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义发表评论(0)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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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发展和胜利 不久，自成投闯王高迎祥

同年，河南省发生严重灾荒，农民纷起暴动。十一月中旬，起义军经陕南商州突出武关，转战河南，农民争附，连下豫西南各州县。不久，文士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先后投奔起义军。十四年初下洛阳，杀明福王朱常洵，开仓济贫，声势迅速扩大。此后，三次围攻开封，连获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五次战役的胜利，执杀明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及陕督杨文岳等，大败陕督孙传庭。明军主力被消灭，起义军控制河南全省，部众近百万，其它农民军首领如罗汝才﹑袁时中等多归附自成，李自成起义军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 

自占领洛阳始，李自成渐将过去的流动作战改为每得一城，分兵据守的军事战略，十六年正月克承天(今湖北钟祥），打出“剿兵安民”旗号，散发“三年不征”传单。寻移檄黄州，揭露朱明暴政，宣传自己兴仁义之师﹑拯民于水火的作战宗旨。两年多席卷河南五府数十州县，及湖广荆﹑襄诸府。十六年二月，改襄阳(今湖北襄樊)为襄京，成立新顺政府，自成自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辖区西起潼关，东至归德(今河南商丘)﹑汝宁(今河南汝南)，北滨黄河，南至松滋﹑枝江﹑澧州(今湖南澧县)，派遣地方官吏者凡七十多州县。 

起义军雄据荆襄，遂图谋取京师。李自成采纳谋士顾君恩之策，先取陕西，作为根据地。十六年九月，起义军与明孙传庭兵战于河南郏县，深沟高垒以疲明军，并利用连日阴雨，明军粮运不继之际，遣轻骑出汝州(今河南临汝)断截明军粮道，大败孙传庭，杀伤明军四万多人，获器仗辎重数十万计，传庭奔潼关。此后起义军分两路进兵陕西，一路经淅川下商州(今陕西商县)入陕南；自成则亲率大军趋潼关。十月，陷潼关，明军溃败，传庭战死。十七年正月，起义军攻克西安，乘胜取宁夏﹑兰州﹑西宁﹑永昌﹑庄浪等地。 

起义军占领西安后，即正式定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以崇祯十七年为永昌元年。并改西安为长安。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同年二月，起义军分两路进攻北京，一路由先已进入山西的大将刘芳亮等率领，从平阳(今山西临汾)经阳城，越太行山出豫北，先下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今河南安阳)等地，然后经真定(今河北正定)北上，以牵制明朝南路援军；一路由自成亲自率领，渡黄河，下太原，传檄各州县，揭露朱明种种罪状。山西农民群起响应，各府州县望风而下，自成遂率军北上，经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南下，三月十八日围困京师。次日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从此，明朝已经开始无法复国。

李自成起义

起义军在襄阳建立新顺政权之时即曾设官置司，中央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相当于六部)侍郎﹑郎中等官，地方设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又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等官，并封爵五等，大封功臣。 

占领北京后，大顺中央政治机构在襄阳﹑西安两次建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委派官吏，改内阁为天佑殿，牛金星继任首辅。六政府尚书分别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户政府尚书杨玉休，礼政府尚书巩 ，兵政府尚书喻上猷(一作侯恂)，刑政府尚书安兴民(一作耿然明)，工政府尚书侯恂(一作黎志升)。尚书下设侍郎﹑郎中﹑从事﹑员外等职，充实和完备了各部朝官。又改翰林院为弘文馆，六科给事中为六政府谏议，十三道御史为直指史，太仆寺为验马寺，尚书宝寺为尚玺寺，通政使为知政使。其余光禄﹑大理﹑太常﹑鸿胪﹑国子监等仍沿袭前明旧名。所委官员少数由举监生员充任，其余绝大部分为前明降官。地方文武官吏，改巡抚为节度使，布政司为通会，兵备为防御使，知府为府尹，知州为州牧，知县为县令。并开科取士，选拔新人出任各级官吏。武职亦改前明武官之称，改五军都督府为五军部，仍设左右都督。又改总兵为正总权，副将为副总权，守备为守旅，把总为守旗。但职名并未统一，有的仍沿用总兵﹑副将等称。其专事征伐的有，权将军，一品；副权将军，二品；制将军，三品；果毅将军，四品；威武将军，五品；都尉，六品；掌旗，七品；部总，八品；哨总，九品。权将军有田见秀﹑刘宗敏；制将军有李过﹑李岩﹑贺锦﹑刘芳亮﹑袁宗第﹑刘希尧等，其余授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衔者凡五十余人。 

自成在北京建制的同时，继续分兵略地，委派地方官吏，建立基层政权。北直﹑山东﹑河南﹑苏北﹑皖北各地州牧县令纷纷上任。降将马科则率军进攻四川，川北州县也多降附置官。 

是时大顺版图，东自山东，西至甘宁，北沿长城，南达江淮，掩有北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五省，西北甘肃﹑青海﹑宁夏的一部分，川北保宁地区若干州县，及今江苏﹑安徽淮河流域地区，长江流域则有湖广的荆州﹑襄阳﹑承天﹑德安四府等地。 

政治经济纲领政策 起义军起义过程中，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攻占西安后，又以“贵贱均田”及“五年不征”相号召。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后因“均田免粮”纲领属于平均主义的空想，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如山东诸城县令到任之后，即以劫富济贫之说，令产不论远近，许业主认耕；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还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李自成初下洛阳，没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积的粮食和大量金钱，以其中一部分赈济贫民。以后每攻占一个城镇，常采取类似措施。占领西安后，继续以“劫富济贫”相号召。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起义军还针对地方为考中的举人进士树建牌坊，下“毁坊之令”。 

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这种政策自崇祯十四年占领河南起，始终执行。起义军进北京后，令市民照常营业，不少地区工商业照常进行。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 　　

农民军的战败引起北京人心惶恐。明降官纷纷南逃，各地官绅地主也纷起反噬。尤其严重的是，起义军的很多将官经不起都市豪华生活的诱惑，鹜声色，贪财货，分不利。永昌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自成仓卒即帝位，次日即离北京南下，经晋入陕，试图仍以陕西为基地再起。入陕后，李自成令李过﹑高一功拒守陕北，自己拒守西安。在清军进逼下，李过﹑高一功退至陕南，又沿秦楚边界，经川东至荆门﹑当阳南下。自成也于次年正月退出西安，自蓝田﹑商州经武关退守河南，又经襄阳﹑承天﹑德安(今湖北安陆)退至武昌。五月转战至湖北东南各州县。九月至九宫山(一云通山﹑一云通城)，为地主乡团所围困。李自成牺牲，余部由刘宗敏﹑李过率领南下，联明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