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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硕杰-人物简介     蒋硕杰蒋硕杰，著名经济学家，湖北应城人。日本庆应大学预科毕业，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哲学博士与经济学博士。1945年冬返回中国，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处长，1947年执教于北京大学。翌年去台，在台湾大学执教，1949年赴美就任国际货币基金会研究员。1954年偕刘大中返台任行政院经济顾问，提出台币贬值与贸易自由化政策，研拟外汇改革办法，是为其后台湾当局1958年外汇改革蓝本。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60年任美国罗契斯特大学教授。1969年转任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1970—1971年出任台“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委员。曾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1972年至费城大学讲学，1974年鉴于台湾发生通货膨胀危机，与刘大中等院士参加中央研究院当前台湾经济问题座谈会。1976年任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1980年改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为台湾著名经济、国际贸易和金融理论家。1981年出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致力推动经济自由化。提出五鬼搬运法、金蝉脱壳法等论点，却引发工商人士的不悦。1984年膺选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荣誉院士。1993年病逝于美国芝加哥。 [1]

蒋硕杰-学术贡献     蒋硕杰著有《皮特曼贸易圈的实际工资与利润差幅之变数》、《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一—稳定中的成长》、《汇率利率与经济发展》、《经济科学论文集：筹资约束与货币理论》等。曾赴大陆访问交流。先后在美国、台湾等地多所大学和单位工作。对台湾经济改革贡献极大，是唯一一位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的华裔经济学家。
蒋硕杰一生的言论和主张，简言之就是“自由经济”、“市场经济”，是回归亚当•史密斯时代的精神，不论是“重视储蓄”、“去除管制、自由化”、“反对凯因斯政策”、“狭义货币、流量概念”，以及忧心“揠苗助长政策”，都同样指向“反对政府干预、让市场机能充分发挥”这个平淡无奇看似简单的结论。[2]

蒋硕杰反对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他称之为五鬼搬运法，假使有人不生产或服务，只需要制造货币，就足以在市场上购买商品，等于掠夺了别人的生产成果，类似于窃盗行为。他继续表示：如果银行发行货币去放款，就等于银行帮助借款人施展五鬼搬运法搬运别人财物，来供借款人使用。蒋硕杰并进一步以金蝉脱壳法，说明通货膨胀政策的实质效果：由于物价上涨，债务人所负担的实质债务就会减少，形同金蝉脱壳，而存款人则成为金蝉脱壳法下的受害者。蒋硕杰反对运用五鬼搬运法及金蝉脱壳法来掠夺他人的财物，认为将造成财富分配的不均与社会的不稳。

1956年时，蒋硕杰重新阐述了“可贷资金理论”；他认为凯恩斯的投机性货币需求，实际上只是短期金融资产与长期债券间之投机性套利行为，无法使利率结构失去弹性。此外，在国际金融方面，提出完整的远期汇率决定的理论，并建立外汇投机与国际资金流动之理论架构。

关于经济学家在社会上应扮演的角色，蒋硕杰认为经济学家如果能够提出正确的主张，对社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正确的政策有利于人民。蒋硕杰敢于指正错误的观念，从不盲目地为政策辩护，更不曾替利益团体护航；他大力反对经济管制，建议采取汇率与利率自由化等政策。自1954年起，政府陆续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采取自由经济政策，奠定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

