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发表评论(0)编辑词条

一、鸦片泛滥和中国的禁烟

18世纪中叶，英国已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居首位。但是，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壁垒面前，西方的工业品很难找到市场，屡屡亏损。同时，昧于世界大势的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闭关”政策，使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清政府把对海外的贸易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口，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都必须通过少数特许的“行商”（即“十三行”）之手，进行严格控制。这种外贸政策也严重阻碍了西方工业品在中国的销售。相反，中国的茶叶、生丝等土特产品的出口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是出超。以中英贸易为例，1781年至1790年，在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中，仅茶叶一项就达9600万元。而1781年至1793年，英国销往中国的全部工业品只有1600万元，仅及茶价的六分之一。所以，外国必须以白银来抵付贸易差额。19世纪初，从广州流入的白银，每年约在100万两至400万两之间。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仍旧出超二三百万两以上。①这种贸易状况，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需要是尖锐对立的。于是，英国商人便开始利用鸦片这种特殊商品，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重要手段。

鸦片，学名罂粟，俗称大烟。原产于南欧及小亚细亚，后传到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等地，最初是当作药材传入中国的。由于鸦片具有强烈的麻醉功能，吸食成瘾，难以断绝。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每年约200箱左右。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后，便竭力发展对华鸦片贸易。十年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每年1000箱（每箱鸦片重100或120斤）。1773年，英印殖民政府确立了大量种植及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政策，并给予东印度公司制造和专卖的特权。英国侵略者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在加尔各答等地设立加工厂，制造适合中国吸食者口味的鸦片，由东印度公司以高于成本十倍的垄断价格将鸦片卖给英国烟贩，烟贩又以50％以上的利率运到中国销售。

英国“飞鹰”号鸦片船

自19世纪初开始，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英国烟贩无视中国政府的多次禁令，大肆进行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他们贿赂清朝官吏兵弁，勾结中国私贩，用“快蟹”、“扒龙”等特制快艇，进行武装走私。走私范围逐渐从珠江口外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北及直隶和奉天海岸。据不完全统计，1800至1804年间，鸦片输华量每年平均3500箱；

1820至1824年间，每年平均增至7800余箱。30年代迅速增加，到1838至1839年度，竟达35500箱。①罪恶的毒品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它一方面扩展了英国在印度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开辟了英国在中国的市场。英国在印度大量销售棉纺品及其他工业品，以购买印度的鸦片，然后再将鸦片输入中国以换取中国的茶叶、生丝，运销英国和世界各地。在英——印——中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个三角贸易中，鸦片起着重要作用。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就是抓住鸦片贸易这个环节，把“三角贸易”的链条带动起来，从而使自己获取大利。

由于鸦片输入量的激增，中、英之间的贸易逐渐发生变化，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而且这种差额越来越大。30年代起，在英国输华的货物中，鸦片一项竞占了一半以上，英国通过鸦片，每年从中国掠走的白银达数百万元。②“使鸦片成为19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③而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走私犯。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波斯等地向中国贩运鸦片。从19世纪30年代起，沙俄也由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偷运至中国的鸦片不下42.7万箱，总价值约3亿元以上。 鸦片的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吸食鸦片之风，由达官贵族殃及绅商百姓以及军队官兵，烟民人数越来越多。据1835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达到200万以上。战前在浙江、福建、广东、云南等省，已开始种植土烟。吸食鸦片对于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危害，对此魂源曾说：“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①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说：“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的肉体。”②

鸦片泛滥还严重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鸦片贸易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白银大量外流。1821至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流出500万两自银，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直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18世纪末，一两白银换铜钱一千文左右，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上涨到一千六七百文。按清政府规定，完粮纳税须用白银，因而劳动人民实际要多交60％的赋税。

鸦片泛滥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大量的白银外流，银价上涨，各地税收困难，拖欠的赋税也就日益增多，国库储备越来越少，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官吏、兵丁吸食鸦片和从鸦片走私中收受贿赂，使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败，军队更加丧失战斗力。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①甚至清朝官廷内部也有吸食鸦片者。清政府虽三令五申查禁鸦片，但英国无视中国法令，贿赂清朝官员，进行武装走私。1826年，两广总督设巡船查缉，结果是“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以水师积习不可挽，后栽巡船。1837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复设巡船，“而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橐”。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③

