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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1882.11.6—1948.9.1），民国时期军事家、爱国将领、民国军阀、著名民主人士；身高190cm；原名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居巢区夏阁镇)，自幼在直隶保定长大,他在此渡过了十八年,造就了其作风及性格。
　　冯玉祥少时家贫，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投淮军当兵。1902年改投武卫右军，历任哨长、队官、管带等职。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递解保定。
　　1914年7月冯玉祥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1915年奉令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暗中与蔡锷联络，于次年3月议和停战。1917年4月被免去第16混成旅旅长职。7月率旧部参加讨伐张勋辫子军有功,复任第16混成旅旅长。1918年2月奉命率部南下攻打护法军，在湖北武穴通电主和，被免职留任。6月率部攻占湖南常德后，被撤销免职处分，11月任湘西镇守使。1921年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旋署陕西督军。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因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抓紧练兵。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事。但迫于形势，又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
　　1925年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冯玉祥赴察哈尔张家口(今属河北)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8月任甘肃军务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在此期间，接受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1926年1月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8月中旬回国，迅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9月17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根据广州国民政府要求，在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建议下，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师甘、陕,11月解西安之围。
　　1927年4月冯玉祥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此后,曾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反共。1928年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10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因军队编遣等问题与蒋发生利害冲突，在1929年和1930年爆发的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中失败下野，所部被蒋收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指挥所部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今分属河北、内蒙古)。8月在蒋派重兵威逼下辞职，隐居泰山。1935年4月被授为陆军一级上将。12月以蒋答应实行抗日为条件，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6年后，冯玉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相继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受蒋排挤离职，仍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省，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为形势所迫,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同时被强令退役。从1947年起,在美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以20年亲身经历,撰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对蒋的专制独裁统治作了深刻揭露。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当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随即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自美国回国乘“胜利”轮途经黑海在向敖德萨港（今属乌克兰） 行进途中，因轮船失火，于9月1日与女儿冯晓达一起遇难，享年66岁。
