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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原名邓先圣[4]:17，后由启蒙师改名希贤[5]:8，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出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今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的一个客家家庭[6]:93-94，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81年至1990年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被中国官方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7]:833-841。

邓小平一生从来没有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职务，但他被认为是中国大陆在1978年至1992年间的实际最高领导人，直到去世时他仍保持着影响力。他是“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的提议者，中国共产党将以他的政治理念为核心的理论称为“邓小平理论”。他经常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政策几乎影响到了20世纪后期每个中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他曾分别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8]。

中国勤工俭学留学生的合影。上排右起第3位是邓小平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及莫斯科中山大学
1904年，邓小平出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5]:13（今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的一个客家家庭[6]:93-94[5]:8。1919年春天，15岁的邓小平与只比他大3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5]:16,22，到重庆吴玉章筹建的一所赴法留学预备学校就读[4]:21，他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5]:14。经过18个月的努力学习，在1920年9月上旬他和其他378名学员乘船沿长江到达上海准备赴国外勤工俭学[5]:27-28。9月11日，年轻的邓小平和其他85名学员一起被安排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乘坐法国安德烈·莱蓬号轮船从上海出发，驶往法国马赛。个子矮小的邓小平在这批留学生中被选为领头，在旅途中表现出了出众的组织能力[4]:24。10月底，他们抵达马赛，短暂停留后到达巴黎[9]:1-4。邓小平在法国时非常奔波忙碌，生活很少有安稳的时候，而且他常常没有工作，经济上也非常拮据。

邓小平在法国的第一个居住地是卡昂以西的小城巴约[4]:25。在这里，他在法华教育协会开办的一个法语训练班学习了3个月的法语。由于缺钱，他在1921年4月到克鲁索（法语：Creusot）的施耐得钢铁厂（Schneider & Company Iron and Steel Complex）工作了3周[4]:26。在这里他掌握了钳工的技术，这个本领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派上了用场[10]:124。他也在这里初步认识了法国的无产阶级，并且结识了一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之后他又做过饭馆招待和火车司机的副手，这期间他一直住在拉加雷讷克隆布（法语：La Garenne-Colombes）[11]:5。1922年2月14日邓小平来到沙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从事制作胶鞋的工作[12]:77-78。在此期间他上过夜校，以及蒙塔尔纪（法语：Montargis）学校[13]:26。10月17日他辞去了工作，并于同年冬天到夏蒂荣又学习了4个月的法语后，又回到原来的工厂工作。根据这个工厂的领导评价，邓小平此时显露出了倔强和反抗的精神[12]:77-78。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于他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1985年时他还派他的儿子邓朴方拜访此地。1923年3月7日他因为拒绝工作而被工厂开除，失业几个月后他去了巴黎。

邓小平在法国哈金森橡胶厂的就业卡早在1922年邓小平就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3年6月的第二次青年团代表会上他被选为青年团的领导，和周恩来以及其他3名干部一起担任领导职务，但没有具体的任务。从此，他开始了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生涯[4]:29。1924年，由于人员变动，邓小平补选进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员。随后，邓小平进入宣传中国革命的杂志《赤光》的编辑组[4]:30，在此期间，结识了也是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成为终生好友及革命伙伴[13]:27[14]:348。邓小平主要负责印刷，并参与宣传工作。所有的文章都由他刻在蜡纸上再进行油印，这个工作使他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绰号[4]:30[11]:5[15]:14。后来，左倾革命者与中国青年党之间发生了论战，邓小平也发表文章参与了这次争论[16]:21。

