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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简介
　　白崇禧，[1]（1893-1966年），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回族，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军事家，有「小诸葛」之称。属国民党「桂系」，地位仅次于李宗仁。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二人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直合作无间。最初二人一同加入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阵营，又联合一起驱赶广西的旧军阀。北伐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八年抗战爆发后，二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并屡有胜果。
　　战后白崇禧担任国防部长，李宗仁获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桂系的实力得到局部肯定。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继任代总统。然而国共和谈失败，桂系无法保住中华民国的半壁江山，本身势力亦无法维持。李宗仁先赴美国治病，1965年（74岁）从美国返回中国大陆。白崇禧则前往台湾，却未能担任要职，抑郁而终。
北伐战争之前
　　
　　1907年，白崇禧考入陆军小学，后因病退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在广西省立初级师范读书的白崇禧，加入广西学生军，开赴湖北，随后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6年，白崇禧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在广西陆军第一师任营长。
　　1921年，白崇禧代表当时已是旅长的同学黄绍竑，到广州见孙中山，要求参加革命。孙中山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二人与李宗仁合作，于1924年分别打败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白崇禧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他的计谋和军事能力，被称为「半个小诸葛」。同年，「李白」加入国民党。李、白、黄三人的合作使广西纳入国民党控制之下，三人亦成了国民党内桂系的骨干。
北伐及抗战前期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1927年初，白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从江西攻取浙江。1927年4月，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配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同年1月，3月，8月和10月的多次战役中，白崇禧战胜孙传芳。孙传芳部下唐生智被迫在1928年初在湖南投降。
　　1928年北伐成功，在北平牛街创建了北平清真中学（今成都西北中学和兰州西北中学）。
　　到1937年抗战爆发十年期间，桂系多次以军事和蒋介石对抗。1929年3月，桂系先在蒋桂战争中败于蒋介石，白崇禧被迫逃到越南。同年11月，李、白、黄回到广西，联同张发奎进攻广东。1930年，李、白又在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冯玉祥和阎锡山反对蒋介石。
　　1931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各派系谋求妥协，桂系亦跟南京议和。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省主席黄旭初成广西三巨头。自此至抗战爆发的五年内，桂系一方面「自卫、自给、自足」及「寓供兵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透过创立学校、改革税收、清乡建设广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要求阳奉阴违。
　　1936年5月 ，李、白联合广东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反蒋。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至8月，李、白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和解。
抗战期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白崇禧任国军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成为蒋介石的谋士之一。白崇禧提出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八年抗战期间，白崇禧和李宗仁指挥各场大小战役，包括：
　　1938年李、白指挥台儿庄会战，取得在国军抗战中的首次重大胜利。
　　同年6月，白崇禧指挥武汉会战。
　　1940年2月，白崇禧指挥桂南战役，在昆仑关两度挫败日军。
解放战争
　　1945年10月3日，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1946年，国共再次开战。6月，白崇禧到东北督战，指挥国民党军在四平击败林彪所部。据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的说法，当时白崇禧曾经向蒋介石提出消灭东北解放军的全盘计划，但未被采纳。同月，白崇禧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调离东北。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白崇禧受命率蒋经国等前来调查安抚，会见台湾省主席陈仪等人，并向台湾居民广播。其间文电显示，白崇禧似并未釐清真相，其报告建议处分柯远芬，嘉奖陈仪。同年11月，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所主任，负责围剿大别山的解放军。
　　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一个月后，白崇禧被免去国防部长职，改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华中剿匪军总司令)。同年年底，国民党军在战场上失利。李、白向蒋介石施压，蒋介石被迫在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
　　同年4月，国共和谈，白崇禧极力反对接受和谈结果。1949年白崇禧策划在湖南进行防御，因湖南省主席陈明仁起义而失败。10月至12月，经过衡宝战役等战役后，白崇禧指挥的国民党军被渡江后的解放军消灭。原来的二十万兵力，只有少部退入越南。
　　1949年4月，继先遣兵团之后，林彪统率四野主力由平津地区分路南进。
　　在四野滚滚南下的铁流声中，白崇禧似乎感觉到了林彪咄咄逼人的雪耻心情。被毛泽东称为“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白崇禧也十分珍惜自己几十年在锋口刀尖上博来的声誉。
　　白崇禧起初拒绝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白崇禧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守江必守淮”，华中只能有一个“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