　　1949年9月，在冯玉祥遇难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北平隆重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送了挽联，周恩来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冯玉祥为实现民主的新中国所做的努力。
　　1953年，根据冯玉祥生前的愿望，将他的遗骨安葬在泰山。安葬仪式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题写了挽联，郭沫若题墓壁“冯玉祥先生之墓”。
　　1984年，泰安市人民政府在普照寺举办“冯玉祥先生在泰山”展览，院内有补刻的冯玉祥、赵望云合作诗画碑48块、周恩来1941年11月10日撰书《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碑以及冯玉祥在泰山的活动资料等。
后世评价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所部从一个混成旅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严格训练部队，尤重近战、夜战训练和恶劣气象条件下的艰苦耐劳锻炼。编著《军人精神书》、《 战阵一补》等书作为教材，并经常给士兵讲课示范。在作战指挥上强调知己知彼,速战速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借助夜暗和恶劣气候，运用侧后突袭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人称“布衣将军”。
　　周恩来总理在悼念冯玉祥将军时称：“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
西北军番号沿革资料
　　北洋政府时期
　　１．左翼备补军前营　北京，1913．４
　　２．京卫军左翼１团　北京，1913．９
　　３．京卫军左翼１旅　渑池，1914．５
　　４．中央陆军７师１４旅　潼关，1914．６
　　５．中央陆军第１６混成旅（成军伊始）　西安，1914．９
　　６．中央陆军１１师（督陕时期）　西安，1921．７
　　７．中央陆军第１１师，７混成旅，８混成旅，２５混成旅（陆军检阅使时期）北京，1922．11
　　８．国民军第１军（北京政变后）　北京，1924．10
　　９．西北军（西北边防督办时期，非正式军号．习惯称呼至今）　张垣，1925．１
　　国民政府时期
　　10.国民联军第一军(五原誓师后) 五原,1926.9.17
　　11.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伐时期) 西安,1927.5.1
　　12.护党救国军第二集团军(双十反蒋) 潼关,1929.10
　　13.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鹿代总司令时期) 潼关,1930.1
　　14.中华民国军第二集团军(中原大战时期) 潼关,1930.4
冯玉祥墓
　　冯玉祥不幸离世之后，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址，葬于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西麓。横跨西溪石峡两岸的大众桥是爱国将领冯玉祥于1935年所建。
　　冯玉祥墓在大众桥东首，1952年破土动工，1953年10月15日安葬，举行骨灰安葬仪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黄炎培赠送挽联，李济深、于毅夫、梅龚彬、张治中、余心清、王昆仑、邵力子、冯夫人李德全及其子女和泰安地方各级领导、群众 800 余人参加了安葬仪式。
　　冯玉祥墓在泰山西溪口东侧，前临深涧，背依科学山，松柏苍郁，旁山临涧，肃穆庄严。 墓为泰山花岗石砌成，墓壁上正方横镌郭沫若手笔“冯玉祥先生之墓”七个金色大字。骨灰盒在墓壁中央，外嵌冯玉祥先生侧面铜质鎏金浮雕头像以封穴。头像下嵌黑色磨光花岗石方碣，上刻隶书冯玉祥于收1940年5月30日自题诗《我》。墓阶4层，共66级，四层代表他一生走过的四个阶段：第一层，代表从出生到弱冠从军；第二层14级，代表从青年到成年；第三层14级，代表他由一个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民主战士；第四层18级，记述他坚持抗日，反对分裂，为祖国的民主与和平奋斗不懈的战斗生涯。66级象征他一生渡过了66个春秋。 墓左侧有冯玉祥先生原配夫人刘德贞之墓。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冯玉祥墓碣1953年碣刻冯玉祥诗《我》，嵌入墓壁。碣高1.09米，宽1.9米，隶书。
　　冯玉祥先生墓志铭我 冯玉祥
　　平民生 平民活
　　不讲美 不求阔
　　只求为民 只求为国
　　奋斗不已 守诚守拙
　　此志不移 誓死抗倭
　　尽心尽力 我写我说
　　咬紧牙关 我便是我
　　努力努力 一点不错
冯玉祥轶事
　　
重视植树

　　冯玉祥将军驻徐州时，非常注重植树造林，曾做诗一首：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倒戈将军
　　冯玉祥一生倒戈三次，有“倒戈将军”之称！
