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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要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也是一个钢铁大国。中国钢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经济建设成就的剪影。
作为京城首户的首钢总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历经建国后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也沒有突破年产200万吨钢的规模。改革开放之后，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首钢不仅以其承包制的成功推行名满华夏，而且以其年产钢铁逾800万吨的产业规模跻身中国钢铁三巨头之列。
25年的铁水钢花，映射的不仅是中国的钢铁产业，它也写照了钢铁中国的巨大历史进步！当然，中国国有企业体制的重塑和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还远未臻于至善,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以钢为纲的中国
1978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从1949年到1978年，毛泽东及其接班人的时代，以钢为纲的钢铁情结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情结根深蒂固。
1） 钢铁的国度
称中国是一个钢铁的国度有两重涵义：一是借喻其产业发展的特征，一是借喻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特征。在经济发展的层面，整个毛泽东的时代都处于短缺经济的饥渴之中，物资极度匮乏，大量生活必需品都需要凭票供应。1949年，中国的农业增加值占据全国GDP的半壁江山，工业比重只有20%。钢铁产量仅15.8万吨。新中国就是在这一钢铁几乎为零的起点上启动了其工业化的进程。年轻的共和国大厦急切地需要成千上万吨的钢铁栋梁！钢铁何其重？无纲目不张！
在社会经济体制的层面，整个毛泽东的时代都燃烧着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用铁板一块来形容思想上的禁锢和体制上的僵硬是再恰当不过的。经济用国家计划来统一；社会用阶级斗争来统一；头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高度划一的计划经济使武汉市计委的同志要带着一大堆气象资料到北京向国家计委的官员申诉理由，因为武汉天气太热，故而生产夏季汗衫的计划盘子应予增加。
2） 三起三落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大的起落：第一次经济灾难继发于大跃进（1958--1961）, GDP的增速从1958年的峰值21.3%跌至1961年的谷底-27.3% 。GDP的总量也在1962年跌回1958年前的水平，经济倒退5年。第二次经济灾难爆发于文革浩刧（1966--1969）, GDP从1966年之前连续几年的两位数增速跌至1967年的谷底-5.7% 。GDP的总量也在1968年跌回1965年的水平，经济倒退3年。第三次经济低潮受制于文革余波，从1972年到1976年，GDP增速从3.8% 振荡走低至-1.2% ，形成每况愈下的三个谷底。钢铁的痛苦轨迹与GDP如出一辙，只是起伏更为剧烈，涨时势更猛，跌时情更惨。显然这三起三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波动，完全是外生的变动。不是看得见的手兴风作浪，也不是看不见的手暗中作祟；而是统帅之手翻云覆雨，政治之手生杀予夺。
3） 大跃进—以钢为纲的极致
大跃进以钢为纲并将其推到极致。大办钢铁动员了一场全民运动，报纸公布约有6000万人汇入了这场失去经济理智的浪潮之中。大炼钢铁、当年翻番的手段是大建从3立方米到55立方米的小高炉、小土炉。全民大办钢铁, 本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结果事与愿违，变成少慢差费。以军事思维和统帅之手来计划并“指挥”经济生活，败局自然难以避免。最终报废的小高炉约有5--6万立方米，小矿山、小焦炉也随之弃置，形成巨大的浪费。举全国之力不过使钢铁产量摸高1866万吨，随后又回落到四、五年前600多万吨钢的水平，并不得不开始推行持续数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大跃进后期，毛泽东批示推出了所谓的“鞍钢宪法”，以此明确其在中国办工业、办企业的重大原则并在全国一切大中城市、大中企业推广实施。“鞍钢宪法”的五项原则是：实行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规章制度，），不断开展技木革命和革新。试想：如果假以遮天的政治之手、政党之手、群众之手，哪还有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余地？“鞍钢宪法”把政治经济的手法披露得神龙活现。