1925年秋天，他成为了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傅钟的助手[13]:27，同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任中国国民党内代表共产主义者的监督代表。1925年，在巴黎的中国人因五卅惨案发起了一次未经法国当局同意的抗议集会，6月21日他们冲击了中国驻法使馆，并且逼迫大使在抗议信上签字。这次行动导致法国当局严厉的逮捕和遣返浪潮，大批中国共产主义者被遣返回国，留下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受到法国警察严密的监视[4]:30[17]:18-21。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法国前往苏联[4]:31，并起俄文名字“多佐罗夫”（Дозоров）[18]:25，到专门培养中国革命者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2]:118-126，同班同学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215。他在这里学习了俄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主义和军事学。因为刻苦钻研、敢言善辩的作风，他又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火炮”[12]:114。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陪同访问苏联的冯玉祥将军返回中国[20]:343-345[13]:28。

参见：国共内战、八七会议、百色起义及龙州起义
回国后，邓小平奉命同冯玉祥到内蒙古，并在冯玉祥手下担任第7团的政治委员[20]:343-345。1926年11月28日，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冯玉祥攻下了西安。邓小平在西安由冯玉祥成立的军事学院担任教学工作[21]:77-79。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7月8日邓小平返回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邓小平”的名字正是在这个时候改的[21]:60-62[13]:28。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从事会务工作[22]:187-199[23]。此后至1929年夏，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1928年6月底，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央书记向忠发展开工作[21]:82-92。由于他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了上海话，因此成为了地下活动理想的接头人[13]:29。这年冬天，邓小平在上海与同为中共党员的张锡媛结婚，但18个月后张锡媛死于产褥热[1]:218[2]:27。

1929年，邓小平奉命到广西的右江和左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13]:30。经过秘密的准备，他和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人一起组织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第一次表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24]:86。1930年2月，他领导建立了左江和右江两个苏维埃政区，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21]:110。1930年夏末，由于中共中央指挥失误，右江和左江苏区在1931年左右就几乎被国民革命军完全消灭，邓小平和张云逸则率领大部队前往柳州。经过沿途的一些战斗后，邓小平意识到国民革命军在数量和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25]:21，因此他违反了命令，放弃攻打柳州，而向江西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根据地进发[26]:87。经过不断的战斗，当他们到达江西时，2万人的队伍只剩下2个团不足2000人[26]:143。之后，邓小平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27]:1269。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遵义会议、长征及中央红军
1931年8月，邓小平被派往江西瑞金担任党委书记，刚到任时就凭其出色的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了当地政治迫害性质的肃反运动[13]:34[28]:50-83[2]:46。不久，瑞金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邓小平离开了党委书记的职位，而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13]:34。1932年初，他被派到会昌担任县委书记，很快在那里扩展了共产党的组织[13]:34。随后又担任了江西省委的第一书记的职务。邓小平积极推行毛泽东的“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性的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的支持者之一[29]:290[2]:41-42。

1932年夏天，邓小平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他与在会昌认识的金维映结婚[2]:24。1933年，邓小平被第一次打倒。李维汉等左倾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的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事件[13]:34[30]:154。此后，邓小平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的职位上被撤职[31]:12。并迫于压力，做出自我批评，被关进了拘留所[32]:67。此时，时任邓妻子的金维映也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2]:98[13]:20。不久邓小平从拘留所放了出来，并且被派到处于前线的南村担任观察员。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的总政治部[31]:12。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长征初期，邓小平负责《红星》报的编辑出版[33]:18-20。193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推荐下[13]:19，邓小平参加了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34]:310。这次会议后，邓小平正式复出。

1935年4月，邓小平被派到红一方面军主持宣传部的工作，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则交给了刘英。在党内发生张国焘的分裂事件后，彭德怀、邓小平承担了了红军右路军的主要指挥工作[35]:97。1935年10月29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小平患上了严重的疟疾[35]:97，后因张学良调拨的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36]:360。

参见：第二次国共合作、129师、晋冀鲁豫野战军、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上党战役、中共中央北方局、淮海战役及渡江战役
 
“刘邓不可分”：刘伯承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一向是中国共产党中党员团结互助的宣传典范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协议，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人到太原搞统战工作[37]:51-52。1938年，任129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一起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斗争[37]:400[13]:6。在随后的13个年头里，邓小平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38]:185-189，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二野、中野）后来也被称为“刘邓大军”而载入史册[39]:70。

