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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四大家 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另说,司马相如,枚乘,贾谊,淮南小山。
汉赋四大家,标志着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其典型的代表作品: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仅存篇名。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
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明人辑有《杨子云集》。《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班固:有《两都赋》闻名天下。著有《班兰台集》。完成了《汉书》,不仅为后世同类史书奠定了规模,而且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的独特地位。班固除给后世留下巨著《汉书》以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典引、诗赋、铭、颂等文章,在范晔(刘宋)写《后汉书》时尚存41篇,现在除《后汉书》中保留的三篇外,其余大多散失。班固的地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汉书》中,尤其是《汉书·地理志》中。
张衡: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最为有名。还有《思玄赋》和《归田赋》。 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西汉辞赋家。
扬雄(公元前53 - 18) 一作杨雄。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以文章名世。
班固(32—92) 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是东汉名儒、东汉著名学者。扶风安陵人。字孟坚。不死守章句,只求通晓大义。
张衡(78~139)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
司马相如: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 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当时有“千金难买相如赋”之称。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 西汉学者、辞赋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扬雄,早年所作《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风格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后来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40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他的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死。后召为大夫。扬雄一生悉心著述,除辞赋外,又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对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在思想史上有一定价值。另有语言学著作《方言》等。在辞赋方面,他最服膺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扬雄在《法言》中还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经书为典范。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班固,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所不读。其父班彪在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才高学博,撰有《史记后传》百余篇。建武三十年(54)父逝,返里居丧,着手整理《史记后传》,叹其“所续前史未详”,欲竟其业。明帝永平元年(58),开始撰写西汉一代史书《汉书》。永平五年,被人告发私改国史,被捕下京兆狱。其弟班超上书辩白,书稿送至京师。因明帝阅后有赞赏之词,得释。召至京师校书部,派为兰台令史,与其他五位令史掌管图籍,校定文书。次年,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续撰《汉书》,自此,专注精力,以著述此书为业,历20余年,直到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修成。文辞渊雅,叙事详赡,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体例,整齐了纪传体史书体裁。建初四年(79)参加章帝在白虎观召集的诸儒会议,辩论六经今古文同异,以史官兼任记录,编成《白虎通德论》(亦称《白虎通义》、《白虎通》)。和帝永元元年(89)、随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为中护军。胜利后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作铭辞以记汉之威德。永元四年(92)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受牵连被免官。洛阳令种竟借机报私仇,班固被捕。同年死于狱中。善作赋。
班固的地理学成就有以下五个方面:
1.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先例。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2.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
3.开沿革地理之始。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
4.记录了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
5.保存了宝贵的边疆地理资料。班固的《汉书》在《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记载了大量的边疆地理资料。
文献
原始文献
[1](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
[2](刘宋)范晔:后汉书·班彪附固传,中华书局,1965。
研究文献
[3]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
[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
社,1984。
[5]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
[6]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
[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8]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9]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10]吴树平:班固,百科知识,1980,12,第20页。
张衡勤敏好学,博识多能,在任太史令期间,悉心研究天文、历算,著《灵宪》、《□罔论》等科学著作,并先后发明和制作了举世闻名的浑天仪和地动仪。又曾上疏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写有《请禁绝图谶疏》。 张衡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辞赋和诗。他的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最为有名。这两篇赋合称为《二京赋》,是他早年入京后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作。题材体制均模拟班固《两都赋》,但结构更为宏阔,思想艺术上也显示出某些特色。赋的主旨是规讽统治阶级,有些议论颇为深刻切直。如告诫统治者切莫“剿民以□乐,忘民怨之为仇”,警告他们要知道“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危机的深刻忧虑和对人民力量的理解。《二京赋》中描述了以前的同类大赋从未记载的若干新事物,如它对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和角□百戏的演出情况等都有所反映。有些片断描写生动,如《东京赋》中“濯龙芳林”以下一段,仿照《子虚赋》,按东、西、南、北方位铺写景物,语句清新,颇富文采。《西京赋》中写平乐广场观“角□之妙戏”一段,记述各种技艺的表演,宛如目睹,且是中国古代极珍贵的杂技艺术史料。