为治理在大跃进期间被搞乱了的企业，中共中央提出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著名的《工业七十条》。 《工业七十条》强调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五定”“五保”把计划经济的手法刻画得淋漓尽致！
自196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这场浩劫就在所难免。夺权、武斗和停产使经济建设遭受巨大的冲击。钢铁工业作为文革的重灾区，在1968年跌至900万吨钢产量的谷底，倒退到四年前的水平。钢铁系统的政治化和军事化愈演愈烈。早在1964年，钢铁系统就从解放军调来一批政治干部，纷纷设立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大力突出政治思想工作，学习解放军。文革中，钢铁系统又纷纷将公司、厂、车间、工段、班组改为师、团、营、连、排等军事编制。
在“革命大批判”中，钢铁工业的四个“黑帅”遭到猛烈攻击。这四“帅”是：“一长挂帅”（厂长负责制），“技术挂帅”（总工程师制，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经济核算制），“钞票挂帅”（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所有与之相关的规章制度，统统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管、卡、压而被废止。
中国的钢铁工业在文革的劫后余波中，在阶级斗争的缝隙中顽强地伺机循势发展。从1969年到1973年连续5年实现可观的增长，平均每年新增300多万吨钢铁，从而达到2500万吨钢的水平。后来的文革余波（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使钢产量两度跌近2000万吨的支撑线。神龙归天之后，中国的钢铁工业在计划为王，阶级斗争为纲的最后夕照中奋力跃上了3000万吨钢的高台。
2、 钢铁业的升华--跃上2亿吨钢的高台
上亿吨的钢铁曾经是中国人难圆的梦。曾几何时，1亿吨的钢铁就踩在脚下，2亿吨的黑色宝藏探囊可取，3亿吨的沉重巨影也已经投下。钢铁并不等同于财富，但钢铁有了、多了，财富大厦就指日可建！
1）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包括坚持两个“凡是”的短暂的华国锋执政时期）。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两只手在叱吒风云：一只是统帅之手，一只是计划之手。两只手也常打架，通常是统帅之手更更具权威和力量。邓小平及后邓小平时代或许有三只手在耕云播雨；一只是市场之手，一只是计划之手，一只是政治之手。
通观这25年的经济增长波形，大起大落的现象已经消失，呈现的是持续较快的健康增长态势。但政治之手的干扰还是留下了明显的硬伤印记：“八九”政治风波造成GDP增速连续两年低于5%。计划之手的雕琢痕迹也十分显明。1979年初，中共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的八字方针。总的原则是让钢铁让路，优先把资源配置到易出成果、速见成效的领域。为实现结构的轻型化，中央将1985年6000万吨钢的规划指标大幅压减到4000万吨。计划调整的结果是，钢铁业增速连续三年迅速走低，1981年跌至负增长的谷底 (-4%) ，GDP增速也跌至5%。随后经济才渐渐恢復元气，走上正轨。但钢铁产业的相形滞后在一段时间内显现端倪：1984年至1987年中国迎来了它第一轮钢材进口的高峰，年进口量连续超过1000万吨，1985年的进口量更是高达1963.5万吨，为同年钢铁产量4679万吨的4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9年和2000年，国家要求钢铁企业减产10%，除了天子脚下的首钢在1999年被迫减产10%之外，其它任何企业都未就范，照行其素，全行业产量增势仍锐不可挡。行政计划的威力已经风光不再了。
25年来，钢铁的增速呈现两头特高、中间波平不惊，略低于GDP增速的态势。钢铁业的发展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很大。1993年国家开始实施宏观紧缩政策，钢铁的增长随之下滑到5% 之下。总体而言，钢铁业25年的平均增速为8%，略低于GDP的9% 。钢铁增速多落于5%--10%的区间，摸高即落，触底即回。这一轮高于15%的增长异乎寻常地持续了三年，后市如何，拭目以待。
2） 25年钢铁业的三级跳
25年内，中国钢铁从3000万吨起步连续跨越了三大台阶：
（1）5000万吨台阶。从1978年至1986年，历时8年，达到5221万吨的水平，平均每年增产约280万吨。
（2）亿吨大关。从1986年至1996年，历时10年，跨跃了1亿吨钢产量的大关，平均每年增产约480万吨。
（3）2亿吨高台。从1996年至2003年，历时7年，跨越了另一个亿吨钢的雄关，平均每年增产1430万吨！这一轮钢产量的暴涨之势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特别是晚近3年，每年的钢铁新增量平均达到2380万吨！
中国钢铁的数量扩张能力已毋庸置疑，剩下的问题是品种、质量、效益和环境。