　　第一次“倒戈”参与滦州起义，主要目的是反对清王朝。20世纪初，清政府对外出卖主权，对内搜刮人民，劳动人民不甘压榨，多次举兵反抗。在1910年春，当时冯玉祥在清朝北洋军任第八十三标三营管带，他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与王金铭(第二十镇七十九标一营管带)等人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在士兵中秘密宣传反清革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王金铭等积极密谋响应，决定加紧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滦州武装起义，并与天津革命组织“共和会”会长白毓昆等人密切合作，共商举义事宜。1911年12月31日滦州起义爆发，1912年1月2日，宣布滦州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及各种文告，阐明军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可是起义军准备进攻天津，在雷庄附近与清军展开激战。因敌众我寡，渐居劣势，战至次日黎明，起义军失败。滦州起义失败后，冯玉祥被革职递解保定。
　　第二次“倒戈”发动北京政变，主要目的是反对直系军阀统治。
　　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具有进步思想的冯玉祥将军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正面接触，展开连日激战，双方投入20万以上兵力，均出动了海、空军参战，战争的规模是近代军阀混战史上空前的。冯玉祥将军时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他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率部倒戈，星夜回师北京，发动著名的“北京政变”， 囚禁曹锟，通电主和，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事。此时的孙中山已是重病缠身，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不幸的是孙中山于1925年1月26日，被确诊为肝癌，3月12日病故，虽然孙中山提出的两大号召没有实现，但直系军阀统治遭到毁灭性打击。
　　第三次“倒戈”发动反蒋战争，主要目的是反对蒋介石独裁。北伐革命胜利后，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他为了确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局面，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加剧了与国民党内部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1930年5月冯玉祥将军率部倒戈，与晋绥军阎锡山部队联合共同发动反蒋战争，史称中原大战，这场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蒋军虽攻占河南归德(今商丘)等地﹐但总的形势不利，蒋军撤守鲁西南和豫南漯河地区。第二阶段反蒋各派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七人为委员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但由于其内部各派各怀鬼胎，尤其是阎锡山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反蒋军的主力——冯玉祥的西北军很多将领的不满，在蒋军的反攻下，战局每况愈下﹐8月阎军放弃济南，冯玉祥的“八月攻势”也遭到失败。蒋军在两湖﹑津浦﹑陇海﹑平汉各战场取得全面胜利。第三阶段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9月18日通电拥蒋后，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河北﹐反蒋联军迅速瓦解﹐北京扩大会议迁至太原举行﹐不久即风流云散，阎﹑冯二将军通电下野，中原大战以冯阎联军失败而告终。
　　
基督将军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其部将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等人打起反清旗号，参与了“滦州起义”，可惜被人出卖，功败垂成。事后，冯玉祥被革职递解保定，不久后却辗转来到北京。到北京后，得到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的营救和提拔，作了京卫军营长。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冯玉祥对基督教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要去美以美会的亚斯立堂（即崇文门堂）参加礼拜，并和该堂主任牧师刘芳结为好友，与其畅谈信仰之道。此时，冯玉祥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深刻了许多。他说：“耶稣是个大革命家。他讲贫穷的人得福音，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他还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此言中明显地包含着以宗教救国的思想。