1938年，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的平原地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40]:250，在1至9月间运用刘邓二人共同创造的“麻雀战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41]:242。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的观察员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这样评论邓小平：“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对待芥末那样敏锐（as keen as mustard）。”[5]:90

1941年的邓小平从1937年到1945年，刘邓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邓小平同时担任根据地党委的第一书记。他主张宣传共产党的思想[42]:99，推行包括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13]:42。在1939年9月，邓小平和卓琳结婚，这是邓小平的第三次婚姻，也是最后一次婚姻[5]:89。卓琳（本姓浦）是云南人，出身于富商家庭，抗战后从北平奔赴延安求学，在延安与邓结识[3]:22-23。

1940年8月，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对日本军队发动了百团大战，毙伤日军4.4万人（邓小平没有实质参与到战役中，但是仍默许其部队参加[5]:91）。由于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从延安发来贺电，蒋介石也从重庆发来电报嘉奖彭德怀。但是这次战役在文革中成为了红卫兵抨击邓小平的口实，指责邓小平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方针[21]:58-56。1942年末，邓小平回到延安，并支持了毛泽东的整风运动[18]:75-76[43]:86，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43]:8。1942年，邓小平被提拔为中共北方局书记[44]:49。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45]:189-190。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随即爆发了第二次国共内战。邓小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抗战开始时只有9000人的129师，此时已发展成为近30万人的大型野战军。1945年9月，刘邓大军在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歼灭阎锡山的3.5万中华民国国军[46]:32，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并同样取胜，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进行的谈判[47]:44-45。这次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

1948年淮海战役时，邓小平（左二）同总前委其他领导人合影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小平也同时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31]:223。1947年6月30日，刘邓率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43]:94，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华民国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48]:683。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49]:149[13]:6，负责对前线军队的战略指挥[43]:130-133，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43]:108,124。1949年4月21日，他与刘伯承、陈毅指挥的部队渡过长江，旋即占领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50]:37。

1949年10月1日，邓小平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49]:6，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51]:203。随后，他又和刘伯承率军攻下了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52]:46。1949年底，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同时还是西南地区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53]:423[40]:313。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了遍布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43]:161-165，实施土地改革等[54]:389-392[43]:141,151,17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参见：三大改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跃进
1950年，邓小平在第二次全国军事和政府委员会上提出立即没收地主财产，加强对农民的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会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这些建议受到了中央的肯定。毛泽东号召用15年的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邓小平和周恩来坚定的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55]:2472，虽然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

1952年8月，邓小平被调派北京，担任国务院（当时称政务院）副总理，全家也住进了中南海[55]:2472。此时，他还作为经济专家进入了国家计划委员会，1953年2月还被选为政协副主席。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小平又担任了1年的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13]:52[43]:193-197。1954年4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56]:148。1954年还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选举法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邓小平是唯一进入这3个委员会的领导。在同年9月15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56]:148，并担任人大副委员长。

1958年12月，邓小平视察武汉钢铁公司1954年发生了“高饶事件”，高岗和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恩来夺权[13]:51。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的调查[50]:314-315，在4月接管了饶漱石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并且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内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56]:335-338。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9]:98。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56]:371[43]:212-256。其中指出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57]:6。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的批判了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泽东的权威和权力[58]:21。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排名第六位的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一起负责日常工作[59]:98。

1956年5月，毛泽东宣布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60]:4192。邓小平却不大赞成这个运动，他认为这将可能引发一场反对共产党的群众运动[61]:35。几个月后，毛泽东也放弃了这场运动的初衷。随后在1957年到1958年间，中共开展了反右运动[62]:121-123。这场运动让全国80万名党员被打成右派，290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这场运动中，邓小平又和毛泽东站在了一起，并亲自主持和积极推行这场运动[13]:19。虽然在23年后他对此进行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一定责任[14]:274-283，并且为300多万无辜的人平反，但是他仍然主张这场运动的本质并没有错[63]:736[38]:194-197，只是被错误地扩大化了[38]:253-257。