3） 中国改革的实证特点
25年改革的进程无不深深打上邓小平个人风格和魅力的印记，无不处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干部管理原则。
（1） 改革的价值观--成功至上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理想第一、主义至上的绝妙写照。为了这个主义，人们斗得要死，穷得要命，被文革折磨得死去活来。“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实践第一，成功至上的生动格言。为了逮住老鼠，主义必须与时俱进，或者说，逮住老鼠就是最好的主义，最大的政治。
成功的改革不一定是理想的。理想模式往往会窒息改革的活力。成功的改革肯定不乏瑕疵，追求尽善尽美只会把改革推得遥遥无期。共产党的具体政策为什么老爱变，改革工作为什么老要试？因为圆满的结局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修改完善的动态过程。
成功的改革不一定是公平的。公平的理念往往会扼杀改革的生命。成功的改革肯定有失公允，端平了一碗水还会有改革的涟漪和激流吗？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一再主张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特区开发区和优惠政策的道理。
成功的改革不一定是高效的。过分追求效率和效益是不现实的。实践中能行的多为至多是次优的方案，其实方案可行即可，优化是以后的事，优化是一个过程，可能还相当长。中国的体制是为稳定执政所设计的，而不是为高效行事设计的。中央、地方及大中型国有企业各有四套领导班子围绕同一个中心运转。它们是：党委，人大（董事会），行政班子（经营班子），政协（监事会）。这样的层床叠屋的管理架构，可以保证事情办成，但不能保证事情办快；可以保证事情办得正确稳妥，但不能保证事情本身合理可靠；可以保证办事的人没有责任，但不能保证被办的事情没有风险。
简言之，中国25年的改革是成功的，这是最重要的。但它肯定不是公平的，也不是高效的。
（2） 改革的方法论—试错求解
改革不能坐而论道。想好了再干固然很好，但碰上一道有争议的难题，冥思苦想也难破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能会熬上很久还不能动弹。不如“摸着石头过河”，干起来再说，走一步看一步，看一步走一步。不难理解中国各级政府为什么特别热衷于搞试点。凡事先试行，见错即改，见坏即收，见好便推广实施。在发展中碰到的问题，用发展的措施在发展中予以解决。
（3） 改革的程序—先易后难
柿子挑软的吃，事情拣容易的做。所谓“图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比，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易行。所有制与市场机制相比，市场改革相对易行。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相比，农村改革相对易行。改革能抓住要害固然好，但攻坚战可能旷日持久，委决不下，难求一逞。何如立即着手先做能做的、可以立竿见影的、大家认同的、性价比高的、边际效益大的事情。
中国的改革不是除旧布新的“休克疗法”，而是一个缓冲过渡的渐进过程。典型的做法是容忍新旧并存的双轨制，而避免过强的抵制改革的阻力和过大的社会经济振荡。改革增量而不马上触动存量。对新的一族加以快鞭，对旧的一套施以缓手。让新的力量迅速成长壮大，让旧的事物逐渐消亡。
4） 25年企业改革的三部曲
（1）经营责任制的改革。这是最容易启动的改革，不伤筋动骨，只是放权让利，其实并不损害任何一方的既得利益。具体改革的力度可大可小，范围可宽可窄。经营责任制的改革逐步瓦解了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的模式。
钢铁行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始于上海。1978年，上海冶金局提出全行业利润基数包干，超额分成的承包方案。后以年上缴国家11.2亿元利润，超额部分再上缴60％的方案与国家“成交”，一定5年不变。至1981年，全国有17个省市实行地区行业性总承包。更有甚者，从1985年起到1990年，国家对全钢铁行业实行投入产出包干制。具体由冶金部对国家实行“五包”：一包上缴统配产品任务，二包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品种，三包降低能耗，四包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项目的总投资、总进度和总效益，五包提高经济效益。
行业承包最终要落在企业头上。钢铁企业纷纷而起实行利润包干、亏损包干等多种形式的承包。首钢把承包经营责任制做到极致，做成范例在冶金系统推广。1987年，国务院决定全面推行承包制。至1988年，全国县以上全民所有制钢铁企业承包面已达87％。大型钢铁企业无一例外实行了承包。其主导形式为“三包一挂”（包上缴利润增长，包技术改造任务和企业发展规模，包上交指令性产品，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承包期一般为四、五年。
