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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gēqǔ(英文:song)
　　歌曲是综合的艺术体裁，包含音乐性与文学性。歌曲的变化反映时代的变迁，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记忆和感受。歌曲所具有的极高的审美价值，完全可以起到修复人类心灵的作用。歌曲带给人们的是全方位的艺术享受，优美的旋律使人能够产生高尚的想法，丰富人类的感情，促进他们理解人类情感的深邃内涵，达到心灵的和谐以及与自然的契合。
　　歌曲上有歌词，由人声演唱的一种音乐，可以有乐器伴奏，也可以没有乐器伴奏，单独由人声演唱。可以由一个人独唱，也可以多人齐唱，或多人多声部重唱或合唱。
　　(1).诗歌与音乐结合，供人歌唱的作品。《晋书·乐志上》：“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 魏 初乃使军谋祭酒 王粲 改创其词。” 唐 元稹 《＜乐府古题＞序》：“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 清 顾炎武 《吴同初行状》：“其所为诗多怨声，近《西州》、《子夜》诸歌曲。”
　　(2).唱曲。 明 费信 《星槎胜览·爪哇国》：“其鹦鹉婴哥驯能言语歌曲。”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分类：
　　中国歌曲
　　当前，由于歌曲分类的依据不同，各类歌曲的称谓大很繁杂。中国歌曲常见的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 按演唱形式分类：齐唱、独唱、重唱、对唱、合唱；
　　2. 按音色特点分类：男声、女声、童声、混声、高音、中音、低音；
　　3. 按演唱方法分类：通俗歌曲、艺术歌曲、民族歌曲；
　　4. 按形成年代分类：古代歌曲、近代歌曲、现代歌曲；
　　5. 按歌词内容分类：叙事歌曲、讽刺歌曲、诙谐歌曲、爱情歌曲、风光歌曲、赞颂歌曲等；
　　6. 按结构特点分类：联唱、套曲、组歌、小唱等；
　　7. 按节奏特点分类：进行曲、圆舞曲、摇滚歌曲、迪斯科歌曲等；
　　8. 按演唱群体分类：工人歌曲、部队歌曲、农村歌曲、青年歌曲、儿童歌曲等；
　　9. 按功能特点分类：队列歌曲、劳动歌曲、舞蹈歌曲、广告歌曲、教育歌曲等；
　　10. 按歌曲出处分类：电影歌曲、电视歌曲、歌剧选曲等；
　　11. 按情绪特点分类：抒情歌曲、轻歌曲、劲歌、柔情歌曲等。
　　12. 按演唱者的数量分类：两重唱、四重唱、小组唱、大合唱等；
　　13. 按称谓不同分类：革命歌曲、历史歌曲、群众歌曲、流行歌曲、校园歌曲、乡村歌曲、草原歌曲、原生态歌曲、弹唱歌曲、改编歌曲、填词歌曲、金曲、新潮歌曲等。
　　儿童歌曲
　　部队歌曲
　　部队歌曲分类的目的有利于演唱，有利于创作，有利于研究，有利于欣赏。对照以上一些歌曲分类的分类称谓，有些能获得比较清晰的概念，能方便运用；有些虽约定俗成，但是还存在着比较模糊的认识；有些却是随心所欲杜撰的。
　　歌曲分类的科学程度是体现一个国家音乐水平的标志之一，所以有关方面应该加以重视并制订一个权威性的分类标准，供音乐流通中使用。
　　民歌 - 是民间流行的歌曲，作者一般佚名，歌词通俗，歌唱人民自己关心或身边的事。如果反映时代情况，常自生自灭，中国古代统治者经常派人搜集民歌，以了解民情，古代文献《诗经》就包含大量的当时民歌。如果反映人类共同的主题，如爱情，常能长期在民间传唱，并不断变化完善，因其曲调优美，被音乐家搜集改编，如王洛宾写作的许多新疆民歌。
　　艺术歌曲 - 一般由音乐家写作，歌词多是著名诗人的诗歌，由音乐家根据诗词谱曲、配伴奏，19世纪以来西方的许多歌曲和歌剧就是这样制作的。也有曲谱采用民间流行的曲牌，诗人按照曲谱填词演唱，如宋代的词。艺术歌曲一般艺术性较高，由于有记录基本没有变化，演员依照词谱演唱。
　　现代歌曲 - 现代歌曲由专门分工的词作家和曲作家共同完成，有时为特定的演员根据其演唱风格和能力定身写作，有时是为普及歌曲为群众齐唱写作。现代歌曲比较普及，不需要专业演员一般人大家都能唱，但流行的寿命较短，再好的歌曲一般也只能流行一代人，年轻一代一般不会再喜欢上一代人之间流行的歌曲。如同服装一样经常变化。
　　外国歌曲分类：
　　外国歌曲外国歌曲