　　1917年圣诞节，刘芳牧师在亚斯立堂主持隆重的洗礼，共有94人接受洗礼，冯玉祥将军也在其中。自此，冯玉祥正式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冯玉祥正式归主后，便严格按圣经的要求做人，无论治军，还是生活，都活出了基督徒应有的品格，也尽上了基督徒应尽的本分。
　　冯玉祥倡导“以教治军”，用基督教的教导来管理官兵。提倡节俭，反对奢华，要求官兵洁身自好。冯玉祥与士兵一样，穿灰布军装，睡稻草地铺，每餐仅一菜一汤，数十年如一日。在冯军中严禁吃喝嫖赌，严禁穿着绸缎，甚至严禁吸食香烟，冯玉祥自己也从来不用烟酒待人。为了使官兵对基督教信仰有更多了解，冯玉祥经常邀请教会的牧师到军中传讲福音，教导官兵以基督教信仰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为愿意归主的官兵施洗。同时，冯玉祥也为军中聘请了随军牧师，以更好地传扬福音并牧养军中的信徒。在冯玉祥的这种努力下，部下不少官兵归信了基督。单1924年一次聚会中，就有官兵5000人接受了洗礼。冯军中信仰基督教的官兵，最为著名的是张之江将军，张之江曾经极力反对基督教，但在冯玉祥的影响下，最终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他曾于1925年花去30000银圆，印刷了10000册圣经，封面上烫有金字：“此乃天下之大经也”。此批圣经分发给部下阅读，也分送给一些愿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慕道友。
　　1919年冯玉祥被调任湘西镇守使，驻守常德。期间，结识了美国传教士罗感恩大夫，罗氏时常给冯部下的官兵看病、讲道。后来，罗感恩在给冯玉祥的妻弟治疗精神病时，被其开枪打死，冯玉祥对此深感愧疚。为了补偿内心的亏欠，冯玉祥给远在美国的罗感恩之子寄去800块大洋作为学费。不料，罗子却将此款原封不动地返还。冯玉祥便用此款建造了一座可容纳500人的礼拜堂，定名“思罗堂”。此堂全部为木质结构，可以随时拆迁，随意挪动。此后，冯玉祥的军队迁在哪里，就把这座活动礼拜堂搬到那里。
　　1922年，任陕西督军后，冯玉祥依然对信仰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和陕西教会的同工多有联系，其中关系最笃的是时任陕西圣公会会长的浦化人牧师。浦化人被国民党逮捕后，还是冯玉祥设法将其保救出狱。在陕西期间，冯玉祥计划在察哈尔省（今属河北省）的张家口兴建一个“福音村”，并已请人绘制了蓝图。村的中央是教堂，四围是住宅，还有学校和戏院。可惜后因战争爆发，使这一美好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1936年，南京基督教会在莫愁路举行新堂破土仪式，冯玉祥应邀参加了布道活动，还给教堂的奠基石题了词——“因为那立好了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冯玉祥的墨宝至今依然存留，常常吸引游人驻足欣赏。
　　
冯玉祥与瓷器

　　冯玉祥常以瓷器来自示俭朴。据说他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等职时，请客吃饭，用的都是自备的粗瓷碗粗瓷碟。
冯玉祥的婚姻与子女
　　第一任妻子 刘德贞
　　第一子 冯洪国
　　第二子 冯洪志
　　第一女 冯弗能
　　第二女 冯弗伐
　　第三女 冯弗矜
　　第二任妻子 李德全
　　第三子 冯洪达
　　第四女 冯理达
　　第五女 冯颖达
　　第六女 冯晓达
　　冯玉祥将军有过两次婚姻。结发夫人刘德贞于1905年与冯玉祥结为伉俪，婚后夫妻相敬如宾。他们育有两男三女共5个孩子，长子冯洪国、次子冯洪志、长女冯弗能、次女冯弗伐、三女冯弗矜。1923年，刘德贞身染重疾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刘德贞与冯玉祥共同生活近20年，身为官太太，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平时与孩子们吃的都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出门从不坐轿，在家里照样缝缝补补。因此，人们都称她为“平民夫人”。
　　冯玉祥将军中年丧妻，身边也带着一群未成年的孩子，急需重新组织一个家庭。那时不少人家的姑娘都想嫁给这位率领千军万马，在沙场上冲杀的将军。一时间，上门替冯将军做媒的或亲自求婚的人几乎是络绎不绝。当冯将军问及这些姑娘们为什么要嫁给他时，她们的回答是：“因为你的官大，和你结婚就是成为官太太了”或“你是英雄，我爱慕英雄”等之类的话，听了她们那酸溜溜的回答，冯将军都一一摇头谢绝了。
　　求亲中最令人注目者要算陆军元帅曹锟的千金。一天，曹锟派副将到冯将军寓所，向他表明了曹元帅愿将千金许配给将军，冯玉祥一听，就觉得倒胃口，碍于情面，又不好直接拒绝，只好婉言谢绝道：“元帅厚爱，我求之不得，只是需得千金过门之后，必须委屈她做到三条：一不许穿绫罗绸缎，只穿粗布衣裳；二纺纱织布；三要精心抚养前妻的三个孩子。”这三条一出，曹家千金自然也不会接受。
　　而冯玉祥将军与李德全女士的婚事经人介绍，一拍即合。李德全女士也是贫苦家庭出身，父亲是一位牧民，靠省吃俭用供女儿读书，后考入京师女子协和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女中任教。