　　“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拒不受命，躲到上海。蒋介石派白崇禧的密友、原桂系中坚人物黄绍竑去沪挽留白崇禧。黄一到上海，即与白崇禧密谈。白崇禧说道，“如果是那个人派你来的，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白崇禧显然对蒋介石心怀余怨。
　　“当然是那个人派我来，但我的来意你并不是全部知道。”黄绍竑意味深长地说。
　　一待白崇禧安静下来，黄绍竑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笼中鸟一样么?现在老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定形势，迫蒋下台，让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称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白崇禧心窍大开，立即束装就道，走马上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设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
　　　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引退”溪口后，李宗仁代总统主持大局。白崇禧为赢得军事上的准备时间，阻止我军渡江，推迟与四野主力决战，建议李宗仁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 4月6日，白崇禧专程飞抵南京，询问“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
　　李宗仁回答：“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提出政治解决要过江，军事解决也要过江。”说完，他递给白崇禧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林彪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发表的长篇谈话：
　　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取得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向无诚意，尽人皆知。两年零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性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了。国民党必败，这是我们早已肯定了的……
　　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的长篇谈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投降就消灭”。
　　白崇禧看过报纸，大失所望，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
　　形势留给他“不降即战”这一条路。他决心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心策划华中防御战线，力争再打一个彪炳史册的“四平街之战”。他也知道，1949年与1946年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客易势，强弱换位，今天的林彪拥军百万，锐不可当，企图一战溃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白崇禧只求为桂系，也为自己多保存一些实力和地盘，守住中南及华南半壁江山，当个“华中王”和“华南王”也好。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后，白崇禧集团共六个军积极布防于长江中游南岸，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四野渡江南进。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于15日由武汉以东之黄石港突破防线，进据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桂军后方。白崇禧指挥部队紧急撤离武汉，固守宜(昌)沙(市)。
　　汉浔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以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主力四个军连同地方部队十万人赶筑以宜昌、沙市为重点的两岸防线。7月6日，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奉命率二十五万人分路朝远安、当阳两翼兜抄。宋希濂惧怕被歼，率部朝湘鄂两省西部地区急窜。四野主力在解放宜昌、沙市后转兵南下，渡江挺进湖南常德地区。
　　解放战争后期，在战略追击阶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敌弱我强、我攻敌逃的特点，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形成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在战役上，选择敌人比较薄弱的中南地区，首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歼灭位于四川的胡宗南等部；为此，中央命令第十八兵团在国民党秦岭防线佯攻，造成入川态势，使蒋介石下决心固守四川，以保证歼灭中南之敌。
　　毛泽东叮嘱林彪，四野第一步深入湘南即衡州以南作战；第二步挺进广西作战；第三步应去云南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抄的作战方针。
　　对于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林彪表示赞同，但他所设想的战略迂回是一种近距离、短时间的两翼斜插，实际是一种“战术小迂回”。汉浔渡江战役和宜沙战役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白崇禧的主力一溜再溜，没能兜住。林彪把这一结局归因于自己没有亲临一线指挥。7月，林彪亲自指挥了湘赣战役。
　　我军解放南京、武汉后，白崇禧被迫将其防守武汉至九江一线的部队南撤，集中七个军约十五万人部署在长沙以北之岳阳、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迟滞我军南下进程。
　　林彪指挥第五兵团、第十二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在大军节节进逼的同时，派十五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派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分路向醴陵、萍乡迂回。
　　三路大军自7月8日起潜师隐踪，日夜兼程。四天后，林彪的意图被白崇禧察觉。7月13日，白崇禧下令所部全线撤至攸县、茶陵山区。四野又扑了空。
　　此时正值酷暑，作战条件之困难艰苦超乎四野全体将士的想象，同时还暴露出作战准备严重不足的弱点。随军记者从前线发回一篇报道，完全可以看作是行军实录：
　　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时而暴日当空，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之中，进行过短时间的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员不断增加。记者在行军途中，不时可以看到躺着生病的干部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烧又拉。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但当他们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来，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的炎热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过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死，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下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进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