　　外国歌曲分为：trip-hop、worldmusic、newage、dream-pop、classicalpop、acappella、bossanova、postrock、britpop、dub、electro、jungle、drum'n'bass、big-beat、brit-hop、breakbeat、psychedelictrance、trance、ambient、techno、electrophonicmusic、folk、chamberpop、synthpop、orchestra、gangstarap、house、r&b、disco、punk、soul、reggae、rap、pop、artrock 35类

    曲调的异同
　　
　　曲调中国民族唱法的曲调，多为各民族、各地区的民歌、民谣或依民歌、戏曲风味而创作的富有民间风味，戏曲风味的歌剧选曲和歌曲，内容多种多样，主要是歌唱各地区、各民族的生活风情。欧洲美声唱法的曲调是以作曲家所创作歌剧中，最有魅力的独唱艺术咏叹调，常见的独唱艺术咏叙调，从古流传至今的宣叙调，以及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创作性的艺术歌曲为主的曲调，同时也演唱一些以赞美和抒情为主的康塔塔曲调的大型声乐套曲。总的来说，曲调难易差别不大，内容包罗万象。
　　风格的异同
　　音乐风格中国民族唱法的风格是与民族的音乐风格与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习惯等紧密相连。因此，民族风格的声乐作
　　音乐风格
　　品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如北方民歌豪放粗犷，江南民歌委婉阴柔，高原民歌高亢挺拔，黄河下游的民歌舒展自如，牧区草原民歌自由辽阔等。而欧洲美声唱法的风格，从美声唱法的产生至20的各个时期，其技术要求和演唱风格各具特色，但从历史发展看，它们都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实践理论的在断完善而渐趋成熟。从有限的声乐文献中看，美声唱法的风格大致可分三类：1、抒情性演唱。此风格高雅、富贵、适合演唱，17世纪意大利古典咏叹调和舒伯特、舒曼等人的艺术歌曲；2、“女性”装饰性演唱，此风格可分为花腔女高音、戏剧性女高音、抒情女声；3、朗诵性演唱，此风格可分为严肃的、诙谐的朗诵性演唱。
　　声音特点的异同
　　中国民族唱法的声音特点是以清晰、甜美、明亮的声音见长,以真声为主，唱到最高声区参照美声唱法，运用假声，讲究气息通畅和头腔共鸣，特别注重吐字规律，强调以字、以气、以声唱情，声情并茂。而欧洲美声唱法的声音特点是混声唱法，即真假声结合的唱法，要求气息既结实又通畅自如，声音既圆润明亮又宽松丰满，强调整体共鸣，讲究音色、音质、音量、音域的完美与扩展。中国民族唱法和欧洲美声唱法同属声乐门类。演唱时都需要讲究气息、共鸣、咬字、吐字，都特别重视表达歌曲的思想感情以感染观众，达到歌唱的艺术效果。中国民族唱法，应在吸取欧洲美声唱法的呼吸、共鸣、发声等科学原理的基础上，克服“大本嗓”的低位置唱法，注重字中有声，以声传情，声、腔、字、情揉为一体；当然，应根据中国民族的心态、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民族的语言特点，来改进“土”唱法，发展中国民族的声乐艺术，以适应人们对现代社会生活以及对现代艺术的需求，通过对中国歌唱艺术及欧洲歌唱艺术的比较，在继承、借鉴、创造方面更明确,更具自觉性，同时也希望中国民族歌唱艺术呈现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通俗唱法是借助音响扩大效果，以闪耀变化的舞台美术灯光渲染气氛，用各异的演唱方法，集舞蹈表演、伴唱、伴舞，电声乐器伴奏，集说唱于一体的演唱艺术。声音的主要特点是完全用真声歌唱，接近生活语言。演唱，风格有轻柔自然的；有高亢强劲的；有民谣风格的；有摇滚乐式的；有说唱叙事式的；有队列进行曲式的；有艺术歌曲形式的。是全世界性、目前还在不断的相互交融发展、感染性最强、普及性最大的一种演唱方法。
　　通俗唱法以青少年为中心，也深受中年人的喜爱。专业通俗歌唱演员，唱龄较之美声唱法的演员和民族唱法的演员相比较要短的多。最多也只是十年八年的时间，唱红几年就要更换。其人才培养主要靠自学，一般训练几个月便可上舞台演唱。为了使朋友们了解通俗唱法的特点，有必要简单地介绍我国通俗唱法的发展历史。中国的通俗歌曲，因国情和民族文化、民族素质所决定，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共有特征通俗性、流行性、民族的继承性，始终不曾改变。
