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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文，是全球穆斯林引用的文字，21世纪单就跨越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最大人口使用文字，一般认为是阿拉伯文，因为数十种文字使用阿拉伯字母，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说的清真言大多也使用阿拉伯文字。阿拉伯文是由28个辅音字母和12个发音符号（不包括叠音符）组成的拼音文字。书写顺序从右往左横行书写，翻阅顺序也是由右往左。阿拉伯语字母无大、小写之分，但有印刷体、手写体和艺术体之别。书写时，每个字母均有单写与连写之分。21世纪的阿语在中国属于小语种的一支，但是在被广泛重视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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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文历史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文
伊斯兰教时期的阿拉伯文
在中国的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归类
阿拉伯文书法
阿拉伯文影响
阿拉伯文在中国
阿拉伯文问候语
 

阿拉伯文历史
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的前身是阿拉米文。阿拉米文字是大约3000年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闪族文字，因为当时的世界文明中心就在西亚，所以当时的阿拉米文字更象21世纪的英语——全球通用。阿拉米语属于北闪族语，其发源地很可能是今天的叙利亚以及两河北部地区，之后随着商贸逐步走向全世界，并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接壤的两个大国，印度和波斯都曾经使用过阿拉米文字，并在某些阶段里以之为“官方语言”（阿契美尼德等2王朝（伊朗）和孔雀王朝（印度）等）。阿拉米文字，其前身是腓尼基文字甚至是原始西奈文字，并且现在也不能很好地将他们剥离开来分析。 　　阿拉米语在全世界盛行了1000年，到公元元年前后，随着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这些欧洲势力对西亚的冲击——这事实上也是欧洲文明开始崛起的象征——阿拉米文字和语言开始式微。这一语言文字现象在2千年前的转换，说明了西亚即将走出它独霸天下的辉煌阶段，与之抗衡的欧洲文明即将替代西亚文明地位。这也是全球人类文明板块的一个大腾挪。语言与文明发展阿拉伯字母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文字的盛衰与文明的盛衰联系在一起。
伊斯兰教时期的阿拉伯文
　　公元7世纪，西亚文明随着伊斯兰教再次崛起。阿拉伯知识分子大量翻译轴心时代的古典希腊著作，为保留传承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随后的中世纪时期，欧洲又从阿拉伯文明中翻拣出昨日辉煌，然后有所谓“文艺复兴”，其威直达现代文明。欧洲文明两次崛起都接受了来自西亚文明的哺育，而且当然都是通过文字语言来实现的这一目的。而所谓“阿拉伯数字”正是这“第二拨浪潮”中的一件趣事。 　　处于相对隔绝的东亚地区，因特殊的地缘关系而发展着它的两重性：因闭塞的落后，因封闭的稳定发展。经过几千年历史，中国逐渐与西亚和欧洲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文化道路。 　　阿拉伯语也属于闪族语，但与阿拉米不同的是，它属于南支；它的兴盛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而伊斯兰教的起源在阿拉伯半岛偏南地区。从本土而言，我们可以说，是阿拉伯语取代了阿拉米语，同时取代的还有他们的文字（本文里的许多“语言”实际上包括了“文字”。） 　　阿拉伯语言在公元前已经存在，形成文字是语言诞生后1000年的事情。阿拉伯语也与其他多数人类语言一样，是鉴戒和学习周边语言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的。北边的波斯语，南边的埃及语，甚至还有印度的梵语都在阿拉伯语中留下深深痕迹。 　　