清政府久为鸦片问题所困扰，时禁时弛，痼疾难除。30年代后期，在清政府内部就鸦片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清清廷，以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变通办理”。他提出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仍用旧制，准予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准许公开买卖，但要以货易货，不得以白银购买；民间贩卖、吸食，一律勿论，只禁文武员弁吸食；同时准许国内自由种植鸦片，“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④这种主张得到一部分广东地方官吏和士绅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官吏的批驳和反对。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后上奏批驳弛禁论，指出鸦片“削弱中原”、“毒害中华”，必须严禁。

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皇帝，痛陈鸦片的种种祸害，分析过去禁烟未获实效的原因，是由于官吏的贪赃枉法，建议采取“重治吸食”的办法，以抵制鸦片输入，他指出：“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

①他提出：广传戒烟药方，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仍吸者，平民处以死刑，官吏加等治罪，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严刑峻法，务期根绝烟患。道光皇帝命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人员复议。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耐、四川总督苏廷玉等在复奏中表示赞许。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嘉庆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历官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巡抚，以干练廉明名重于时。1838年7月，他遵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六条，极力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说：“（吸烟）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②林则徐在两湖地区厉行禁烟，成绩斐然。同年9月，他再陈道光皇帝，痛切指出：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③林则徐的言行，使他成为主张禁烟的著名代表人物。

道光皇帝感到鸦片输入将造成军队瓦解、财源枯竭的严重威胁，10月，下令各省严禁鸦片，“务期净尽根株”，“毋以虚怖图功，毋以苟且贻患”；①并将许乃济降级，勒令休致，以示其禁烟决心。11月，命令林则徐进京陛见，商计禁烟方略。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广大人民群众深感鸦片之害，痛恨贩卖鸦片的外国侵略者，支持地方官员的严禁措施。在鸦片走私最为猖獗的广州，人民群众曾多次掀起反对鸦片贸易的斗争。1838年12月12日，广州地方当局决定在外国商人居住的商馆附近广场处决一名中国贩烟罪犯。英、美鸦片贩子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捣乱刑场，气焰嚣张。广州市民近万人闻讯赶来，举行示威，包围了商馆，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极大愤慨，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禁烟的强烈要求。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当时，广州群众反对鸦片走私的情绪和禁烟的正义呼声十分高昂。林则徐“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②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合作，积极整顿海防，防御外国入侵；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弁；严禁国人贩卖、吸食鸦片，凡吸食者要立即呈缴烟土烟具，限期戒除；并于3月16同晓谕外国烟贩，限期呈缴所有鸦片，并出具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毅然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③林则徐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广州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城乡各地纷纷呈缴烟膏烟具，揭发检举鸦片贩子。特别是在鸦片走私的重要航道虎门，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一发现走私鸦片商船，立刻遍吹螺号，集合渔船，前后拦截，顺风纵火，将其烧毁。由此，禁烟运动在广州迅速高涨。

但是，中国正义的禁烟运动遭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抵制和破坏。3月24日，英国商务监督义律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并阻止英商呈缴鸦片、具结保证书。林则徐派兵包围商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交通，并下令暂停中英贸易。义律即改换手法，命令英商缴烟，同时劝告美国商人缴烟，声称烟价一律由英国政府付给。义律以此为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制造借口。在中国禁烟斗争的威力下，4月下旬至5月中旬，英、美烟贩被迫缴出鸦片19187箱（其中美国烟贩1540箱），又2119麻袋，共计重237万余斤。

在林则徐主持下，自1839年6月3日起，在虎门“就海滩高处，周围树栅，开池漫卤，投以石灰，顷刻汤沸，不爨自燃，夕启涵洞，随潮出海”，①将所缴获的鸦片当众销毁。直到6月25日，全部销毁干净。各地群众闻讯赶来观看，万众欢腾，无不称快。虎门销烟是中国禁烟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它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表明了中国人良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

二、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1839年8月初，林则徐在广东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了英国，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刻发出一片战争暄嚣。他们纷纷致书英国政府，狂妄叫嚷：“中国方面的无理举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大不列颠现在极应以武力向中国要求‘恢复名誉’了。”①有的甚至宣称：“我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只有表现充分的武力，才能有希望得到。”②9月30日，英国曼彻斯特与对华贸易有关的39家公司和厂商联合致函外交大臣巴麦尊，声称：“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③实际上，是要用侵略战争把中国变成英国资产阶级掠夺原料的基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接着，伦敦、利物浦、里兹、利斯特等大城市的有关厂商也大叫大喊，主张立即发动侵华战争。