　　从音乐史上看，自唐代结束以后，宫廷音乐逐步走向衰落。民间音乐（包括戏曲、说唱等）日益发展起来。到明清时期，地方特色的戏曲已发展到近400种，说唱音乐300多种，为达官显贵所娱乐的民族器乐也渐渐普及到城市各阶层音乐爱好者中。
　　20世纪初，尤其经过“辛亥革命”的政治变革，市民阶层的通俗音乐又有了新的发展。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一带出现了许多习奏《江南丝竹》音乐的小型丝竹合奏社团，其代表性的曲目有《熏风曲》、《欢乐歌》、《三六》、《行街》等。以广州为中心的粤港地区则出现了不少以习奏广东小曲（俗称广东音乐）的小型丝竹合奏社团，其代表性的曲目有《旱天雷》、《倒垂帘》、《雨打芭蕉》、《赛龙夺锦》等，“江南丝竹”乐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流入，通俗性歌唱活动迅速发展。各地盛行传唱各种城市小调。这时的歌曲，大多以民间流传的所谓各种古曲、小调填以新词的方式来演唱，主要有《茉莉花》、《孟姜女》、《无锡景》、《五更调》、《小放牛》、《满江红》、《苏武牧羊》、《凤阳花鼓》等等。各地刊印的各种各样的小调集也为数甚多。著名文学家、诗人刘半农、李家瑞长等人所著的中国俗曲总目稿中，共收集了十一个省6000多首这类城市小调的曲词。另外，以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为主，为了推进“新学”，为了向青少年进行改革的启蒙教育，各地以新学堂为阵地，也编写、出版和传唱了多种多样的所谓“学堂乐歌”。这些歌曲大多以日本、欧美的大众歌曲填以新词，以集体演唱方式来表现。主要有《何日醒》、《中国男儿》、《十八省地理历史》、《扬子江》、《送别》等等。当时也有少量歌曲以起国民间流传的曲调填词的，如《祖国颂》、《满江红》、《勉女权》等。也有个别歌曲的曲和词都是新创作的，如沈心工的《黄河》、李叔同的《春游》等等。
　　五四运动后，随着反帝反封建群众革命斗争的深入，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活动也迅速开展起来。这些歌曲都延续过去的“学堂乐歌”那种填词歌曲的方式编写，其曲调既有过去流行的城市小调和学堂乐歌，也有本国本地区和外国的革命歌曲，如《马赛曲》、《国际歌》、《红旗歌》等。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歌曲是《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起来》等。这些革命歌曲的演唱，已不再局限在学校范围内，而是扩展到各种群众性集合场所和集体活动中。演唱的对象 也从知识阶层扩及到工人、农民和一般市民。因而，这些歌曲形式比较简短，一般是不带伴奏的通俗歌曲。这种以工人、农民为主的群众性歌咏活动和以填词编写的歌曲传统，在当时红军革命根据地和东北抗日联合义勇军中一直保持着。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城市中，又出现了两种新的通俗音乐。一种是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和外国娱乐性歌舞音乐的传入，开始萌生了中国的娱乐性通俗歌曲和歌舞音乐。突出黎锦晖及其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影响大的歌曲有《桃花江》、《毛毛雨》、《特别快车》、《妹妹起爱你》、《花生米》等等。这些歌曲大部分是用我国城市小调性的曲调，同外国歌舞（如弧步舞、伦巴舞、探戈舞等）的伴奏相混合的产物。有些则完全照搬外国的音乐，只是添上了新词（如《特别快车》、《花生米》、《蔷薇处处开》等。）这些音乐通过“明月歌舞剧社”的演出，特别是唱片公司的灌唱，迅速扩大其影响。这类结合歌舞表演的通俗歌曲，曾因其内容的低俗，艺术的粗劣，遭受到文化教育界、音乐界的致的批评和抵制。后来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走向高潮的形式下，它们逐渐走向低落。另一种则是随着国际及国内“左翼”文艺活动的开展，以聂耳、任光、安娥、张曙、吕骥等人为主，积极进行反映工农劳动群众生活现实，和各阶层广大群众民主爱国愿望的，能为广大革命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新兴”革命歌曲创作。即后来进步音乐所提到的“新音乐”。开始，这些“新兴革命歌曲”，主要以电影或戏剧插曲形式出现。