1957年11月，邓小平和毛泽东去莫斯科会见尼基塔·赫鲁晓夫[64]:120-125。虽然同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是对于苏联的建设成就还是感到钦佩。一直到1963年，邓小平还多次赴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论争[65]:329-332。

1958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开始“大跃进”，邓小平最初对此极力赞成[13]:19[66]:214-215。1959年，邓小平在一次打乒乓球时意外的摔断了腿，恢复了很长时间[35]:138。这也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而只是发表了一篇流于形式的文字来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67]:156。但是到了1960年，他对大跃进产生了疑虑[66]:214-215。经过到基层的视察，他和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43]:322-327。1961年3月19日的中央工作小组会上，邓小平代表书记处对中央在“大跃进”中的问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书记处）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68]。此后，邓小平积极参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整顿， 在9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了实用主义[66]:214-215[43]:318-321,334-337。1962年，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做关于中共党的建设的讲话，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提出加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很明显感到刘、邓执行了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受到挑战。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的经济措施，这使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始破裂[60]:4607。

 
文革时期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的宣传画参见：文化大革命、三个世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四个现代化
1964年初，北京大学发生的聂元梓和陆平的关于教育方式的冲突中，邓小平支持北大校长陆平的观点，并且在3月3日的一次集会上批评了左派的学生和教师。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1966年5月，文革终于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邓小平试图平息混乱局面，维护安定秩序。他和刘少奇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游行示威和贴大字报。然而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69][70]。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邓小平虽然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但是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只排在第六位（刘少奇更跌至第八位）[71]。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但是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而他的书记处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架空[72]。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邓小平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5]:6，“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13]:19，“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45]:6。

从1967年开始邓小平就不公开露面了。3月底召开的常委会上他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73]。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67]:208：认为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反对毛主席；生活作风腐化（主要是指责他喜欢打桥牌）。到8月对邓小平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小平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9]:118。后来他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邓小平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小平的继母和他在一起[13]:23。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55]:2289。

随着邓小平的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55]:2481。1967年3月15日，他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74]:84-85。9月邓小平一家搬离了中南海。1968年9月，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在被批斗时，从四层楼跌下来。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75]。1969年10月，邓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的一个步兵军事学校里。1970年夏天开始，邓小平和妻子被下放到县拖拉机厂劳动。这段时间被邓小平视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38]:54-55。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引起了政治局势巨变。毛泽东原定的接班人林彪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乘飞机出走时失事死于蒙古国温都尔汗。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听完传达林彪事件后第3天，写了一封托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说：“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76]:37并要求恢复工作[77]:25。1973年2月，在周恩来的力荐和支持下[78]，邓小平离开江西，回到北京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众多的外交场合重新发挥出了他的活力[79]。在8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80]:263。

1975年，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夫妇会谈1974年4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5月份以后，由于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恶化，他代理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80]:263。12月23日，已经屡现尿血的周恩来乘机前往长沙，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事项，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并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计划”[80]:260。此后，毛泽东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30]:570。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长），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14]:4-11,25-27、军队建设[14]:1-3,15-24、科研工作[14]:32-34等进行全方面整顿[55]:2521[14]:35-37，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38]:81-82。之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将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但是这很快遭到了激进左派的攻击，他们批评邓小平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企图“资产阶级复辟”，双方的矛盾日趋激烈化[80]:263。

参见：四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及怀仁堂事变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1月15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悼词[81]。而毛泽东鉴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小平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总理的邓和张春桥排除在外，任命华国锋为总理[55]:2656。2月初，江青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82]:38，随后华国锋也批评邓小平不坚持阶级斗争。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邓小平。

1976年4月，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矛盾已经白热化。4月5日，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中，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小平接班[83]。4月6日，由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84]