90年代初期，国家逐步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分利的办法，以期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制度。承包经营责任制最终在1995年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之前，还有相当一部分钢铁企业实行了一段时间的“税利分流、税后承包、税后还贷”的承包办法。
承包制的优点：［1］旧体制内改革的利器。灵活易行，可在很大的尺度内酌情放权让利，较好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之间的关系，激励企业和职工努力创收，快速发展。［2］在新体制下也可利用。承包制所界定的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这种做法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常用的，只是所涉及的具体合同内容不同罢了。
承包制的缺点：［1］承包制只涉及机制，而不触及体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企业并非独立自主的法人，政企依然不分。［2］承包制通过一对一的讨价还价的谈判方式确定承包的各项指标和条件，因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难以规范和体现公允。同时政府作为外部人，实际上会受制于内部人。［3］承包制容易诱导企业的短期行为。
（2）价格机制的改革。企业行为不是为计划所主导，就是为价格所左右，当然也会被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所扭曲。价格机制改革的政治风险大于经济风险。中国推行了长达十年的价格“双轨制”, 以期较为平缓地实现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机制的过渡。
价格的双轨制来源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双轨制。80年代初期，国家允许钢铁企业超指令性计划的增产钢材在市场上议价（高于国家定价）出售。1984年5月，国务院又允许国有钢铁企业另切出2％的计划内产品自销，但自销价不得超过国家定价的20％，第二年自销限价被取消，钢铁产品开始全面实行价格双轨制。计划钢材的比例逐年递减，1992年萎缩到20％（其中计划价占5％，指导价占15％），1993年缩小到7％。至今还未走出计划轨道的只有电力行业。国家于1993年放开了煤价，但对火电用煤仍由国家计委指导定价，煤炭的这种“犹抱枇杷半遮面”的窘境一直持续到2001年。但电价却一直由国家掌控。即使现在电力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五大发电集团的电价依然由国家发改委定夺。于是，当“计划电”遭遇“市场煤”的时候，冲突便不可避免。
考察中国价格指数的变动，不难看出，十年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价格水平的提高。在计划价格主导的前半期，居高不下的投资增长并未泛起物价的波澜，而在市场价格主导的后半期，高强度的投资增长明显带起了总的物价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波形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波形相位一致，均比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波形超前一年。
中国的价格双轨制不只限于变计划产品为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其实也包括土地、证券和货币资金的市场化进程。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价格落差形成巨大的灰色财富，提供了诱人的寻租机会。多少人中饱私囊，一夜暴富…但是，价格改革终于渐入佳境，逮住市场这只老鼠是最重要的！
（3）企业制度的改革。企业改革不能只在经营机制上做文章，最终必然要对基于产权制度的企业体制伤筋动骨。
1992年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主战场还在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其目标是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国务院的《转机条例》具体明确了企业应该享有的14项经营自主权。
1993年向现代企业制度进军的号角奏响。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小平同志南巡之后加快了步伐，国家陆续公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及有关法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此后，改革的调门越来越高：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可以而且应该具有多种实现形式，股份制可以采用。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改造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把国有制演进到公有制再演化到共有制（股份制和混合制），“放权让利”的传统企业改革版本便最终会升级到“确权分利”的现代公司制度。