其中，影响突出的有聂耳作曲的《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任光作曲的《渔光曲》、《打回老家去》，吕骥作曲的《新编“九一八”小调》、《保卫马德里》等等。与此同时，像黄自作曲的《抗战歌》、《九一八》、《热血歌》，陈洪作曲的《冲锋号》，何安东作曲的《全国总动员》等爱国歌曲，也是以群众性的通俗歌曲形式创作的。在广大青年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时还出现了一批艺术歌曲，如：黄自的《玫瑰三愿》、赵元任的《叫我如何不想她》、青主的《我住长江头》等。
　　20世纪40年代，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国内外反动派血腥压迫的战火威胁下，政治斗争复杂尖锐，社会生活动荡不安，配合革命斗争的群众歌咏活动迅速普及全国。以民族解放为基本内容的群众通俗歌曲，实际上成为中国各类音乐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以上海为中心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和原来一批歌舞明星转入电影界，以电影歌曲为主的通俗歌曲芤得到一定的发展。这些歌曲的内容和音乐风格比较复杂，基本上由电影本身的具体内容和剧情的需要来决定，但它们绝大多数已与直接的歌舞表演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它们的传播主要依靠电影的播放和电台的广播以及靠唱片乐谱的出版发行，这些歌曲对城市市民的影响比较大。
　　由此可知，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的通俗歌曲是朝着一条不同于欧美各国通俗音乐的道路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欧美各国的通俗音乐从本世纪以来基本上采取与这些国家严肃音乐分道扬镳的方式，主要为了适应城市娱乐生活的需要，随着满足市民娱乐的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发展的。这些音乐主要依靠从事通俗音乐的歌星、乐手自编自演的方式产生，依靠在市民娱乐场所（如酒吧、舞厅、夜总会等）的表演及电台广播、唱片发行来传播。这些音乐的艺术风格大多数是与歌舞表演或市民群众自娱的社交舞密切结合的。而中国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通俗歌曲，主要是由严肃音乐的音乐家们为了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鼓动和为了满足城市市民生活而发展的电影的需要、主要由专业作曲家或歌曲作家创作依靠群众歌咏活动的开展来传播的。它的艺术风格大多与群众性的舞蹈或歌舞表演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更接近于进行曲和民歌或比较简单的艺术歌曲。如冼星海的《救国军歌》、《江南三月》、贺绿汀的《秋水伊人》、《游击队歌》，刘雪庵《飘零的落花》、《长城谣》，任光的《打回老家去》、《王老五》等等。
　　在这时期，数以千计的中国通俗歌曲中，也有少数电影歌曲表现出明显的受外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影响，如《何日君再来》、《夜上海》、《莫忘今宵》、《香格里拉》等等，反映了以上海上层社会为代表的少数剥削阶级的精神生活和趣味要求，其影响当然也扩及到一般的市民阶层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由于当时的历史的政治的原因，政治性的群众歌曲和群众歌舞活动，在人民音乐生活中仍占主要地位，并且成为中国通俗歌曲中唯一受到重视、给予提倡的音乐体裁。而娱乐性的通俗音乐则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况。即使在电影歌曲方面，一些偏重于抒情、委婉的歌曲往往会被认为是感情不健康的“软歌”而遭到批判。