蒋硕杰-详细介绍     驻德大使蒋作宾和随从蒋硕杰，辛亥革命元老蒋作宾之四子。日本庆应大学预科毕业，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哲学博士与经济学博士，其博士导师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1974年哈耶克与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一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45年冬蒋硕杰返回中国。1946 年出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以后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研究员、美国罗彻斯特大学与康奈尔大学教授等职。1980年以后在台湾创立中华经济研究院，任院长、董事长等职。蒋硕杰教授一贯反对通货膨胀、反对各种经济管制以及人为干预市场。自1954年至1960年，台湾当局根据蒋硕杰教授的建议，先是改采高利率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接着废除复式汇率，改采单一汇率，让新台币贬值到市场能够承受的价位。这样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推进国内外工业合理分工的自由经济政策，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4年至1978年，蒋硕杰和刘大中（1975年因患癌症而自戕）、邢慕寰、费景汉、顾应昌、邹至庄几位院士联名向台湾当局提出建议，为台湾走出经济困境和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贡献。蒋硕杰的货币金融理论在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影响， 韩国实际上也采取了他的理论和政策，才取得了与台湾一样的经济发展的奇迹。许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往往以台湾的经验作为发展的模式。

20世纪80年代末至1992年5月，蒋硕杰教授几度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邀请，回到阔别40余年的大陆。他曾出席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讲学，他的经济学专着在大陆也陆续问世，引起政经界的关注，蒋硕杰教授的讲话及其理论对大陆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京期间，蒋硕杰教授受到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等人的接见和有关方面的宴请。鲜为人知的是，年逾七旬的蒋硕杰教授还被国务院特聘为国家体改委厅级干部，这也是蒋硕杰教授平生最后一个官方职务。为此，他曾随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为首的考察团到各地考察、指导经济工作。

1947年即其29岁时，蒋硕杰就与马寅初等几位经济学界的泰斗一起，被北京大学经济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提名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虽未遂愿，但也足以显示其自有不凡之处。1958年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亲自提名为台湾第二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既是第一位经济学院士，也是人文组最年轻的一位院士，时年40。

蒋硕杰-学术生涯     伦敦政经学院蒋硕杰的学术生涯分成三段时期，一，他自伦敦政经学院毕业後的十年，他在这十年间抱持一种类似於米德(JamesE.Meade)之中间路线的“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反对经济计划。二，他从195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後期的二十年。在这段期间，他从反对瓦拉氏法则（Walras'Law）的误用，逐渐了解“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的错误。然而，由於未能找到信服的替代性的理论，他在此时期仍未完全抛弃社会主义。三，他回到中华经济研究院以後的时期。在这段期间，他从台湾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中，深刻认识到自由经济的本质在於企业家的创新及自由竞争的发现过程。由於这两项本质分别是奥地利学派(AustrianSchool)的米塞斯(L.Mises)与海耶克(F.A.Hayek)在「社会主义之计算的大辩论」中所坚持的观点，後期的蒋硕杰找到了可以让他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替代性学说学说。

一、接受中间路线的时期

根据自述，蒋硕杰於1941年任职利物浦领事馆时便体认到五鬼搬运法的不道德和窃盗行为，也於1945年担任「东北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处长时深刻了解物价管制的荒谬。这些自述明显地道出他在1940年代末期是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事务。这时他刚从伦敦政经学院毕业，对於海耶克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应相当熟悉。因此，他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事务的态度并不出人意表。相反地，倒是他对於自由经济的支持程度叫人好奇。在1948年的〈经济制度之选择〉一文中，他曾提到两点他不能完全同意自由经济理念的观点：

1.最理想的自由企业在提高生产一点也可能有一严重的缺陷，即自由价格机构可能无力使社会之储蓄倾向与投资保持一种必需的关系，以不断的产出足够的有效需要，来维持各种生产因素的充分利用。因此常易发生失业的现象。…只要政府能随时以不与私人企业冲突的公共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自由主义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无法消弭的。

2.我们应该探讨的途径，是如何使社会主义兼而有理想中的自由主义的优点。…其实集体计画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必要的附随条件。…社会主义的经济，尽可采用一种分权的经济制度，而使之兼有完全竞争的自由主义之长处。