中国国有钢铁企业的公司制改革起步较早。早在1994年底，冶金行业就有42家股份公司，其中上市公司8家。至今，大中型钢铁企业大都在形式上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所谓“形式上”建成是指，非股份化的国有钢铁企业都注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团队一应俱全，法人治理结构像模像样，规章制度健全规范。但问题是，公司多为国有独资，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都是执政党组织部选派的好干部。董事不是股东，而是党委常委。经理按党的章程行动，而不是按市场的游戏规则运营。这就好像剧本是上乘的，剧院是上佳的，但演员是客串的。政企也是藕断丝连，人的关联是最根本的。只要领导人是政治动物，企业就不会有正常的经济行为。
5）25年的产业成就
（1） 基本制造能力一发惊人
25年河东河西。90年代后期，中国的制造能力不动声色地释放出来，居然让庞大的市场难以消纳，从而彻底改写了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大多数行业生产能力偏大，产品供过于求。家电产品从无到有也趋于饱和。电脑自1990年年产8万台起步，至今已达到年产1464万台的规模，年均增速达到54%。手机的生产和消费均起步很晚，到2003年底，手机用户已超过2.6亿户，全年生产手机1.6亿只，增长49%，与用户增长相比，供过于求的态势俨然形成。
25年来，GDP年均增长9.3%。粗钢增长了4.7倍，年均增长7.5%。电力增长了5.4倍，年均增长8%。水泥增长了10倍，年均增长10.6%。原煤产量在1989年跃过10亿吨大关，1993年以后，实施了"三年放开煤价。三年抽回亏损补贴，建立贴息贷款专项资金用于转产分流、减产提效"等新经济政策，原煤产量于1996年达到第一个峰值--13.97亿吨，形成库存积压、供过于求的态势。因此，国家实行总量控制，几年不开工建设新井。煤炭行业遂出现负增长，“九五”期间年均-6%。2000年，原煤产量跌回10亿吨下。
20世纪的最后5年，粗钢和电力的增长速度均放缓到年均6.1%，原油的增长仅1.7%。电力也出现了季节性供大于求的情况。然而，市场风云难测，商场峰回路转。曾几何时，煤钢苦多，不到一年工夫，行情彻底反转。2002年，国家经贸委还明文限产--原煤产量要控制在10.5亿吨，而2003年的原煤产量就冲破16亿吨，创了历史新高，整整高出1996年峰值2亿吨。即便如此，举国还一片“煤荒”的恐慌，煤价疯涨。
（2） 投资扩张能力形成粗放之势
在80年代初期，中国的投资扩张能力很弱，因此，钢铁元帅还得让路，让轻工业先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制造业的能量充分集聚，投资扩张能力今非昔比，已经形成粗放之势。
投资规模大。目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突波5万亿元RMB的水平。虽然人均水平不高，但总量已今非昔比。在80年代初期，钢铁业投资的比重要占5%, 每年投资量不过40至50亿元RMB，按价格指数折算成现价也不过150至200亿元RMB的水平。近年来，钢铁业的投资比重不到2%，但2002年投资额已超过700亿元RMB。每年应可形成2000万吨铁、钢、材的新增产能。
投资增长快。 中国的投资靠居高不下的投资率和招商引资支撑。25年的平均投资率达到35.4%，2002年更是突破了40%，达到42.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19%, 钢铁业的投资增长率为12%。若考虑投资价格指数则全国的投资增长率为12%, 钢铁业的投资增长率为5.2%。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水平的提高，钢铁的权重渐渐减轻。中国GDP的高位增长主要靠投资推动，即增长方式主要是粗放式的。而且随着投资力度的提高，投资产出效率相应会降低。应该指出，就钢铁的投资产出效率而言，随着投资的增加，钢铁产量的投资产出率不会降低，而钢铁产业的附加值率一般会有所减小。
投资层次低。中国的投资大多沉淀在建筑物上，1997年的比重为60%, 2001年为62%。相形之下，美国1999年的比重是42%。中国的另一大块投资花在机械设备制造业，要占1/4。而美国的计算机及数据处理和汽车制造业合占其总投资的1/5。这样的投资结构自然就会形成一些特殊的经济景观。要建房子和基础设施，就需要钢和水泥，机械设备也是吃钢大户，于是钢和水泥的需求旺盛。中国钢材的板管比一直较低，80年代为 ，现在的水平是 ，与发达国家的水平有相当的差距。而建筑钢材的比例高达 ，这是与中国自身需求高度适应的。接下来的问题是电力，制造业是耗电大户，要用去中国70%的电力。而现阶段中国又以火力发电为主，要占到80%以上。于是煤就粉墨登场了。钢要用煤，水泥要耗煤，电要吃煤。经济一热，煤就火了。