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既是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政策。鸦片战争前的1837至1838年间，英国正处于第二次经济危机之中。这一时期，英国工商业萧条，大批企业倒闭，大量商品积压，失业现象十分严重，英国国内的工人运动因而不断高涨。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转嫁危机，更加疯狂地进行对外扩张。以武力打开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进而掠夺中国的财富，成为其扩张政策的重要目标。1839年9月底，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召见逃回英国的鸦片贩子查顿等人，商讨拟定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具体计划，包括侵华舰艇的数量、陆军人数及必要的运输船只等等。

中国禁烟成为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1839年10月1日，英国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已麦尊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①主张立即调遣军舰封锁中国沿海。陆军大臣麦考莱也坚决主张对华采取军事行动。于是，英内阁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的决定。②11月初，伦敦的“印度与中国协会”向巴麦尊提出了更为系统、详尽的作战方案，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侵华要求：开放与茶丝产地相近并盛销英国呢绒、布匹、羽纱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扬子江：协定关税；割占中国沿海岛屿等。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作为同清政府交涉的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英国政府对于战争的决定和部署，一直严守秘密。迟至1840年4月，出兵中国的决定才在议会辩论，以微弱的多数通过支付军费案，派兵侵略中国。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但严厉禁止鸦片输入；要求进口贸易的外国商船一律出具不带鸦片的甘结。义律继续进行破坏活动，阻止英国商船具结。他曾两次下令所有英国商船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不许到广州贸易。

1839年7月，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行凶，殴打当地居民，其中林维喜因伤重于次日身死。林则徐多次要求义律交出凶犯，义律拒不交出。为了维护中国主权的尊严，林则徐下令停止供应英人柴米食物。义律发动武装挑衅。9月，英舰在九龙袭击中国水师，被击退。11月，英舰又在穿鼻洋面向中国水师开炮，关天培率官兵奋力还击，英舰受伤逃窜。此后，英军在尖沙咀北面的官涌一带接连发动六次进攻，均被击退。

1840年1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断绝中英一切贸易，并出示其罪状，宣布各国。

面对英国的武装挑衅，林则徐主张坚决抵抗。他在严禁鸦片的同时，积极备战，会同邓廷桢、关天培整饬水陆两军，督促官兵认真操练。他下令加强虎门一带海面所安设的木排铁链，添设炮台炮位，并购买西洋大炮布防于珠江口附近。在备战中，林则徐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外国侵略者的切齿痛恨，认为“民心可用”，积极倡导“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①并从渔民、疍户、盐工中招募壮丁数千人，编成水勇。林则徐还公开号召：“如英夷兵般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②在此期间，林则徐还注意了解和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动态。他组织幕僚翻译英人慕瑞《地理大全》，经他润色后，编成《四洲志》。根据所了解的情况，林则徐制定一套对付外国侵略者的策略。他主张严惩外国鸦片贩子的非法活动，但不禁止外国商人进行正当的贸易，提出“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确方针。③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并建议利用这种矛盾，以孤立英国。针对中英双方军事力量的特点，认为中国必须坚持“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作成方针。这些都表明林则徐具有远大眼光和务实精神。他不愧为伟大的爱国者和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

184Q年6月，乔治·懿律率领由兵船16艘、武装汽船4艘、运输般28艘、士兵4000余人（后增至15000人）、大炮540门组成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开普顿等地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三、战争的三个阶段

第一次鸦片战争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战争的第一个阶段，自1840年6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至1841年1月下旬清政府对英宣战之前，历时约7个月。在这个阶段，英军实施封锁珠江口、占领定海、北上天津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就范为主要内容的侵略方案；中国方面除广东积极备战外，总体上持消极抗战的态度。由于道光皇帝采取“羁縻”政策，林则徐、邓廷桢等抵抗派遭到打击和排挤，妥协派琦善、伊里布等逐渐取得了对英交涉的大权，义律向琦善提出割地丧权的所谓“穿鼻草约”。

英国侵略军到达广东海面后，对广州实行封锁。由于广东军民早有戒备，侵略者无隙可乘。6月30日，懿律和义律率英军按其原定计划北犯。7月，英军进攻福建厦门，未能得逞。接着，又北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8月，英军继续北犯，抵达天津白河口，投递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