1976年4月7日，在没有邓小平参加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作出如下决议，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85]：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就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作了讨论。可以肯定，邓小平问题已变成了敌我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建议，大会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允许他保留党籍，视其以后的表现。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但四人帮的攻击并未因此停止。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并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80]:279，“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86]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政治局势变得异常复杂。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0月10日，邓小平即向华国锋表示拥护，并在信中写道：“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但是华国锋回应：“……你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82]:38

四人帮被捕后，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小平的平反，中央却发生了分歧[87]:2。华国锋主张，邓小平同四人帮有显著区别，但他和其他人仍是修正主义。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已经有人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并认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给华国锋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并绵里藏针的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同意了邓的建议[88]。在当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87]:3，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89]。同年8月，邓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主条目：拨乱反正
参见：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中越战争
在1978年底以前，邓小平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身份继续领导中国发展，邓则是党内四个副主席之一（另三人是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华国锋被认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90]:10：华国锋虽解决了四人帮和停止了文革，但文革时期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包括自1958年以来数百万被划归右派的共产党员和文革时被打倒的大多数人，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没有停止过对这些本质性问题的追究。华国锋基本维持了文革后期的政治思路，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此话即是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所批判的“两个凡是”）作为其政治理念。“两个凡是”的演变结果则是华国锋遭到了党内以邓小平为首的抵制[14]:42-47,38-39，并成为邓小平在接下来近两年中对华国锋所批评的最主要观点。

1979年邓小平在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977年，邓小平以主管科技文化的国务院副总理身份恢复了日后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高考，中国的高等学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14]:48-58。在1978年初，邓小平在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4]:85-100，改变了自文革以来知识分子饱受歧视的现象[14]:41。此举由于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14]:66-71，因而在党内引发诸多不同声音，邓以及他的支持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华国锋的默许下平息了党内分歧，也令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申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14]:111-112。但邓小平在实施自己的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的路线分歧。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邓的亲信胡耀邦进行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明显是在批评拥护“两个凡是”的华国锋与汪东兴。这篇文章在全国被广泛转载，为邓小平上台做好了舆论基础。此后不久，包括中国各大军区、各省市在内都进行了广泛讨论。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小平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14]:140-153。在党内，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人宣布支持邓的理念，而华国锋、汪东兴等则成为少数。这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内决定在本年度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叶剑英、邓小平接管中国的政治大权。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为1958年以来被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平反。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赞许，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的到广泛传播[91]。这一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占原“右派”总人数97%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92]。平反活动中质疑共产党的声音被更多的赞许声所压制，因而改革取得的进展和成效都令人满意[93]。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依照传统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结束了他的最高领导生涯[94]。这次会议确立了邓小平实际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由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4]:182；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14]:237-238。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又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次会议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邓颖超、王震等邓小平的支持者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对外方面，邓小平于1978年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等国。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4]:13，并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会晤，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深入进行交流[4]:15。访问期间，他试探了这些国家元首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4]:13。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在短暂占领越南北部几个重要城市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次月撤出了越南。

中越战争暴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诸多弊病[87]:11，精简军队的工作随之进入了改革日程中[14]:284-290。为了贯彻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路线，邓小平辞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提名他原来的部下、在中越战争中表现上佳的杨得志继任。之后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胡耀邦和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开始进行法制化建设[14]:189。1980年8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87]:8，邓小平也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1981年，华国锋的党主席职务又被于1980年2月已任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取代。

主条目：改革开放
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济特区、两山战役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http://zh.wikisource.org/wiki/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四千余人参加、九次大规模修改完善[14]:291-310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确定了关于经济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次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又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和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14]，克服个人崇拜[14]:334，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14]:148。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43]:278，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14]:140-153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7]:10。之后，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及台湾问题的方案[38]:49-50,58-59。