　　敌人在大路上没命地逃跑，部队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追击。南方的山路狭小而崎岖，时而升上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不少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不了几步路得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一支部队沿着沮漳河前进。沮漳河蜿蜒在深山狭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四十八次，人们称为四十八道湾。部队打这里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日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住绑带渡河。即使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枪带人被激流冲走。
　　南方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压榨，山穷水穷人更穷。当时正值夏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人影也找不到。
　　酷暑、饥饿、疾病、疲劳，轮番袭击着四野的追击大军，伤病日多，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战士体质急剧下降。据统计，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的连队占四分之三。林彪只得下令停止追击，进行休整。
　　“又让他溜了!”林彪十分气恼。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打长沙!”邓子恢安慰他。
　　8月初，四野第十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挺进平江、浏阳、常德等地，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合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率部七万余人于8月4日宣布起义，长沙及湘潭、宁乡等地和平解放。
　　从5月到8月，四野以苍鹰搏兔、雄狮噬羊的凌厉攻势发起了汉浔渡江、宜沙和湘赣战役。虽然攻占了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争取了张轸、陈明仁两个兵团起义，但始终未能揪住白崇禧的主力，与之决战。为此，林彪怅惘不已。
台湾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从海南岛赴台。据李宗仁的说法，白是受蒋介石承诺委以国防部长职务而赴台。白崇禧到台后，仅被委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等闲职。据程思远忆述，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白崇禧：「白健生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竟听信蒋介石的话，给骗到台湾去了。」晚年白崇禧接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访问，出版《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
　　白崇禧到台湾后，蒋介石很防备他，经常派特务跟踪他，可是白崇禧绰号「小诸葛」，非一般人等，屡次识破蒋介石派去的特务。
　　白崇禧在1966年12月1日于台北逝世，死后身体发绿，口吐白沫，床单撕破多处，有很大可能是蒋派特务暗杀。死因至今是个迷，
家族
　　
　　白崇禧有子女十人，其中八子为著名的台湾作家白先勇。
　　白氏家族从古至今热爱祖国、勤恳朴实，在当地享有一定声誉。白氏家族始祖伯笃鲁丁公，汉姓鲁，字至道，江南应天府（南京）上元县人（原籍答失蛮人，即西域人）。元至治元年（1321年）中进士，至元元年（1335年）由礼部侍郞迁秘书太监（官署名），至元二年出任浙东海右道谦访副使（是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派驻各地的监察机构），至元三年，（1337年）任岭南广西道肃政谦访副使。后又累迁赣州路达鲁花赤（元朝时地方第一位掌权官员）、建德路达鲁花赤、潭州道总管等职。公为官清谦，为人宽厚，深得各地百姓爱戴及上级重用，曾数次升迁。公在职期间，除主管监察促政务外，又是一位热心学政、促进教育、关心民瘼、支持地方建设的人物。如柳贯著《新修石门洞书院记》记载了他在至元二年修复浙东永嘉石门洞书院，曾告诫诸生说：“书院据穹林雪瀑之胜，既新美矣。尔曹游歌于是，有义理之融液，无纷华之轇轕。执业而兴，充义而得。得之在我，求之在人。是惟圣师成物之仁，而亦宪臣励学之意。”又鼓励诸生“有学有政，需用于时”。可见始祖是一个热心教政，鼓励后进的人物，他对“学贵自得”、“学以致用“，也有他自已的体会。
　　公任职桂林时，曾倡议并修建文庙泮宫，供莘莘学子聚学。桂林阳桥，地处南北交通要道，至元五年遭火毁，交通受阻。至元六年，公组织地方官员重建阳桥，为桂林人民造福，并写下了《重修阳桥记》，以资纪念。又据《南村辍耕录》记录公以廉故，家甚贫，朋友间每分财以济之。又云：“夫鲁，西域人也，度量之宏深乃如是，隐恶扬善，可谓厚德君子矣。”
　　公能诗，《戴良集》列举元代十二位著名的西域诗人，伯笃鲁丁属其一。可惜他的诗集很少传下来，今日仅能搜集到的传世佳作有在浙江吟赋的《浮云寺》，在桂林东门与行春门之间城楼上逍遥楼写下的《逍遥楼》及过广西北流时所写的《过鬼门关》等六首。
　　公年老回籍，定居金陵（南京）城郊上元县，归真后安葬于金陵南门外，地名夏家凹。
　　三世祖永[2]龄公（又名伯龄）。明洪武年间进士及第。洪武十三年（1380年）公与兄永清弟永秀随军任职再次回到广西，至苍梧，随征八排有功，继而奉命镇守两江州（道），遂隶籍桂林及临桂各乡镇，兄弟之间唯有永秀公一支后代繁昌。相传明太祖时，禁止人民使用胡姓，后裔取始祖首音，更伯为白，白姓之流传自此开始。经过六百多年，传二十余世，我白氏子孙遍布桂林城乡及广西各地，人口众多，成为桂林回族中之大族。
　　明清两朝，家族兴旺，人才辈出，在封建王朝选拔良才科举考试中，进士及第者十四人（明朝九人，清朝五人）。明朝正德十一年（1516年），一科三进士。武职人员如白玉，明朝成化年间任都督佥事总兵官，五杨祖白全任都指挥同知等。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国家民族尽忠尽职，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年间、抗日战争时期，我白氏族人中亦涌现了不少才华之士。特别是在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我族人民群众奋发图强，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在党政军学各机关单位涌现出许多先进工作者、专家、教授、工程师、学者、教师。前辈的先进事迹是我们的榜样。时逢新世纪，凡我族人更应继承前辈光荣传统，再接再厉，为建设伟大祖国在各条战线上奋勇前进，写下光辉的新篇章。
白崇禧-主要著作
　　其主要著作有：《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抗战中敌我战法之演变》、《游击战纲要》、《全面战争与全面技术》、《军事抗战与政治抗战》、《军事战与经济战》、《国民兵之建设教育》
相关影视作品
　　国产影片《建国大业》中由尤勇饰演白崇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