闪米特语在语言学特征上都具有“三辅音”特性，这点也可以在观察中国古音中加以留心，确实也有类似痕迹。它有一个“网格”测试很有意思，可以试用看下中国古音的情况。另外从语法而言，阿拉伯语属于屈折语。黏着语属于比较落后原始的语言，但也不妨看看它好的一面，那就是简单。所以，说不了以后人类“反朴归真”都“黏着”了也说不了。但目前看，屈折语过于复杂的起码是不利于学习传播，所以简单化似乎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趋势。假如英语不是有其相对的简单化，就不会有那么广泛的传播了。所以，今天尽管有许多人热心推广汉文字，假如汉字的构造没有根本性的简化，一般而言很难有象英语那样的推广成绩。另外，看看其他语言的主导推动力，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有些语言可以广泛推广了。 　　阿拉米语当初以商贸通行全世界，大约千年之后的阿拉伯语以宗教推广到全世界。 　　阿拉伯语在伊斯兰教宣教16年之后，很快征服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埃及、的黎波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马耳他。 公元710年，阿拉伯人占领了西班牙，一直到1493年这里一直是伊斯兰教欧洲重镇；连带的还有葡萄牙。但穆斯林最终在西南欧被阻止在法国的纳尔磅城下。在东南欧，爱琴海挡住了穆斯林的军队，但阿拉伯文化浓重的痕迹越过小亚西亚直达希腊。在北方穆斯林穿过中亚到达东欧和俄罗斯南方地区。在东南亚地区以及印度次大陆，阿拉伯人接踵而至，至今那里依然是穆斯林聚居的地区。 　　中国地区与穆斯林文化的交流，从一开始中国南部沿海远达福建地区就接受了大批来自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西北方向而来的文化影响穿过西域一直深达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陕西西安和中原地区。有必要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穆斯林文化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后几年就传播到中国的政治中心，他们没有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传播时间，速度非常之快。 　　阿拉伯穆斯林文化深入全球各地的路线与深度，就是当年阿拉米商人所达效果。但有一点不同的是，当年阿拉米文字时期，全球各地没有穆斯林时代碰到那样顽强的抵抗，因为当时许多文明未起，比如在欧洲穆斯林遭遇法国基督教势力的有效阻挡，或正是为了潜在抵抗穆斯林，（从宏观上看），当地的政治势力很快接纳了基督教，加强了基督教在欧洲的势力。几次欧洲“十字军圣战”看似以失败告终，但实际上基督教文化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他们在欧洲获得了决定性的凝聚力。
在中国的阿拉伯文
　　在中国，汉文明不仅已经完全成型稳固，而且中国文明正处于极盛期的唐朝，又加上地理距离，阿拉伯文化并未在中国取得政治军事上的胜利。但在中国西域就不是这样了，大约12世纪，穆斯林圣战势力驱逐了当地的其他宗教势力（主要是佛教），至今穆斯林文化稳居西域，甚至今天当地的文字也与阿拉伯文字为可以互读的同一文字体系。作为这一文化的代表，中国内地的回民人数，是中国第三大少数民族，他们主要分布在宁夏、甘肃、青海以及河南、河北、山东、云南等地。这个人口分布也提示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回民比较集中的宁夏、甘肃、青海等仰韶文化发达地区，很可能就是一个远古时期的“回民现象”：中外文化结合区。而这里，也正是阿拉米等早期字母体系文字进入中国内地的主要通道地区。 　　同时，历史时期在中国西北的几个宗教或文化分布，也可推想一下当时这个地区的文明分布势力。蒙古、新疆、甘青、西藏，他们在历史时期分别被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和中国的道教等瓜分，这些宗教的分区使其文明影响源一目了然：西藏受印度文明影响，西域受西亚和中亚文明影响，蒙古受欧洲与俄罗斯影响，甘青一带河西走廊是中原与其他文明的交汇集中地，也是西亚文明进入中国内地的主通道。 　　在东南亚，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通过经商使当地逐渐伊斯兰化，同时将阿拉伯文带入了东南亚。 　　借鉴阿拉伯语言文字的扩展示意，可以看出，阿拉米系统的字母文字当初在中国的势力很可能远超阿拉伯文化的势力，非周即商采用了阿拉米语言，而且他们大量接受了阿拉米的字母文字进入汉字体系。这一点在甲骨文中有清晰表现。