位于深圳特区深南大道的著名宣传画“邓小平画像”从1982年以来，邓小平致力于国内的改革[14]:408-412[38]:9-10。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干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干部[87]:5[38]:5-8，意在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方案[14]:413-414。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14]:396-401。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对内经济方面，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地区展开[38]:115-118。农业方面，在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方针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14]:315-316。农业生产总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农民纯收入也大幅提高，经济改革初见成效[87]:14。城市建设方面，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改称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87]:13。1984年，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并鼓励特区建设，提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38]:51-52。对外方面，中国决定扩大对外开放地程度[38]:32：扩大进口的数量及进口国范围[38]:119；改善进口产品结构，重点为技术输入；提供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设厂，改善中国生产结构以及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技[90]:142。

1984年，邓小平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38]:96，提出“反对霸权主义”[38]:56-57、“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14]:415-417。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同时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38]:126，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转军转民[38]:98。实行这一转变的同时，组建了其陆军集团军，并通过两山战役（老山、者阴山）及其轮防，提高了各集团军的战斗力。然而，邓小平允许并鼓励军队各级部队经商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反对这一政策的张爱萍曾说，“（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95]。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但辞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主任一职由陈云接任。他继续主持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在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87]:3[38]:77。

参见：香港回归、一国两制及中英联合声明
香港殖民地此前分别有两项协议：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分别因为《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被割让给英国；中国大陆的另外一部分被称为新界的地方在1898年因为香港膨胀的人口而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首度访问中国，并首次向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96]由于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约将在少于20年届满，中国官方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对香港的土地契约等安排十分关键。邓小平提出中国必定会在适当时候收回香港[97]。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会晤蜡像，位于广东深圳地王国际大厦1980年代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英国人保留治权[98]。邓小平则提出在收回主权和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99][100]，并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样政策亦适用于澳门。[101]他同时希望能借此办法解决台湾问题[102]}。

1982年9月，刚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获得大胜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访问中国。9月24日，她在北京与邓小平展开对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103]。她坚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享有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主权[104]，但邓小平明确表明主权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105][38]:12-15，双方无法达成共识。随后，撒切尔夫人访问香港，并重申三条条约的合法性，并指出所有国家都须要尊重国际条约，否则任何谈判皆无法进行。[106]其后，英方提出“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承认中国拥有香港的主权，以换取英国管治香港的权利[107]，但中方拒绝接受。1983年7月12日，中英两国正式展开香港前途的第二轮谈判，中方团长为中国副外长姚广[108]，英方团长则是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港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员身份参加谈判[109]。双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权问题达成共识。英方未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构想，中方则坚持主权治权不可分开[107]}。1984年4月，英国外相贺维爵士访华，就香港主权问题让步，会谈取得重大突破。4月20日，贺维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1997年后英国不再拥有香港的主权和治权。9月26日，《中英联合声明》的草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周南及伊文思代表签署，历经22次的香港前途谈判结束。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总理赵紫阳 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声明》中表明，中国将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维持50年不变。1997年7月1日，英国政府把整个香港地区交还中国政府，使之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最终得以实施。

参见：严打及资产阶级自由化
当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时，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动程度加剧、各类经济犯罪开始大量出现，邓小平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38]:33-34。在保证经济安全的同时，大量冤假错案开始涌现，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构成破坏。

邓小平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开放十分谨慎。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小平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87]:20[38]:134。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38]:123-124；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87]:18。

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8]:110,118,190-1911987年1月，因为坚持改革扩大化的观点，原本被邓小平选定为接班人的胡耀邦被迫下台，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小平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87]:18，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87]:22。此后，中共党内反改革的“保守”势力，利用胡耀邦下台的机会，又掀起一股反右浪潮。邓小平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38]:198-200，表示“左是主要危险”，坚持继续改革[38]:226-229,248-250。

1988年，中国人普遍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自由化，而是严重的通货膨胀[38]:262。商品零售率从1984至1987年的7.4%骤然提升到1988年的18.5%[87]:24。通货膨胀引起了工人的普遍不满及对政府腐败的广泛争议，而1988年底政府的经济整顿计划并未收到实效[87]:24。