　　“文革”结束以后，在“拨乱反正”肃清过去“左”的流毒及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后，西方的通俗歌曲及香港、台湾各种各样的通俗歌曲（包括过去40年代敌伪时期流行于上海等城市的一部分电影歌曲）都随着唱片、盒式录音带及电影、电视、电台广播等媒介手段大量涌入。这些歌曲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对于通俗歌曲多样化的需求。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大众审美能力、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群众希望作曲家们能够提供既能反映新时期火热生活和社会实践，又能满足他们自娱要求、旋律优美动听、富于抒情而又易于传唱的新的通俗歌曲。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又逐渐出现了一批颇受群众喜爱的通俗性的歌曲，如，施光南的《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王铭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凯传的《角落之歌》、张丕基的《乡恋》、王立平的《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来欢乐的歌》、刘文金的《大海一样的深情》、谷建芬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就是我》、傅大检查的《小螺号》、《妈妈的吻》、《故乡情》，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等等。军队生活体裁的通俗歌曲也出现了《再见吧妈妈》（张乃城）、《军港之夜》（刘诗召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曲）、《望星空》（石祥词、铁源曲）、《小白杨》（士心曲）、《血染的风采》（陈哲词）、《军港之夜》、《军营男子汉》（阎肃词）等很受群众欢迎的抒情性作品。此外随着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以演唱学生歌曲为主的青少年歌咏活动，也获得新的发展，并出现了一批为青少年所喜爱的新歌曲。
　　20世纪80年代初，在音乐舞台上，演唱中国通俗歌曲的演员，主要还是来自专业文艺团体，如朱逢博、李谷一、成方圆、朱明英、苏小明、董文华、毛阿敏等。当时演唱通俗歌曲实际上已成为专业团体演出活动的一个方面，演出的场合也与专业文艺演出几乎相同，尤其在有关新闻媒介和出版部门的推动下，出现了通俗歌曲“热”，这些通俗歌曲的演唱和传播一度形成了对严肃音乐和戏曲的一种强烈冲击。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地区各种音像出版公司的建立和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先后在一级宾馆开设“酒吧”“舞厅”以及“音乐茶座”后，才开始产生一批批的专门演唱通俗歌曲的歌手，并且逐渐在这些场所专门演唱娱乐性通俗歌曲。还有一些文艺团体的演员，如：学戏曲的演员、学美声的演员、学说唱的演员、学舞蹈的演员、学器乐的演员，都纷纷改唱通俗歌曲。同时，通过中央电视台的“通俗唱法”大奖赛等，推出和认可了一批通俗歌曲演唱的红歌星。如毛阿敏、韦唯、陈汝佳、张咪、杭天棋、成方圆、朱明英、郁钧剑、那英、蔡国庆、解晓东、屠洪刚、胡月、田震、苏越、苏红、李玲玉等。总之，这几年来我国演唱通俗歌曲的歌手数量剧增，他们有的也像西方歌星那样崭露头角又迅速隐没、频繁交替。舞台演唱通俗歌曲的歌星常受到追星族的狂热欢迎。娱乐性的通俗歌曲逐渐在电视节目、电台广播、录制音响中占了主要地位。在歌曲创作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民谣体的作品，如《京腔京韵自多情》晚会系列歌曲、《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篱笆、女人和狗》电影插曲等。深受人们喜爱。