阿拉伯文归类
　　阿拉伯文字属于拼音文字体系。根据特点，一般把拼音文字分为音节文字和音位文字（音素文字）两大类，例如日文和阿姆哈拉文字是音节文字，英文、法文、俄文等是音素文字。对于阿拉伯文，属于拼音文字体系中的哪一种，学界对此并没有完全定论，甚至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是音位文字，有的学者认为是音节文字。 　　北京大学苏培成教授的《现代汉字学纲要》一书，在介绍文字的性质时，根据文字记录语言单位的情况把世界上的文字分为音素文字、音节文字和语素文字三类，其中在介绍音素文字时，列举了英文、俄文、藏文、阿拉伯文，很显然，作者把阿拉伯文字界定为音素文字了。同时，还可以把文字分为语素文字、音节文字、语素文字三类，但吕叔湘在谈到音节文字时说：“第二类是音节文字，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节，就是辅音和元音的结合。日语的字母（假名）、阿拉伯语的字母，都属于这一类。” 　　这种矛盾的现象，即使在一些权威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由周有光先生撰写的“文字”词条，把文字分为词符与音节符并用的文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三类，其中在介绍音节文字时说：“有些音节文字，不管元音如何不同，辅音相同的音节都用相同的符号表示……这样的字母虽然叫做辅音字母，可是带有不写出来的元音，仍然具有音节符号的性质”，并在最后介绍了阿拉伯文字。很显然，这里无疑是把阿拉伯文字看作是音节文字了。但是同一本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张甲民先生撰写的“阿拉伯语”词条是这样介绍阿拉伯文字的：“阿拉伯文字是一种音位文字，4世纪由闪语族西支的音节文字发展而来……”这里同一本具有国家权威的辞书中，由于执笔者不同，关于阿拉伯文字的性质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提法。 　　各国文字学家对辅音－音素文字的归属也有不同的看法。美国著名的文字史学家格尔博认为辅音音素文字是音节文字的变体，像阿拉伯文字、希伯来文字等实际上是“辅音＋不定元音”的组合，即辅音标注上不同的附加符号就表示不同的音节。认为辅音字母文字是音节文字最主要的论据是：公元前2千年代的西部闪米特人还没有水平把音素从言语中分离出来，而从言语中分离出音节来则要自然得多，容易得多。 　　但是反对把以辅音字母为主体的文字归入音节文字的人也很多，理由也很多。其中突出的论据是，一方面，辅音－音素文字适应了闪米特语族的结构特点，另一方面，古代的腓尼基文字都是纯辅音文字，如果把这些文字解释为音节文字，那么在人类文化史上，腓尼基人所起的作用，腓尼基文字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都变得不可理解了。 　　阿拉伯语的特点决定了阿拉伯文字的基本特点，阿拉伯文字突出并又适应了了阿拉伯语的基本特点，这是阿拉伯文字得以发展并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如同汉字，之所以长期停留在语素文字阶段而没有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是因为汉字充分适应了汉语的基本特点的缘故。历史上，马来西亚、土耳其、阿塞拜疆、乌兹别克等都曾经使用过阿拉伯文字记录自己的语言，但后来都改用了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其间的文字变迁，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原因也有宗教的原因，但我们认为文字同语言特点不相适应是其根本原因。这种文字上的变迁和使用阿拉伯语的国家一直使用阿拉伯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 　　阿拉伯文书法
　　正书法是一门技法性很强的艺术,从广义上讲,全世界每一个民族只要有文字,都会有书法这门技艺。阿拉伯书法的发展是与宗教紧密相联的。由于禁止绘画,书法艺术的内在价值受到重视。在伊斯兰初期,产生了以抄写《古兰经》为特点的书法艺术,因为在伊斯兰美术中,除书法外其他均不得接触《古兰经》的经文,这也就是书法在阿拉伯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伊斯兰教严禁崇拜偶像,这是它严格一神论的必然结果。 伊斯兰教义学家认为,表现人类和动物是真主独享的权利,侵犯则是大不敬。因此在建筑装饰中只有阿拉伯文字、植物和几何图形,这种画饰后来发展为别具一格的绘画艺术,体现在清真寺及阿拉伯手工艺品如地毯、帷幔、坐垫、天花板、墙壁和帽。[2]