参见：六四事件及四二六社论
1989年春天，中国社会出现动荡[38]:271-272。4月15日早上，胡耀邦因急性心肌梗塞去世。当晚北京学生就举行各种悼念活动。4月17日，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事件成为导火线，很快就蔓延并演变成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游行活动。4月19日晚、20日凌晨，数百名学生喊着口号、唱着国际歌，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并打伤警卫战士，当时围观者近万人。这便是当年的“四二零”事件。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会举行，邓小平等全体中国高层领导人出席[110]。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在当时引起游行参与者广泛的愤怒、反对和恐惧。据称将这次风波定性为动乱是邓小平的决定[111]，也有人认为[112]邓受到当时向他报告事件动态的高层领导人（指李鹏等中央领导和陈希同等北京市领导）的影响。由于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学生和官方的失败互动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38]:302-308。从6月3日晚开始在邓小平的首肯下，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从外围强行开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并与阻拦的市民与学生发生冲突，从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13]:3。

六四事件导致邓小平的另一个接班人赵紫阳（以及据说是原定接任赵紫阳的胡启立）下台，赵此后一直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邓小平决定不在现有的北京高层中选择一名接班人，而是从上海召来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任总书记[38]:301。从此江泽民成为中共下一代领导核心[38]:309-314。不久邓小平又将年轻的胡锦涛提升成为政治局常委[113]:11,24，胡锦涛常被认为是邓小平为江泽民安排的继任者[114]:238[115]:91。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请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38]:322-323。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所乘坐的军舰参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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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1997年
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六四事件后的中国形势十分严峻。在国际上被孤立，西方国家缩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并延长本国的中国留学生滞留期限，以控制科技输出[90]:10；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则有“保守”势力抬头，他们的纲领是“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左”的势力在“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旗号下，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运动来解决国内的重重矛盾[116]。1992年秋，要开中共十四大；如果左派的政治主张在十四大占了上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便会付之东流[117]。

1992年春，已辞去所有正式职务的邓小平考察了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与上海[118]。依靠昔日的威望，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考察途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他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38]:306-307，批评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明确表示“左”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38]:225。“南巡”期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38]:373。他的南巡与讲话使得中国重新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119]。

同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基本路线”（即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被写进中共党章，中共还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5年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当时邓已去世），邓小平理论被正式确立为中共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写入中共党章。从此，中国的各派势力都很难再从根本上挑战“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政策。

南方考察后邓小平完全退出了公开的政治活动。并绝少在公开场合出面。但是邓小平的理想理念与政治方针以“邓小平理论”之名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90]:3，其理论是“不争论”。

在官方报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邓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120]。但他恪守了当年他辞职时的承诺，并没有在这次活动中发表正式讲话。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仅仅是在一些会谈中人们谈及“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理论”时，才会成为人们的焦点话题。

1997年2月19日晚上九时零八分，邓小平去世，享年93岁。2月20日，联合国总部降半旗[121][41]:692[18]:410[122]:526、联合国大会默哀[123][124][125]:134[126]:163[127]。1997年2月25日，中国官方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125]:134，评价他：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3月2日，遵遗嘱，骨灰撒入大海[18]:65。此后，中国大陆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他的影响力仍继续存在着。

主条目：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的主要主张和理论被中国官方称为邓小平理论，基本上都以讲话和谈话的方式收录在三本《邓小平文选》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大学（包括自考[128]）、研究生考试的必修必考科目，该科目现更改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129]。

参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改革开放
 
深圳的邓小平雕像邓小平主张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要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理论基础，但是他本人并不是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很多的改革措施是地方政府首先实施，当成果显著时则会被广泛采用。很多的改革政策也借鉴了国外的经验。

邓小平主张，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38]:252，为坚持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8]:373。有观点以为，这种新的解释降低、乃至消解了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更注重政策的实际效用[130]:230。