蒋硕杰当时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信仰：

1.1949年，他采用奥地利学派的时间延续性，推论出经济落後国家应该先办轻工业、再办重工业的发展策略。

2.1952年，他于休假回台时介绍尹仲容阅读米德所著《计划与价格机制》一书。他在《序言》中清清楚楚地说该书旨在於推动自由社会主义的“中间路线”。

二、转变时期

蒋硕杰对“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的信心一直持续到1978年，虽然他的信心逐渐在消失。1978年，他与邢慕寰等五院士共同发表《经济计划与资源之有效利用》一文，还对经济计划怀抱远景，并计划将全国可用於投资之资源都加以规划。这些规划包括了调整关税与商品税、允许厂商对其投资自由折旧、发展资本市场、筹建大汽车厂、扩大经济建设委员会之权责等建议。由於他并不信仰集体社会主义，因此该文的结论强烈地呼吁市场机能。

他在1960年初期可能就已经开始怀疑“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上的正确性，但由于未能找到另一套令他信服的替代理论而未完全抛弃。我们认为：引导他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的是他在1960年代初期对于瓦拉氏法则的研究发现，而最后让他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则是他在1980年代初期对台湾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

瓦拉氏法则不仅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经济体系达到均衡的核心假设，也是凯恩斯学派发展货币理论的基本假设。蒋硕杰是从柏廷肯(D.Patinkin，1958)的一篇文章警觉到瓦拉氏法则被普遍误用的现象。他假设一个仅包括一个（总合）商品与一个债券的货币经济，而各经济单位在各期期末的预算限制式加总起来可写成：Md+Bd=M0+Bs+(Cs-Cd)，其中Cs和Cd表示各经济单位在这期间内对商品的总供给与总需要，Bs和M0表示期初全经济的货币供给和债券的供给，而Md和Bd表示各单位在期末对货币和债券的总持有量。假设期末时债券市场与商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这两市场的均衡式可写成Cs=Cd和Bd=Bs，带入预算限制的加总式之后，可导出：Md=M0。

蒋硕杰问道：这是否为货币市场的均衡式？若是，当商品市场与债券市场同时达成均衡时，货币市场便会自动达到均衡。这等于是将瓦拉氏法则的应用范围，由纯粹的商品交易经济推广到货币经济。若接受该法则，在分析均衡状态时，我们便可丢弃其中任一个市场。这个“被丢弃的市场”可以是商品市场，或是债券市场，也可以是货币市场。然而，蒋硕杰却指出：利用预算限制式加总出来的Md，是各单位在期末时所持有的货币总量，最多只能称作货币被作为价值储存（到下一期）的需要，并不包括各单位在这期间内为完成商品交易而（预先）持有的数量，亦即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需要。因此，在货币经济里使用瓦拉氏法则，不论是丢弃货币市场或是债券市场，都同样地误解了货币的功能。其结果将高估货币作为价值储存的影响，并忽略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影响。只要交易或投资计划必须使用货币，采用瓦拉氏法则分析便会带来错误的结果。

当政府无法罗致优秀人才之后，人才自然“散处民间”，故他主张“此时应鼓励企业家自己出国考察国外市场，以发现新外销产品”，同时应注意到“企业家所发现之新外销产品未必即为政府认为应接受奖励者”。宜注意的是：这些人才如果还留在政府，政府就可以进行经济计划。同样的观点亦出现在《经济计划与资源之有效利用》一文，他一方面主张：“盖有利之投资方向，须待众多之企业家，分别自各方面发掘寻找。其所选择之投资方向，未必属于政府所限定之类目。”另一方面则认为：“晚进国内外专家多认为机械工业为我国下一阶段工业发展之最好方向，则此时正可大胆以四、五亿美元之投资，促其建立。”换言之，此时期他仍视新外销机会和可外销的新产品为客观的存在，只要资质够高的人才就有能力发现它们，不论该人员任职于政府或是经营私人企业。如果人才开始散布，政府便无力管理全面的经济活动，此时不妨专责于“防止严重的失业及不景气的发生”，而将开拓市场的职责交给私人企业家。这便是蒋硕杰对于“自由竞争之社会主义”的解释，也是朗其修正后的市场社会主义。