阿拉伯文影响
　　阿拉伯文字随着穆斯林文化深入世界各地，阿拉伯文字不仅影响了全球的各个地区，现在统计有多达37种文字语言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语词汇，同时，阿拉伯语本身也是在接受各个不同语言的成就基础上形成自身体系的。阿拉伯语主要吸收的是阿拉米语，然后是被他们征服的波斯语以及他们没有征服过的希腊语等。自从有了第一个语言文字体系之后，人类就在不断地分化、复制、学习、借鉴、创造的过程中盘旋前进，此消彼长，相互交流融合。每一种语言文字都是从西亚附近的一条主根系上发展而出。今天只要有穆斯林的地区就是远古西亚文明曾经抵达过的地区，也一定是远古字母文字多发地区。 　　同时，中国的回族也将阿拉伯文列为本民族的第二语言。
阿拉伯文在中国
　　1983年，是我国成功地使用阿拉伯文活字铅印出版书籍的五十周年。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各族穆斯林读者，无论是看到木刻或是手写的阿拉伯文，即便是片纸只字，也会感到十分亲切、稀罕和珍贵。虔诚的老年人甚至会把阿、波文语法修辞的小册子也当做经典，恭敬地加以保存。谁要是有幸得到一本埃及或印度版的《古兰经》，以及印有阿拉伯文字的书刊，更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如今，随著我国同阿拉伯各国传统友谊的日益发展，经济、文化的普遍交流，阿文报刊杂志，经典书籍，随处可见。不仅有从阿拉伯各国进口的书籍，而且有许多是国内自己出版的。国内出版的书刊，内容丰富，质量精美，印刷清晰，在有关的国际图书交流展览会上获得好评，深受阿拉伯朋友的欢迎。 　　对于阿拉伯文字开始在我国出现的时间，由於年代久远，文献资料散失，具体确切的年月，已难以考证。但是，从可供考辨的实物看，在泉州发掘的古伊斯兰教墓碑及寺碑上石刻碑文，是到目前为止能够看到的最早的阿拉伯文字。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宋代一穆斯林之墓碑，碑高71厘米，阔34厘米，厚11厘米，用花岗石琢成，1942年发掘於泉州东门外仁凤街城垣中。墓碑两面都有浮雕的阿拉伯文字：一面刻《古兰经》章节，另一面刻记死者概况，记述此人“名叫安琪拉亚里，……卒于1212年（伊斯兰历609年，南宋宁宗嘉定五年）”，迄令已逾七百七十余年。泉州清净寺的建筑年代众说不一，有建於唐代、北宋、南宋诸说，但寺内石墙上的阿拉伯文记事，说它建於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伊斯兰历 400），距令已九百七十多年。元代阿文碑刻，相当普遍。吴文良所辑《泉州宗教石刻》一书中，光是古伊斯兰墓碑石的图片就有五十八张之多，其中除少量是宋、明、清石碑外、绝大部分都是元碑。 　　从书法上看，石碑上的阿文都相当考究，笔力雄健，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字体繁多。有的还经过精心设计，配以花饰，如卒于1260年（伊斯兰历659年，南宋景定元年）的麦哈茂德·本·阿里·本·欧斯曼的墓碑，四周刻有连枝花纹图案；卒於伊历736年（1335，元至元元年）的夏氏墓碑，尖弧形顶端下浮雕“云月”。有的碑石，文字本身就类似图案，如 1955年发掘於泉州东门外东头乡的长方形碑石，中间浮雕的一行阿文就是地地道道的“库法”体。 　　除石刻外，阿拉伯文的手抄本亦陆续出现，特别是《古兰经》抄本。其中抄写全经而又能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并有年代可考的一部，抄成於元仁宗延佑五年（1318），现珍藏在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经典陈列室中。明、清之际，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族穆斯林群众家中的《古兰经》，也全都出自手抄。在各地较古老的清真寺及穆斯林聚居区的一些人家，几乎都能找到这一类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多用竹枝削成的笔蘸上墨汁，在宣纸或白绵纸上书写而成。笔势峭拔，棱角分明，行款整齐，字体均匀，并饰有花纹。