　　1924年，李德全女士与冯玉祥将军结婚。婚后的一天，李德全问冯玉祥为什么喜欢她，冯玉祥立即答道：“我喜欢你的天真率直！”接着冯玉祥反问妻子李德全为什么要嫁给他时，李德全笑着答道：“是上帝怕你不为民办事，派我来监督你的。”此时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冯玉祥共有三子三女。大儿子冯洪国，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张自忠、吉鸿昌一道抗日；二儿子冯洪志与蒋经国是留苏同学，二人交谊很深，现为中籍科学家；小儿子冯洪达早年留苏后任北海舰队司令员；长女冯理达，著名病理学家；二女冯颖达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曾留学前苏联到列宁格勒医学院，1950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丈夫吴增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他们有两个孩子都留学到美国；三女冯晓达，1948年同父亲一起在黑海轮船上遇难。
　　全国解放后，李德全女士曾任卫生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
　　冯洪志（1917—）是国际著名的核子物理学家，同时又是材料力学、机械工业等方面的专家。1917年出生在北京，他是冯玉祥将军的原配夫人刘德贞所生。冯洪志在冯将军的10个孩子中排行第二。6岁时，母亲因患伤寒，医治无效，便离开了人世，其后，由继母李德全抚养成人。
　　冯洪志先生12岁时就和他的二姐冯弗伐一同赴苏留学，后转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机械。1941年，中德断绝外交关系，冯洪志便回国到胡子昂任总经理的中国兴业公司任机械工程师。
　　1945年初的冯洪志赴美留学，先进入纽约物理工学院，获取硕士学位后进入加州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经过多年的奋斗，冯洪志终于成为全美高科技领域有影响的科学家。他亲自参加过美国许多大型核电站、核潜艇的重要设备的设计工作，为美国核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冯洪志还担任世界著名的泵业生产公司——沃尔辛顿公司的副总裁。
危险的“胜利”号—冯玉祥之死
　　1948年9月5日，苏联《红星报》最后一版不显眼处，刊登了一条塔斯社的快讯，标题为《“胜利”号轮船发生不幸》：“傲德萨9月4日电：八月初，‘胜利’号轮船从纽约启航，驶往傲德萨……因处置不慎，致使电影胶片着火，船在途中发生火灾。有人员伤亡，死者中有冯玉祥元帅和他的女儿。该船已被带至傲德萨。调查仍在进行中。”这篇报道还说，装殓冯玉祥尸体的灵柩已空运到莫斯科，按照元帅遗孀的愿意，尸体已被火化。死者的几名家眷、苏军和社会代表参加了葬礼，死者享受到了阵亡军人的待遇。
　　这篇快讯引起了俄罗斯黑海舰队老兵奥克佳布里•巴尔－比留科夫的好奇。要知道，在1948年秋，冯玉祥身死“胜利号”，这一事件在西方轰动一时，欧美媒体纷纷报道，但苏联报纸对这一“不幸事件”却讳莫如深。
　　当时巴尔即将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他想方设法打探情况，但除得知已成立一个高级调查委员会外，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几个月后，巴尔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被授予了海军准尉军衔，并再度被派回黑海舰队。虽然他听说关于“胜利”号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但怎样进行的却几乎无人知晓。巴尔后来还打听到，调查在保密状态下持续了几个月，斯大林曾亲自过问进展情况。1949年初，苏联法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秘密审判。“胜利”号上的相关人员被判有罪，后来也没有得到减刑。
　　在1948年秋前往苏联，这对冯玉祥来说绝非偶然。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他准备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如果不是在归国途中遭遇不幸，他也许会在新中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作为未来新中国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意外辞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猜测。
　　由于极想解开冯将军身死之谜，巴尔经过多年锲而不舍地研究查证，寻找与当年事故有关的细节，试图揭示“胜利”号火灾的真相。
　　“胜利”号
　　二战结束后，苏军打捞起一些半沉的德国旧船，在德国造船厂进行了维修，然后将其充实到了苏联商业船队。在这些船只中，有一艘1928年造的班轮“伊贝利亚”号。该船满载排水量为14039吨，全长153米，宽18.6米，高18米，舷高9米，吃水7.49米，航速15.5节（28.7公里/小时）。苏联船队接手后，为它起了个骄傲的名字，叫“胜利”号。在那个年代，它算得上是一艘相当大型的客货两用船，可以搭载旅客340人，并可同时装载4000吨货物。
　　经过改造，“胜利”号的载客量达到了600人。分布于四层甲板的客舱档次各不相同，既有宽敞明亮的高级包间，也有下层甲板狭窄拥挤的小舱。为向乘客提供配套服务，船上设有一个音乐沙龙、数个餐厅、几间宽敞的休息室和其他公共活动场所。在船头和船尾还有六个货舱，可以存放乘客携带的物品和商业货物。这艘船的救生设备不错，约有十条大舢板和大量救生圈。但船上消防设施明显不足，轮机舱内的消防泵只能在局部使用，无力扑灭大火，或扑救船桥及别处的火灾。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船上的办公场所和走廊到处都摆满了灭火器。