三、接纳自由经济的时期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弗里德里克·海耶克于1937年的《经济学与知识》一文指出：资源的利用决定於个人拥有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决定个人的生产与需要数量，更决定商品的种类和生产的方式。之後，他又於1945年发表《散在社会的知识之利用》一文，指出：这些知识不仅零碎地分散在个人身上，更只存在经济活动的现场，有时也出现相互冲突的情景。中央计划局绝对无法整合这些知识，因而无法正确地决定资源的配置。

蒋硕杰1983年发表的《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似乎完全掌握了弗里德里克·海耶克对“发现过程”的精髓。

蒋硕杰提到：1950年代的台湾是个贫困而落後的社会。当时八百万的人口在接收日本人带不走的糖与米的生产事业外，只有规模甚小的炼铝工业，以及移转自大陆的棉毛工厂。当时每年的国外贸易总值约两亿美元，其中贸易逆差为三千万美元，出口值的百分之八十都来自糖与米的出口。蔗糖出口由国际协定所决定，每年由参与国际蔗糖协定的产糖国家共同决定市场分摊的额度；稻米则专销日本，每年的数量和价格都由两国政府直接磋商决定。因此，这两种主要出口品的弹性实际上是等於零。在无法增加出口值以减少贸易逆差的情形下，让外汇汇率由市场决定，无疑地会造成台币的贬值，并使进口货物价更为上涨。但蒋硕杰当时依然坚持市场法则，反对政府干预汇市。

至此，他改变了与五院士联合建言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解释，不再将台湾的成功归因於政府的计划与指导，而归功於政府放宽外汇管制和台湾的企业家。松绑管制之後，商品价格与汇率会回归市场，而这些不被扭曲的价格结构提供企业家做正确的利润计算，投资於具有比较利益的产品和生产方式。之後，毫不惊讶地，蒋硕杰以更清楚的自由经济去定义被误解的“出口导向”发展策略。[3][4]

蒋硕杰-人物评价     张五常即便是被称为经济狂人的张五常教授，对蒋硕杰也不无感佩。张五常教授在1988年 1月29日撰写的一篇悼文中写道：“在经济历史上，这是很难办到的。为什么台湾有过人之处？已故的经济学者刘大中及仍健在的蒋硕杰--尤其是蒋硕杰--看来有一定的功劳。”

据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张友仁教授《蒋20世纪40年代中晚期的学生》也曾在悼文中介绍过：“我们有鉴于蒋硕杰教授在货币金融理论和实践上的突出贡献，他的理论是当代货币金融理论的最高成就，认为他应当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恰当得主。正当我们在酝酿联名和写材料向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他提名申请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之际，突然传来了他已经不幸病逝的消息。按照诺贝尔奖的评奖规定，是只奖给在世人物的。”让我们记住这个中国人，这个曾为两岸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提名的鄂籍经济学家。

著名经济学者蒋硕杰逝世10周年，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萧万长特别推崇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并认为其建言是顺利度过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在50年代，民间储蓄率低于10%时，蒋硕杰即建议政府将实质利率维持在一个合理而较高的范围内，以刺激民间储蓄，虽然这明显抵触当时盛行的凯因斯学派。做为看不见的手自由经济理论的忠实信徒，蒋硕杰也反对政府干预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活动的做法，尤其在资本贫乏的时期，低利率政策只利于本就较易取得资金的特定族群。相当自豪自己所提出的高利率政策被政府采用的蒋硕杰，萧万长也举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为例，因为货币政策的差异，采取高利率货币政策的台湾，在1965到1981年间，民间储蓄达到国民生产毛额的12.1%，同时期采取低利率政策的南韩仅有5.4%，偏低的民间储蓄，使得南韩政府不得不大幅向外举债，这也解释了韩国后来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