然後将这些宣纸或白锦纸，逐页裱糊加工，依次整理，线装成册，外加硬封面及布制封套；齐全成套者还盛人精致木质油漆经箱中。其中一些出自回回学者、书法家之手的手抄本，被视为书写典范，後代抄写人争相仿效。例如，原先珍藏於河北徐水勉家营清真大寺的万景和（被尊称为万爸爸）手抄本，书写艺术之精美，口碑载道，堪称珍贵文物。可惜这一类别具风格的抄本，年深月久，多残缺损毁，十年浩劫，幸存无几，连万景和抄本也荡然无踪。 　　随著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兴起和发展，除《古兰经》外，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教材、读物逐渐增多。一般认为，明代中叶的宗教学者胡登洲（1522—1579），字明普，被尊称为胡太师，陕西咸阳渭城里人）所创的经堂教育已粗具规模，并有记载可考。胡登洲办学的影响，遍及陕西、河南、山东、云南等省。经堂教育所选用、辑录的教材多半是阿文，也有一些波斯文。初期，尚未具备翻刻、印刷教材的条件，主要靠手抄。范本则是海外传人本，系朝觐或外出经商游学的穆斯林求索而来的，凤毛麟角，极其珍贵。手抄阿拉伯文读物品种虽有所增加、范围渐大，但仍主要限於经堂教育和宗教生活中使用。 　　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习见并广泛运用的阿拉伯文，主要是饭馆、肉铺、饮食摊的招牌或匾额，兼用汉文“清真古教”、“西域回回”之类的字样，或配以汤瓶等图案，各民族各阶层的人们在通都大邑、城镇码头、大街小巷一见到这样的标志，即便没有汉字，几乎也都能辨识出这是回回食品。由於穆斯林严守自己的饮食条例、禁忌习俗，在穆斯林聚居区的集市贸易、饮食店、屠宰场等，没有阿拉伯文标志或招牌的，就无人问津。这一传统习惯在我国沿袭已久，至今仍在保持，经久不废。 　　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学者开始有较多的宗教著作和译著问世，如王岱舆（约1570—1660）、张君时（约1584—1670）、伍遵契（1598—1698）、马注（1640—17if）和刘智（约 1664一1730）等人，他们的著译相当丰富，且陆续刻印出版。但这些印刷物都是汉文，所涉及的大量阿、波文人名、地名、词汇、短语，都是以汉字对音，末附住原文。同一词汇的译音，用汉字表示，往往音近字异，不易辨认。例如默罕穆德这个名字，在唐、宋以来历代史料中，它的音译近二十种，诸如暮门、摩诃末、马哈麻、麻霞勿、马何美、摩哈麦、马哈默、吗哈叭德、谟罕骞德、摩哈默特、玛哈穆特、吗哈木啻敏……不仅面目各异，而且连字数也有差别，简直让人难以相信它们所指的竟是同一个人。此外，有些事物本来用的是阿语名称，以汉字译音颇费解。例如，明初所修《元史》，介绍回回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制作的七种西域仪器之一“浑天仪”曾被音译成“咱秃哈刺”。其馀六种仪器名称，全属译音，不附原文，使人难以理解。 　　在清代後期，这个问题已逐步得到解决，陆续出现了汉、阿文夹杂并用或对照的出版物。往後，又用木板或石印出版了一些阿文读物，应该说，这是一个突破。例如，1862年（清同治元年）刻印出版了第一部阿文版的《古兰经》，是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1823一1872）主持刻印的，分别按卷装订为三十册；1874年（同治十三年）有汉南马晋锡印本一《古兰经选本》，即《孩听经》问世；1899年（清光绪廿五年），类似的《古兰经》选本先後又有云南马联元刻本和镇江西大寺版本。很多关於宗教哲理、教律、语法、修辞，乃至天文、历法的阿文小册子也相继出现。汉阿对照本除《孩听译注》外，1890年（光绪十六年）还出版了马复初（1794—1874）及其弟子马安礼翻译的《天方诗经》。阿文刻写在每页的上方，下面是汉铎诗句，并加注疏。以後，在云南，又出现了著名学者、书法家田家培手写的全部《古兰经》的另一种印本。原版迄令还保存在昆明南城清真寺中。总之，各色各样的木刻、石印本已琳琅满目，大量涌现，为全国清真寺及经堂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教材。但有些出版物，还存在印数有限、原板腐蚀残破、印刷技术欠佳，字迹模糊等问题。 　　辛亥革命前後，影印法流行。那时曾翻印过一些阿文版的经籍。此外，某些中文书刊的封面、扉页上也都印有较美观的阿文书名或刊头。北京、上海、南京、镇江、昆明、成都和四川万县等地的出版机构，都先後印过这类阿文、中文的经书。与此同时，教育也在蓬勃发展。大量阿文图书由海外输人和捐赠，例如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就拥有上千册的阿文经书，还翻印了不少小册子作为课本，印刷装帧都有很大进步。