　　1948年春，“胜利”号被划归黑海航运局，开始往返于傲德萨和纽约之间，沿途搭载从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回苏联的旅客和货物。“胜利”号船上乘务人员共计199人，船长帕霍洛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海员，从小在海边长大。他的防火助理叫纳博金，接受过专门的防火培训。船上其他指挥人员也都经验丰富，完全能胜任本职工作。
　　归途
　　1948年6月至7月，“胜利”号迎来了航海学校的50名见习生。他们随船顺利穿越大洋之后，7月31日又从纽约启航，随“胜利”号踏上了返回傲德萨的航程。在驶离纽约港时，船上只接纳了323位乘客，277 吨货物。除少量散客外，船上乘客以苏联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工作人员及家属为主。冯玉祥与家人也上了船，他们准备转道苏联前往中国。
　　在海上航行数天以后，船长接到了黑海航运局的电报，命“胜利”号顺路去埃及亚历山大港，接收从埃及遣返回国的亚美尼亚人，把他们送回格鲁吉亚海港巴统。8月22日，轮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向巴统驶去。船长随即向局里报告说，他接纳了2020名遣返人员、6名苏联驻埃及使节及其家属，同时又装上了1500吨货。在八月最后的几天，“胜利”号终于靠上了巴统的码头。
　　8月31日，“胜利”号折返向西，驶向通往傲德萨。因大量亚美尼亚人离船，船上的旅客此刻只剩下310人。9月1日中午一点，位于傲德萨的黑海航运局电台接到船上发来的航行报告，说“胜利”号已经驶过新罗西斯克，9月2日凌晨两点即可抵达傲德萨港。此后，船上的无线电通讯就中断了，但起初并没有人对此产生警觉。
　　直到9月2日早晨，黑海航运局才开始探究无线电静默的原因，并请求出海轮船和沿途港口留意该船行踪，但没有人与“胜利”号取得过联系，也没有听见过“SOS”信号。航运局感觉事情不妙，连忙向黑海舰队求援，几架海军航空兵飞机随之被派到海上。当天晚上九点钟，一位飞行员在空中报告说，在雅尔塔东南70海里处，发现了已被烧焦的“胜利”号，轮船周围还有五条载满人的舢板。接到通报后，救援队立即从费奥多西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出发，火速奔向出事船只。
　　大火
　　“胜利”号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苏联官方后来的说法是：9月1日13时，“胜利”号班轮驶经新罗西斯克后，继续驶向傲德萨。当时的天气不错，可谓风和日丽。见船将驶向终点，代理放映员、无线电技师科瓦连科决定，将电影胶片收拾一下，以便靠岸后将影片送回文化基地。为此，他叫来了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请他在放映完毕后帮忙缠胶片。
　　电影胶片平时存放在船中部的一个小库房内，它的旁边是一些新近设立的三等客舱。电影胶片一部分装在铁盒子里，另一些准备倒片的胶片则敞开放在桌上。除了许多部电影胶片外，这坐库房里还存放了大约两千张留声机唱片。在用手摇装置倒胶片的过程中，因机械部件摩擦而迸出火花，进而引起胶片起火。火星又引燃了旁边放着的胶片，火焰几秒钟就充满了整个库房。
　　见身上的衣服也被点燃，斯克利普尼科夫赶忙跳出库房，返身关上了库房的门，并一边高喊救火，一边向走廊另一头跑去。此刻，库房内炽热的气流冲倒房门，灼热的火焰吞食着走廊的地毯和胶合板舱壁。强烈的气流裹挟着火势，沿走廊到达了软梯旁。火焰顺着软梯进入上一层甲板的前厅，从那里进入两个垂直的楼梯竖井，并以极大的吸力迅速升至最上层的船桥。几分钟内，火焰包围了轮船的中部，包括领航室、驾驶室、电台室、船长和领航员休息舱。随后，火焰开始四处扩散，旋风般蚕食沿路的住所，冲击救生艇甲板，并逼近货舱和轮机舱。
　　值班报务员韦杰涅耶夫被火焰包围后，从无线电室的舷窗跳出，没能来得及发出求援信号。船长得知此情形后，命令以备用电台发出SOS信号，但可惜它已在领航室被烧毁了。过了一段时间，船首的船铃才向全船发出火灾警报。接到火警以后，在轮机长兹沃罗波的带领下，轮机班人员在机器旁用水龙顽强堵截火势。在火势刚起时，就有部分船员开始抢救乘客，一些救生艇和舢板被放入水中。大多数妇女和儿童被放入了五条舢板，并把船划到了安全距离，男乘客则在船上帮助灭火。
　　经过全力扑救，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船虽能独自航行，但损伤却十分惨重。在轮船中部的上层建筑和驾驶桥楼，所有木质壁板完全被烧毁，金属壁板和构架则已扭曲变形。散步甲板上的所有餐厅、沙龙和其他舱室皆被烧毁，其他各层甲板的客舱、沙龙、餐厅、船务场所也遭到损坏。船头货舱被火花点燃，幸好灭火及时，火势才没有继续扩大，但大部分旅客携带的物品已难以挽回。轮机舱不透水隔墙发挥了作用，顽强地把火焰挡在了舱外，才使船头和船尾得以幸免。
　　除去物质损失之外，火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其中大多数都是在烈焰袭击客舱的最初几分钟倒下的。全船有40名乘客在火灾中丧生，两名乘务人员也被夺走性命：一位是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另一位是身着新潮尼龙服装的餐厅女服务员贡扬。在死难者中，有19名为妇女，15人为16岁以下的儿童。
　　9月3日，当救援人员靠近事故船时，船上的大火已基本扑灭。9月5日，“胜利”号驶入傲德萨港，获救乘客被转移到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轮船上。
　　人为？