定海失陷，清政府大为震动。道光皇帝动摇了当初的禁烟和抵抗政策，他指示直隶总督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傲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①这种消极思想，在沿海各督抚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事实上，当时沿海各省的督抚除林则徐（已任两广总督）、

第一次鸦片战争形势图

邓廷桢（已调任闽浙总督）等少数人以外，在军事上都没有作任何部署。在京师重要门户的天津，仅有守军八百。山海关一带，连一尊可用的大炮都没有。琦善竟称“水师不必设，炮台不必添”，甚至说：“夷船不来则已，夷船若来，则天津海口断不能守。”①当英军抵达天津海口后，清朝文武官员更是乎忙脚乱，不知所措。妥协派趁势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林则徐、邓廷桢。他们把英军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归罪于林则徐在广东缴烟，“先许价买，而后负约，以至激变”。

②道光皇帝本无抗战决心，加之妥协派在耳旁的鼓噪，便任命琦善前往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琦善宣扬失败情绪，说英人“船坚炮利”，是无法战胜的，即使是今年打胜了，明年还会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③在谈判中，他向英国侵略者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持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保证要“重治其罪”，要求英军撤回广东，等候清政府派遣钦差大臣“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④懿律得此答复，认为实现了以武力要挟清政府谈判的目标，又因北方天气渐冷，海港即将封冻，遂于9月中旬率军南下。

道光皇帝于9月17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在道光皇帝的“羁縻”政策指导下，11月6日，两江总督伊里布与懿律签订浙江停战协定。道光皇帝旋又颁布开放烟禁上谕，以此向侵略者表明其谋求妥协的诚意。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他一反林则徐的做法，下令撤除珠江口附近的防御设施，裁减水师，遣散乡勇，排挤坚持抵抗的地方官员，以讨好英国侵略者。12月，琦善与英军开始谈判，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接任全权代表。谈判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赔偿烟价，割让岛屿或增开口岸，交还定海。琦善同意赔烟价600万元，但增开口岸只应在广州之外再增设一处，不准寄居，应先交还定海后签约。义律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琦善完全屈服。1841年1月初，英军发动突然袭击，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副将陈述升、陈举鹏父子（土家族）及土家、苗等族守台官兵600余人全部壮烈殉国。在近代中国杭击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陈连升是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

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后，义律于1月20日在澳门发表了一份公告，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25日，英国侵略军强占了中国领土香港。同时，义佯与琦善又进行了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所谓“穿鼻草约”谈判。但请善此时已自身难保，不敢再谈签约事，谈判停止。

战争的第二阶段，自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始，至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4个月。在这个阶段，清政府虽然宣战，但并无真正抗战的决心。道光皇帝派往广州主持军事的奕山、杨芳等官僚昏庸无能，在对英作战中一触即溃，终于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

琦善、伊里布等人的妥协活动，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浙江，镇海、定海居民纷纷谴责伊里布撤退镇海守军的措施，并要求收复定海；在广东，广州的爱国士绅联合请愿，特别是“香港绅民，以不愿为夷，联名控诸抚院”。①在清政府内部，倾向抵抗的官员也纷纷奏请罢免琦善，重新起用林则徐、邓廷桢主持抗英斗争。英国要求割地、赔款的条件，也大大超出了道光皇帝可能接受的程度。1841年1月27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看到定海尚未交还，英军又在广东发动进攻，十分恼怒，立即下诏对英宣战。接着，道光皇帝将踌善革职拿问，以祁场为两广总督；任命裕谦为钦差大匝赴浙江接替伊里布；同时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000人开往广东。于是，中英双方重新进入了战争。

英军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立即先发制人。2月下旬，英军进攻虎门炮台，六旬老将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仍在广东主事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与将士400亲人壮烈殉国，虎门炮台陷落。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形势危急。

3月，参赞大臣杨芳率军先期到达广州。义律从商业利益出发，向杨芳提出休战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广州恢复贸易。4月，奕山及各省援军先后到达广州。奕山一到广州，便诬蔑“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①他不用粤勇，而召募水勇于福建；不信粤兵，而依靠外省“客军”；甚至提出“患不在外面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②在作战上，他希图侥幸取胜，邀功请赏。5月21日，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奕山贸然发动一次夜袭，清军大败，英军来势反扑，占领了城郊重要据点，包围并炮轰广州城。26日，英军准备攻城，奕山等慌作一团，在城上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27日，奕山与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规定清军六天内撤至离广州60英里以外的地方；一周年缴纳600万元“赎城费”；赔偿英匡商馆损失30万元。第二阶段的战争，至此结束。