但尽管如此，依然未能解决阿文活字铅印的问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昆明、上海、北京等地先後向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选送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著名学者马坚（子实）、纳忠（于嘉）、张有诚（子仁）和林仲明（子敏）就是其中第一批。在源源不断将留学生输送出国培养造就一代新人的同时，人们仍切望能够解决阿拉伯文活字铅印的问题。北平《月华》旬刊的主编、热心伊斯兰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赵斌（振武）先生，特意趁远送留学生柢达埃及的便利，在开罗购买了一套阿拉伯文铅字，重三十余磅，不辞艰辛劳累，万里迢迢，运载回国。铅字运达北平後，在试用过程中深感数量不够应用，一次排不出多少篇幅；而且铅字容易磨损，用久了就模糊不清，只能小心翼翼地谨慎动用，使用者惜之如金，视同珍宝。赵斌又千方百计尽力探索翻制钢模的技术。经历几个月的努力，在翻制外文铜模的工人师傅协助下，终於在1933年9月19日大功告成，与此同时，翻印外文版经籍，以及原有的木刻、石印乃至手抄等等方式，仍在并行。在不少清真寺举办的小学教育中，甚至还保持著较古老原始的方式，将阿拉伯文教材书写在木牌以至牛、羊胛骨上，作为课本。 　　新中国成立後，随著我国与阿拉伯各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为适应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学阿语的人逐渐增多。在北京、上海、洛阳等地，好几所大学都设置了阿拉伯语专业，还聘请阿拉伯专家来华教学，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进修。电台增辟了阿拉伯语对外广播节目；介绍我国古代历史及文学名著的阿文书籍，特别是小说。诗歌，出版不少。阿文的期刊亦出过数种，创刊较久并继续发行的《人民画报》和《中国建设》，行销海内外，得到阿拉伯世界广大朋友的好评，几乎每天都有雪片般的大量信件从阿拉伯各国飞向编辑部。其他阿文出版物，如各种内容的小丛书、专辑、旅游手册、穆斯林生活画册之类，也在源源不断地编辑和印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宗教经籍的印刷出版远远超过往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影印阿文原版《古兰经》，达十六万多部。阿、汉文对照的《古兰经》选本，有上海、北京两种版本问世。布哈里和穆斯林两大圣训合集的《圣训珠玑》的阿文版早已发行。简注《古兰经》的《哲俩赖尼诠注》也已陆续出版，印刷装帧，都很精致。目前，除几所有阿语系或阿语专业的高等院校逐年招收新生外，北京、西北和西南各省市，已经开办或在筹办伊斯兰教经学院，不少地区也出现自发学习阿语的热潮。民间组织开办的阿语学习班，或在各省、市、县、区就地攻读，聘请高校师资轮流讲学，或纷纷集中北京与各省省会，到高校旁听，请专家辅导，风起云涌，如雨後春笋。经过一两年刻苦学习，大有进展，有些学员已能随出国经济技术团体担任翻译，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到阿拉伯各国留学深造，数以百计，盛况空前未有。外语院校编印的教材及教学录音磁带也日益被广泛采用，报名参加业余夜大或函授班者，极其踊跃，阵容可观。这种形势，同我国过去任何历史时期相比，真是不似往昔，胜似往昔。在改革开放、对外交流的年代，在全国普遍重视外文学习的热潮中，阿拉伯文已开辟了广阔的天地。[3]
阿拉伯文问候语
　　مرحباً 你好 　　مع السّلامة再见 　　أتمنى لكم السعادة 祝你愉快 　　مساء الخير 晚上好 　　مرحباً 嗨！ 　　ما اسمكَ؟ 你叫什么？ 　　اسمي. . . 我叫....... 　　الآنسة 小姐 　　السّيدة 夫人 　　السّيد 先生 　　إسمحْ لي أن أقدم بنفسي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 　　أنا سعيد بلقائك 很高兴见到你！ 　　أنت من أي دولة ؟ 你是哪国人？ 　　أين تَسكن؟ 你住在哪里？ 　　أنا أسكن. . . 我住在…… 　　لوسمحت劳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