　　在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还提出，火灾也有人为破坏的可能。调查人员推测，在亚历山大港口有大量乘客上船，一些破坏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其中，从而蓄意引发了火灾。这个假设的依据是，这批遣返回国人员上船后，在船上不同地方都发现了一种块状物体，像是某种矿石。它们在燃烧时可以放出蓝色火焰，并能达到很高的温度。苏联国家安全人员涅普里亚欣当时也在船上，他出于职业习惯拿了一块去琢磨，但他本人在火灾中丧生。也许是由于普里亚欣已死，调查机关并没有按人为破坏说继续追查下去。
　　司法部门经过反复研究，最终认定火灾的主因仍是电影胶片起火。因此，编外放映员科瓦连科、船长帕霍洛克、两名船长助理佩尔舒科夫和纳波金、电台台长韦杰涅耶夫、甚至岸上的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和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都被收监。调查前后持续了大约5个月，黑海航运局海事检察长、著名船长格里戈尔也被请到法庭作证。1949年2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水运庭专程赶往傲德萨，开庭审理。庭长乌斯片斯基会同各检察员和律师，就火灾所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对“胜利”号船上领导人员提起了诉讼。
　　在当时那个年代，世界电影业普遍使用的是硝化纤维素胶片，它除了柔软、可塑、图像清晰之外，还有一个要命的缺陷——易燃。因为化学成分与火药十分接近，当把这种胶片加热到40度时，它就会像火药一样猛烈燃烧。当时的老放映员时常开玩笑说，太阳光一照都能把它点燃。鉴于这种情况，当年制定了极其严格的防火规范。因而法庭指出，火灾的起因是船上指挥人员和编外放映员的人为过失，是其粗暴违反防火安全规范的恶果。
　　在不完全否认“胶片因摩擦起火”的判断的同时，法庭还得出另一推断：火灾跟死去的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有很大的关系。法庭经过调查后确认，在此次航程启航前，在明知船上只有一个可存放8部电影胶片的专门储藏室的情况下，船长帕霍洛克和消防助理纳博金竟无视安全隐患，一下子就接收了41部宽胶片电影，并将这些易燃的胶片放在了不具备防火条件的下层甲板客舱之间。斯克利普尼科夫是放映员科瓦连科叫来帮助倒片的，但这名水手对电影胶片的常识却一无所知。而身为船上的消防负责人，纳博金既没有让船员进行过消防演练，又对违反消防安全的现象不闻不问，许多船员竟然连灭火器都不会用。
　　因火灾让苏联政府极为被动，法庭对火灾直接责任人给予了重判：纳博金被判处监禁25年，船长帕霍洛克和放映员科瓦连科为15年，政工助理佩尔舒科夫10年，报务员韦杰涅耶夫8年。岸上人员因属间接有罪，所以进行了从轻处罚：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被收监两年，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在原单位劳动改造一年，并扣除其间25%的薪水。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胜利”号从纽约出发前，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胜利”号即将离港前，纽约当局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求对“胜利”号进行全船消毒。尽管船长提出了强烈抗议，全部船员还是被迫在旅馆里住了两天。美国人强行登上“胜利”号后，他们的行为并无人监督。此外，一对准备离开美国的苏联外交人士夫妇发生了争吵。女人叫喊着不愿回国，执拗地跳窗而逃，美国人马上把她救起，并严密保护了起来。而她的行李此时已装上了轮船，恰恰位于船中部起火的位置。最为蹊跷的是，在“胜利”号实际发生火灾之前，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提前播报了火灾的消息。
　　未解之谜
　　当斯大林得知冯玉祥遇难的消息时，他正在黑海边休假。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毋庸置疑，您是正确的：在亚美尼亚移民中有美国的情报人员，是他们在搞破坏。”在随后的几封电报中，他又陆续汇报了所采取的措施，并说已下令特工机关深挖间谍的行踪，但巴尔并没有找到更多这方面的后续信息。
　　因战争造成大量减员，苏联战后急需劳动力，政府不仅临时废除了死刑，还号召侨居国外的人回国参加建设。1945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一条命令，让流亡海外的亚美尼亚人重返故土。从1946到1948年，遣返苏联的亚美尼亚人超过了10万。但在“胜利”号发生火灾后，苏联部长会议于1948年9月14日做出了停航决定，完全彻底地阻断了亚美尼亚人的返乡潮。
　　遭受火灾的“胜利”号被修复后，仍旧行驶在黑海航运局各条国内外航线上。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仍被视为该局最好的海船之一。一直到1977年，“胜利”号的名字才被从船队的花名册中删去。
军歌见证冯玉祥的指挥艺术
　　军歌是凝聚军心、激发斗志的军旅共同语言。一支战斗部队唱一次军歌，就等于上一堂政治课；唱一次军歌，也等于磨砺了一次钢刀，激励了一番情怀。
　　冯玉祥将军深知军歌的作用。在那个烽火年代他写了很多的军歌。现在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这些军歌，从一个侧面来领略将军带兵打仗的风范。