广州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奕山等向英军的求和行径无比愤怒，奋起抗击英军。5月29日，盘踞四方炮台的英军审至广州北效三元里抢劫行凶，当地人民群起反抗，当场打死英兵数名，其余的仓皇逃走。为防止英军报复，群众在村北三元古庙集会，决定以庙中黑底白边的三星旗为“令旗”，联络附近103乡义勇，共同抗英。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地主士绅，加入了抗英斗争的行列，成为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30日，三元里数千义勇向四方炮台进攻。他们将英军引诱到牛栏冈，附近村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把英军团团包围。“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①直到敌接军到达后，被围英军才撤回四方炮台。31日，广州附近番禹、南海、花县、增城等县400余乡的数万群众赶来，与三元里群众一起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奕山应英军的要求，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解围，强迫解散群众队伍。三元里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战争的第三阶段，自1841年8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为止，历时一年。在这个阶段，英军以进攻江浙地区为重点，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彻底就范。清政府虽调集重兵赶赴浙江，但在前线渍败后便一意求和，最后被迫在南京订立了城下之盟。

18且年4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提出“穿鼻草约”的消息后，大为不满，认为从这个“条约”中所获的侵略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三元古庙

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随即率英军再次北犯。8月27日，英军进攻厦门，总兵江继芸力战阵亡，厦门陷落。9月，英军继续北犯定海。主持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下令加强防御，坚决抵抗。他对众宣誓：“城存俱存，以尽臣职，断不肯以退守为词，离却镇海县城一步，尤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词，接受逆夷片纸。”①9月26日，英军进攻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回族）、王锡朋率五千守军浴血奋战六昼夜，全军将士壮烈殉国，定海于10月1日再度失陷。10日，英军攻镇海，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逃往宁波，裕谦亲自登城指挥抗战。总兵谢朝恩战镇海失守，裕谦悲愤投水自尽，履行了自己的誓言。13日，英军，余步云先一日弃城走上虞，宁波不战而陷。与此同时，英军还多次侵扰台湾，台湾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在台湾各族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打退了英军的多次进犯。

浙东三城在短短的半个月里轻易易手，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为了挽回败局，道光皇帝下令重新迎战，以示“天朝兵威”。10月18日，道光皇帝任命协办大学士、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往浙江办理军务；同时从各省调集军队近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

奕经离京后，一路上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勒索地方，铺张糜费。到苏州后更是花天酒地，竟驻足不进。以致民怨沸腾，言官弹劾。奕经不得已被迫离开苏州，于1842年2月到达绍兴。从北京出发至此，已过了四个月。

奕经的言行，与奕山在广州所为如出一辙。他诬蔑“水勇、乡勇，或系无业游民，或系乡村笨汉，所持兵械，不过稻权木棒，无事或可壮声威，遇敌则必先溃散”，认为“浙省兵丁、浙省乡勇均不可用”。①他到浙江前线后，依然不认真筹划抗敌措施，却希图侥幸取胜，邀功请赏。3月上旬，在不了解敌情和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奕经命令清军从绍兴分三路出师，冒雨夜袭宁波、镇海、定海，竟想一举收复三城。因师躬泄露，英军早有准备，清军三路皆败，全军溃散。英军乘机反扑，慈溪失陷。奕经等仓皇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却慌报军情，掩败为胜，力主对英求和。

清政府在广东和浙江的两次出师，都惨遭失败，朝臣中妥协派官员又活跃起来。浙江巡抚刘韵珂给道光皇帝上奏摺，宣称英人炮火“猛烈异常，无可抵御”，沿海各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縻饷劳师，伊于胡底？”①他认为如果继续开战，国内将会出现各地人民揭竿而起的危局。军事上的连续失利和妥协派的喧嚣，促使道光皇帝从忽战忽和转而一意求和。他哀叹清军“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一见逆夷，辄即纷纷溃散”，“可见将濡兵疲，全无斗志，非逆夷凶焰竟不可当，实我兵弁临阵脱逃，几成习惯”。②于是，他命令停止进兵，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并重新起用已被革职的伊里布，令他们驰往浙江寻求谈判途径。英国侵略者认为它的军事打击尚不足以胁迫清政府接受其全部要求，拒绝和谈，决定仍照原计划，大举侵入长江流域下游地区。