邓小平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主导和调控，其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38]:115-118。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投资重工业的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的资金来源则是储蓄。邓小平的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的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多少少脱离了政府的介入，保持了自身的活力。同时邓小平重视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38]:274-275，以科技带动产业改革[38]:107-108。

邓小平还主导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主张对外开放。此举摈弃了毛泽东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的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的。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的机器。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通过吸收国外的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发展速度[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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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联合声明
中葡联合声明
 
根据中国共产党文献《邓小平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至今，“一国两制”应用于香港与澳门。作为这种制度的确立，1984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6年，中葡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与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

邓小平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建议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38]:30-31。

参见：中国贫富差距、弱势群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及天安门母亲运动
对于邓小平的批评与争议，主要集中在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及他对六四事件的处理。

改革开放方面，市场化使中国国有企业面临危机[131]:23，农业改革到在1990年后开始失效，农民的生活质量与人均收入增幅减缓，贫富分化加大、腐败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失业加剧、社会不公、官民冲突、环境污染这些都是巨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对此，多方有不同解读[122]:570。一方认为这是邓小平改革不彻底的结果，特别是没有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所造成的：由于政治不够民主，舆论监督不够自由，司法不够独立，致使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掌握干预经济的过度权力，这是当今日愈演愈烈的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的一个主要根源[132]:156；六四之后的中国在政治改革上较为缓慢，着重强调了“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政治与经济改革的不同步，加剧了中国社会在转型中的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与深化[133]。

另外一方认为改革开放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尽管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38]:139，“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8]:110-112。而现实情况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没有对致富手段做出有效的限制，也没有对“先富带动后富”提出具体的方式方法，致使特权阶级兴起，许多改革成本从社会支付变成个人支付（实际是弱势群体支付）。而资本的逐利性，必然导致污染、过度开采、两极分化等一系列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因此，中国经济中生产资料私有制比重越来越大的趋势，拉大了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134]:269。

六四事件中的处理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议[135]。支持者认为这是为了维持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的被迫之举[136]。批评者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污点和晚年的遗憾[137]:262。六四事件发生后，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国大陆进行了制裁，而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本国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及教育体系的控制[138]。

 
1945年，邓小平夫妇及其长子长女邓小平一生共结过3次婚。但是，只有最后一次与卓琳的婚姻才有了自己的孩子：

长女邓林，1941年出生，是一位艺术家；
长子邓朴方，1944年出生，在文革中导致下半身瘫痪，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在80年代后期是康华公司的负责人；
次女邓楠，1947年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
三女邓榕，1950年出生，著有《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曾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次子邓质方，1952年出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曾参与首长四方的营运。[139]
邓小平是桥牌好手，打牌时虽然不爱赌钱，但是非常守规矩，输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样钻桌子[47]:232。世界著名的桥牌冠军杨小燕说：“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邓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是又稳又精。”[35]:173聂卫平曾透露，邓小平常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一起打桥牌，邓经常跟丁关根为搭档，聂卫平经常跟胡耀邦、万里为搭档[17]:257。此外，邓小平爱抽烟，其烟为“熊猫”牌香烟，由上海卷烟厂特制，以味道淡著称。“熊猫”牌香烟因为邓的缘故，价格异常昂贵[61]:224。晚年的时候邓把香烟戒掉了[18]:398。

邓小平亦是一位资深的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访时表示邓最爱的是孩子和足球[140]。早于青年时期，他勤工俭学于法国，曾花费吃饭的钱去购买球票[50]:227[141]。他亦有要求工作人员录制重要的足球比赛，供他在业余时间欣赏。1979年，他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并改组中国足协，提出“冲出亚洲”的目标[17]:15-17。令其遗憾的是直到他逝世亦未能看到中国国家足球队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142]1977年7月30日，他第三次复出政坛后，突然出现在于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中，现场八万名球迷在赛前起身为其鼓掌致敬[143][17]:262[29]: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