    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在二十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中，学堂乐歌既是中国现代歌曲创作的萌芽，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专业音乐创作的胚胎。当然，早中期的学堂乐歌多是选曲填词，尚不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音乐创作；学堂乐歌的后期，自李叔同之《春游》诸歌始，才有了中国人自己作曲的尝试。至20年代后期，萧友梅、赵元任等人才真正称得上现代意义上的作曲家，他们的歌曲作品《问》、《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是中国作曲家创作的最初一批艺术歌曲。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歌风大变，由启蒙主题转向抗战救亡。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爱国作曲家创作了大量抗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为鼓舞大众抗战、争取民族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以群体歌唱为特色的群众歌曲，在建国后至1966年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发展。《歌唱祖国》（王莘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瞿希贤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曲）、《社会主义好》（李焕之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瞿希贤曲）便是其中的代表。到了新时期，由于时代条件和审美趣味的变化，群众歌曲的创作走向全面衰落。
　　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流行歌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代的黎锦晖、陈歌辛等人的创作，其思想艺术质量良莠不齐。中国建国以后流行歌曲在大陆完全绝迹，而一些抒情歌曲却在夹缝中得到了发展。到了新时期，在港台流行歌曲的影响下，大陆作曲家也开始了创作流行歌曲的尝试。王酩、王立平、谷建芬诸人的作品多通过影视作品的媒介在广大群众中流传，并迅速在中国全国国范围内掀起一股流行歌曲的狂潮。徐沛东、雷蕾、崔健等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作曲家登上歌坛。到了九十年代，流行歌曲创作的题材、风格更为多样，尤其是接受欧美流行音乐影响后，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突破了港台模式，逐渐形成独特风格。总体说来，中国流行歌曲创作尚处在积累阶段，缺少精品和力作是必然的。
　　艺术歌曲创作自萧友梅、赵元任始，此后黄自、青主、贺绿汀等人在此领域亦多有建树。四十年代之江文也、谭小麟亦有佳作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但在民歌改编方面出现了
　　艺术歌曲
　　艺术歌曲《牧歌》、《玛依拉》、《新疆好》等佳作，且在创作上出现了丁善德的《爱人送我向日葵》、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生茂的《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优秀曲目。李劫夫为毛泽东诗词写的《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蝶恋花•答李淑一》以及丁善德的《清平乐•会昌》、贺绿汀的《卜算子•咏梅》、赵开生与瞿希贤分别谱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等，均为传诵至今的名篇。六十年代中后期，艺术歌曲完全绝迹。七十年代之后始有《北京颂歌》、《千年铁树开了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传世。新时期是艺术歌曲的黄金时代，题材大大拓展，艺术上更为成熟，语言与技法的运用更为丰富多样。罗忠无疑是这一时期艺术歌曲创作成就显著的作曲家，他的《涉江采芙蓉》、《秋之歌》、《鹧鸪天》、《黄昏》等，曲意独到而有深度。一些“新潮”作曲家也有时涉足艺术歌曲领域并多有佳作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