汉赋四大家,标志着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其典型的代表作品: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仅存篇名。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
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明人辑有《杨子云集》。《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班固:有《两都赋》闻名天下。著有《班兰台集》。完成了《汉书》,不仅为后世同类史书奠定了规模,而且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的独特地位。班固除给后世留下巨著《汉书》以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典引、诗赋、铭、颂等文章,在范晔(刘宋)写《后汉书》时尚存41篇,现在除《后汉书》中保留的三篇外,其余大多散失。班固的地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汉书》中,尤其是《汉书·地理志》中。
张衡: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最为有名。还有《思玄赋》和《归田赋》。 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西汉辞赋家。
扬雄(公元前53 - 18) 一作杨雄。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以文章名世。
班固(32—92) 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是东汉名儒、东汉著名学者。扶风安陵人。字孟坚。不死守章句,只求通晓大义。
张衡(78~139)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
司马相如: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 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当时有“千金难买相如赋”之称。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 西汉学者、辞赋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扬雄,早年所作《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风格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后来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40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他的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死。后召为大夫。扬雄一生悉心著述,除辞赋外,又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对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在思想史上有一定价值。另有语言学著作《方言》等。在辞赋方面,他最服膺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扬雄在《法言》中还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经书为典范。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班固,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所不读。其父班彪在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才高学博,撰有《史记后传》百余篇。建武三十年(54)父逝,返里居丧,着手整理《史记后传》,叹其“所续前史未详”,欲竟其业。明帝永平元年(58),开始撰写西汉一代史书《汉书》。永平五年,被人告发私改国史,被捕下京兆狱。其弟班超上书辩白,书稿送至京师。因明帝阅后有赞赏之词,得释。召至京师校书部,派为兰台令史,与其他五位令史掌管图籍,校定文书。次年,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续撰《汉书》,自此,专注精力,以著述此书为业,历20余年,直到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修成。文辞渊雅,叙事详赡,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体例,整齐了纪传体史书体裁。建初四年(79)参加章帝在白虎观召集的诸儒会议,辩论六经今古文同异,以史官兼任记录,编成《白虎通德论》(亦称《白虎通义》、《白虎通》)。和帝永元元年(89)、随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为中护军。胜利后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作铭辞以记汉之威德。永元四年(92)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受牵连被免官。洛阳令种竟借机报私仇,班固被捕。同年死于狱中。善作赋。
班固的地理学成就有以下五个方面:
1.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先例。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2.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
3.开沿革地理之始。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
4.记录了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
5.保存了宝贵的边疆地理资料。班固的《汉书》在《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记载了大量的边疆地理资料。
文献
原始文献
[1](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
[2](刘宋)范晔:后汉书·班彪附固传,中华书局,1965。
研究文献
[3]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
[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
社,1984。
[5]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
[6]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
[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8]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9]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10]吴树平:班固,百科知识,1980,12,第20页。
张衡勤敏好学,博识多能,在任太史令期间,悉心研究天文、历算,著《灵宪》、《□罔论》等科学著作,并先后发明和制作了举世闻名的浑天仪和地动仪。又曾上疏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写有《请禁绝图谶疏》。 张衡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辞赋和诗。他的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最为有名。这两篇赋合称为《二京赋》,是他早年入京后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作。题材体制均模拟班固《两都赋》,但结构更为宏阔,思想艺术上也显示出某些特色。赋的主旨是规讽统治阶级,有些议论颇为深刻切直。如告诫统治者切莫“剿民以□乐,忘民怨之为仇”,警告他们要知道“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危机的深刻忧虑和对人民力量的理解。《二京赋》中描述了以前的同类大赋从未记载的若干新事物,如它对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和角□百戏的演出情况等都有所反映。有些片断描写生动,如《东京赋》中“濯龙芳林”以下一段,仿照《子虚赋》,按东、西、南、北方位铺写景物,语句清新,颇富文采。《西京赋》中写平乐广场观“角□之妙戏”一段,记述各种技艺的表演,宛如目睹,且是中国古代极珍贵的杂技艺术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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