1842年5月，英军退出宁波和镇海，集中兵力进犯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乍浦，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17日，乍浦陷落。6月，英军侵入长江，攻打吴淞炮台。两江总督牛鉴闻风逃遁，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5000余名官兵坚守吴淞西炮合，先后三次拒绝牛鉴的退兵命令，身负重伤，英勇战死。宝山、上海相继陷落。英军继续溯长江西上。7月21日，进攻镇江，副都统海龄（满族）率4000余名满、蒙、汉族将士殊死奋战，终因力量悬殊，守军全部战死，镇江失守。恩格斯在赞扬镇江守军的英勇精神时指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③英军于8月初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伊里布等赶到南京议和，接受了璞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结束。英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固然比清军先进优越，但也存在不利的因素。其兵力严重不足。当时英国分布在本国及其广大殖民地上的军队总共10万人，能够投入对华作战的兵力，最初只有4000余人，最多时也只有15000人。英军远离本土作战，补给线过长。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从英国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航行到中国，至少要一个月。中国所进行的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得到广大人民和爱国官兵的支持。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学技术的落后，在于清政府的昏庸愚昧。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民从此陷入苦难的历程，也促使中国人民觉醒和奋起。

四、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及《虎门条约》签订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对英国所获取的侵略利益十分眼红，纷纷接踵而至，趁火打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1843年，美国首先派专使顾盛来华。顾盛到达澳门后，利用清政府的恐惧心理，采取种种恫吓手段，甚至以战争相威胁。他照会护理两广总督程甭采称：“不日进京”，“约一月之间，兵船满载粮食，即驶往天津白河口而去。”程矞采奏报清廷说：“其意在仿照英夷，并欲驾出其上，已可概见。”①

1844年7月3日，清政府被迫派耆英与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享有除割地、赔款以外的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特权，同时还新增了以下几项重要的侵略权益：（一）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条约规定美国人与中国人或其他各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均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政府不得过问。（二）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条约规定“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三）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四）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

《望厦条约》签订后不久，法国也采取同样的伎俩，派专使拉粤尼来中国进行讹诈。1844年10月24日，清政府派耆英在广州附近的黄埔与拉萼尼签订了《黄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也取得了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在《黄埔条约》中，法国还强迫清政府增加了一条：“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职例严拘重惩。”这实际上是它迫使清政府放弃对天主教禁令的开始。至1846年，法国获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权利。基督教随后也取得了同样的权利。从此，传教成为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政治、经疥、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

比利时、瑞典、挪威等西方国家也接踵而至，要求“援例”汀约。清政府根据所谓“一视同仁”的原则，一律允准。与此同时，葡萄牙还趁机篡夺了中国对澳门的管辖权。

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加紧向我国东北和西北边疆大肆进行以掠夺领土为中心的侵略扩张活动。

1847年9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加紧推行武装鲸吞我国黑龙江流域的计划。1849年，涅维尔斯科伊等沙俄海军军官乘炮舰由海上侵入我国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地区，并非法命名黑龙江河口湾附近北岸的两处港湾为“幸福湾”、“圣尼古拉湾”。1850年8月，沙俄侵占我国黑龙江口的重镇庙街，并以沙皇的名字把街庙更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至1853年底，沙俄侵略势力已经扩张到了兴衮河和黑龙江下游两岸以及口外整个中国领海，并侵占了库页岛。

在我国西北地区，沙俄于1846年武装侵入我国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库克乌苏河（今卡拉塔尔河）。19世纪50年代，它越过伊犁河继续向南扩张，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1851年8月6日，在沙俄的强迫下，伊犁将军奕山代表清政府与沙俄代表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攫取了在新疆设立领事、领事裁判权、通商免税、建立贸易圈等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侵略特权。沙俄代表在订约后供认，这个不平等条约对沙俄“不仅是在商业关系上，而且在政治关系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成为深入中亚细亚继续进攻活动的强有力的动力”。①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欧美资产阶级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锁链。从此，中国在西方资主本义的强力驱使下，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