　　自1912年始，冯玉祥带领的部队中，流传着许多首冯玉祥作词的歌曲，最主要的有3首——《射击军纪歌》、《战斗动作歌》、《利用地物歌》。冯玉祥要求官兵在出操、训练来回的路上，首先唱这3首歌，如果唱毕尚未到操场或营房，再唱其他歌。为什么冯玉祥会写这3首歌呢？
　　1912年2月19日，冯玉祥到陆建章处，正值陆编练左路备补军5个营。陆委任冯玉祥为第2营营长，并让他自己招募兵员。冯玉祥在景州(现景县)亲自招募，要求身体健康、素质淳朴。这一营人的训练由冯玉祥自定计划，除按陆军课目正规训练外，加设拳击技术班、器械体操班，并编了《八百字课本》、《六百字课本》，供士兵学文化，同时他还编了歌曲教全营唱。在他训练这一营人的时候，第80混战团(即冯曾任过管带的原80标)正于百灵庙作战。他写信给该团的老朋友们，探问作战实况，并问及以前的训练是否适合实际作战的需要。该团1营营长王石清、2营营长郑金声等都按实际作战的详细情况作了回答。冯玉祥研究了这些信件的内容，认真修改训练内容和计划，并把要点编成歌曲教唱，使士兵易于通晓，便于记忆，以提高部队战斗力，减少战时的伤亡。
　　《射击军纪歌》(共5段词，附第一段)：射击军纪重要，皆须确实施行。虽在敌火之下，务要坚韧沉着。力求发扬枪火效力，时常注意利用地形，时常注意利用地形。
　　《战斗动作歌》(共5段词，附第一段)：战斗动作切要，目兵(士兵)均须牢记：一闻前进命令，奋勇不顾敌火。战友伤亡取其子弹，如无命令不得顾之。
　　《利用地物歌》(共2段词，附第一段)：战斗时，重射击，杀敌为第一。选择地物遮蔽身体最忌是蚁聚。留神小排指挥地域，不可擅离。攻击之时切莫占据难超之地，碍邻兵发枪击，要注意。
　　冯玉祥很重视军民关系。他为搞好军民关系，1922年编了一首《爱百姓歌》。他在谈到为何编这首歌时写道：“我在国民军时候，新兵入伍，首先教他们一首《爱百姓歌》，使他们一当兵就知道军民是怎样的关系，那他们以后再不敢欺压良民。而这样国民军也能得到民众的爱护。我想这个歌是有大作用的。”他讲到一次由常德开拔到津市，在大雨滂沱中，兵分5路。“人马车炮肃静整齐，完全照着预定计划，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后来遇见常德各界绅商，谈到那次我们开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平常的行军演习，口口声声地夸奖。在那时的军队中是难有的。我觉得国家养军队，责任就在保护人民。不惊扰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么可夸的？”
　　《爱百姓歌》(共2段词，附第一段)：军人须知爱惜百姓，我之粮饷民所供。食民之膏衣民之脂，遇有祸患我们保。平内乱，御敌扰，不使百姓受苦恼。纪律严，名誉好，军民一体国之宝。
冯玉祥·名人幽默
　　冯玉祥生平读书十分用功。他当士兵时，一有空就读书，有时竟彻夜不眠。晚上读书，为了不影响他人睡觉，就找来个大木箱，开个口子，把头伸进去，借微弱的灯光看书。冯玉祥担任旅长时，驻军湖南常德，规定每日早晨读英语2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祥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
　　冯玉祥对不遵守时间的人深恶痛绝。1927年，因为汪精卫不守会议时间，开会经常缺席、迟到，冯玉祥一怒之下，编成一副对联送给了他：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陈凯歌(饰 冯玉祥)当年冯玉祥有个军事顾问叫乌斯马诺夫。他特别喜欢打听西北军的事情，还常常缠着冯玉祥问这问那。开始问一些西北军的一般情况，渐渐涉及行政的人事安排。这天乌斯马诺夫又向冯玉祥问一些事，冯玉祥不悦地说：“顾问先生，你知道在我们中国，‘顾问’两个字当什么讲吗？”乌斯马诺夫摇了摇头：“不知道。”冯玉祥告诉他说：“顾者看也，问者问话也。顾问者，就是当我看着你，有话问你的时候，你答复就是了。”
　　抗战时期，冯玉祥居住在重庆市郊的歌乐山，当地多为高级军政长官的住宅，普通老百姓不敢担任保长，冯玉祥遂自荐当了保长。他热心服务，颇得居民好评。有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借用民房，借桌椅用具，因不满意而横加指责。冯玉祥身穿蓝粗布裤褂，头上缠一块白布，这是四川农民的标准装束，他见连长发火，便弯腰深深一鞠躬，道：“大人，辛苦了！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差事实在不好办，临时驻防，将就一点就是了。”连长一听，大怒道：“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保长架子可不小！”冯玉祥微笑回答：“不敢，我从前也当过兵，从来不愿打扰老百姓。”连长问：“你还干过什么？”“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团长也干过。”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说：“你还干过什么？”冯不慌不忙，仍然微笑说：“师长、军长也干过，还干过几天总司令。”连长细看这个大块头，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你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委员长处分！”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在这里我是保长，理应侍候大人。”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匆匆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