、“旌善亭”，作为村民解决日常纠纷、表彰善行的地方。道德化的基层控制也是刑法中“轻轻”的原因之一。民户的情况口都要登记在册，因为用黄色纸坐封面，被称为“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一起作为政府征税派役的基本依据。

    但明代中叶后，鱼鳞图册与实际逐渐不相符合，而流为具文。清朝建立后，已名存实亡，但休宁一地编修较好。
    清朝
    清初，王公贵族的圈地、“三蕃”霸据及鼓励地方乡坤垦荒的政策，客观上造成了土地兼并。于是，清朝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和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再度重新编造、补造鱼鳞图册。现存“休宁鱼鳞图册”就是这一时期编修的，在以后的土地赋税管理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被后人精心修补，妥善保存，一直使用到民国末期。

    “休宁鱼鳞图册”，在县城４隅以天干编号，都图则采用“千字文”编号，开本大小不等，内容、格式亦有细微之异。图册载明了所有田亩方圆、四周界至、土地沃瘠、户主姓名以及以后使用过程中300多年来的业主变化、挂税转移记录。它在承认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要求业主按亩纳税，凡图册上的土地买卖，要向地方政府办理田赋过割手续，因而记录的内容相当详细。

    “休宁鱼鳞图册”真实反映了徽州私有土地管理中的土地转让、租佃、买卖、课税等关系，是研究徽州当时农村经济状况、农业荒恳政策、水利灌溉、土地测绘和田地转移频率节奏的依据，也是研究徽州商业和徽州农业之间关系的有力佐证。同时，它作为人类历史记忆的共同遗产，也受到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档案学家、史学家的青睐。

鱼鳞图册-史料       

    宋时婺州等地即曾编造。 明洪武年间命各州县分区编造。至清光绪末年，仍有具册之举。宋楼钥《宝谟阁待制赠通议大夫陈公神道碑》：“ 熙宁 ……自有保甲法，鱼鳞簿是也。”《明史•食货志一》：“ 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清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田制三》：“鱼鳞册字号，一号以一亩准之，不得赘以奇零。如数亩而同一区者，不妨数号；一亩而分数区者，不妨一号。”《清史稿•食货志一》：“寻又丈放凤凰、岫巖、安东苇塘约十馀万亩，按地编号，具鱼鳞图册，事在光绪末年。” 吴晗《朱元璋传》第三章三：“ 张士诚从起兵到败死，前后十四年，城破前他把征收赋税的鱼鳞图籍全部烧毁。”

鱼鳞图册-制作流程       

    据文献记载，南宋绍熙元年（1190）漳州等地即开始编制这种图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始于明洪武二年（1369），进入清代后渐废。洪武元年春，明太祖朱元璋针对两浙富民诡寄田产、逃避赋税之弊，派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并在松江编制鱼鳞图册。二年，又派国子生武淳等分别巡行州县，全面清丈土地，查实田亩，编造土地清册，即鱼鳞图册。具体办法是：根据各县税粮多少，将一县分为若干区，每区又按土地的自然形态分为若干地段，由粮长率里长、甲首进行丈量，以田地为主，编排字号，详列土地面积地形、四至、土质优劣及上中下等税则。有的图册还有“分庄”一栏，以备土地买卖时粮差过户或父子兄弟析产之用。各州、县、都、里将所辖境内的田地图编在一起，栉比排列，制成鱼鳞总图册。各州县年终统一造册解府汇编成一府总册。图册一式四份，分存于县、府、布政使司、户部。

鱼鳞图册-价值       
    鱼鳞图册史料价值的真正体现，就是要利用它从根本上展开诸如土地制度等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尚属初步。研究者利用十分有限的鱼鳞图册资料，已经取得一些重要成果。章有义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江苏长洲三册鱼鳞簿，结合各时期基本史料，对相关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如从长洲鱼鳞簿中所见地权分配情况，推论其对于整个苏州地区所具有的一定的代表性。

    进而得出：苏州“由康熙初年(5—15年)至1949年，二百七八十年间，地主(包括富农)同农民占地的比率几乎稳定在65：35。看来，人们设想的地主所有制支配下地权不断集中的必然性，在这里没有得到证实”；“在地权比较集中的苏州，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尚且占有不容忽视的比重，其他地区更可想而知。这就提醒我们，在研究中国封建土地关系时，不应无视小土地所有者即自耕农的问题。可以说小土地所有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乃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一个特色。如果把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当作土地关系的全部，那就未免之片面，过于简单化了。即使就租佃关系而言，也可能发生在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户之间，甚至小土地所有者之间。某些地区地权比较分散而租佃关系却比较发达，原因就在这里”。

鱼鳞图册-国外研究       

    日本学者中最先提出研究鱼鳞图册的是著名明史专家清水泰次，1934年他就强调在研究中国江南土地制度时应对鱼鳞图册加以考察，他还对鱼鳞图册的有关文献记载以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鱼鳞图册实物作了介绍，并就鱼鳞图册的由来、性质、作用等进行了探讨。1935年，仁井田陞发表《中国土地帐籍鱼鳞图册的研究动向》，1936年又发表《中国土地帐籍鱼鳞图册史的研究》，他的文章对当时有关鱼鳞图册的研究作了评介，另外还对鱼鳞图册的由来、编造情况等提出独立的见解。1963年村松枯次发表《关于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鱼鳞册》，对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各种鱼鳞图册作了介绍，还探讨了鱼鳞图册的性质、作用和利用价值等。鹤见尚弘则应是日本学术界有关鱼鳞图册研究最有成就的一位学者，其对鱼鳞图册资料的重视程度也是他人所无法比拟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鹤见尚弘对鱼鳞图册进行了种种创造性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他首先就鱼鳞图册作为史料的可靠性进行了论证，其次还根据图册资料进行一系列统计和分析，再次他把鱼鳞图册的研究和土地制度等研究结合起来，使图册的史料价值得到真正发挥。

    我们还需注意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有关鱼鳞图册研究的成果，他在《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一书中，既对鱼鳞图册的起源作了介绍，又专章考实明初鱼鳞图册编制的情况。可以说，何氏虽未直接利用鱼鳞图册史料进行研究，但他遍寻史籍中有关鱼鳞图册的记录而展开的有关鱼鳞图册本身(如从经界到鱼鳞、鱼鳞图一词的最早出现、鱼鳞图册的独特优点、两浙特别是婺州一地在鱼鳞图册推行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明朝鱼鳞图册的全面推行、鱼鳞图册的“丈量”情况等等)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另一位美籍华人学者赵冈也相当重视鱼鳞图册资料，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土地制度史》中，他对此已有所论及。他最近的《简论鱼鳞图册》一文，则专题探讨了鱼鳞图册制度的沿革、图册的结构、丈量土地的方法、图册的可信度等问题，着重说明实亩与税亩的关系，得出税亩总额实际大于实亩总额的重要结论。
    统观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图册的本题研究，如鱼鳞图册的缘起与延续，鱼鳞图册制度在明代的普遍实施；图册编造过程、成册年代、图实相符与否等问题的考实；围绕田土存在形式、土地所有状况、户籍变迁情况等的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